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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到了不惑之年,一个观察者表达了他的困惑 | 深圳和它的 40 年⑤

文化

深圳到了不惑之年,一个观察者表达了他的困惑 | 深圳和它的 40 年⑤

孙今泾2018-07-26 00:30:51

“当我们讨论深圳的时候,也是在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

深圳对“特区”身份的焦虑从 199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它的爆发是在多年后,借着一篇发表在网络论坛上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我为伊狂”是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呙中校,他在 2002 年年底写道:深圳人的失落与迷茫溢于言表。文章惊动了不少人。

起因是一则中兴和华为搬迁的传闻,当时深圳最大的两家高新技术公司可能要把总部搬去上海。外迁的传闻也波及到了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两家 1987 年、1988 年从蛇口起家的金融公司,深圳金融业的本土代表,但在 2000 年后,不断有消息称,它们也要迁往上海。还有沃尔玛,少有的把中国区总部设在深圳的外资企业,这回不是传闻了,它确实打算把采购总部北迁。

除此之外,和上交所几乎同时成立的深交所已经两年没有发行新股,而起初计划中的创业板迟迟没有获批的迹象。证券机构的分析称,人们对深圳金融市场已丧失信心。即便放弃和上海分庭抗礼,在华南地区,深圳也不能算作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在广州设立了分行,所辖范围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三省。而在深圳的,只是分行下属的一个中心支行。

深圳不像过去那么吸引人了,人们对此感同身受。《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1-2005 年,深圳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降到最低,仅为 3.4%。在高峰期的 1991-1995 年,增速有 21.8%。

“抛弃论”引起轰动时,金心异还没见过呙中校,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一年后,在华强北的一家餐厅。但对于深圳 1997 年之后的发展,他们在网络上的论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金心异持有不同看法,“全国人民不但没有抛弃深圳,反倒蜂拥来到深圳。”他在 2003 年写了一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否定了搬迁的传言。

这篇极具金心异特色的评论同样列举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弊病,和呙中校指出的一样:改革迟缓、行政效率低、城市环境糟糕。不过,金心异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唱衰深圳。但他谨慎的乐观显然没能像他的朋友那样引起共鸣。

深圳人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更热衷谈论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他们并不谈论生活的细节,或者旧时代的优雅,他们喜欢谈论未来。第一代的深圳人一手参与了城市的建造,他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决策影响之外,深圳人可以、也应该参与决定深圳的未来。

在 2003 年的深圳,金心异、呙中校和黄东和被称为“深圳三剑客”。他们活跃在一个名为“因特虎”的论坛上,这个论坛 2001 年上线,收录了 5000 多篇关于深圳的讨论文章。黄东和是“因特虎”论坛的创始人,在网络上的名字叫“老亨”。

金心异,呙中校和老亨

金心异,原名张红桥,他借用的“金心异”是林纾对钱玄同的指称,钱玄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却转而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改革者。1997 年,28 岁的河南人金心异来到深圳,在万科公司旗下的《万科周刊》工作。这本企业内刊在当时的影响力不亚于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

2001 年,金心异在网络上发表了《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一篇 18000 多字的长文。他往后对深圳的看法大致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并总结为:一位深圳主义者的袒护和责问。这也是因特虎上大多数民间议事者的特点。

民间议事者在深圳最有信心的几年,金心异三人合伙成立了深商研究会,举办线下论坛,并把深圳问题的民间讨论汇编出版,希望弥补官方报告的不足。深圳政府注意到这些讨论,在 2004 年订购了因特虎的第一本出版物《十字路口的深圳》。订购数 3000 本。

图片来自豆瓣

金心异不是最早获得官方认可的民间议事者。他的论战对手呙中校首先因为《深圳,你被谁抛弃?》在 2003 年受到了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的约见。但金心异对体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他相信接近政策决策者比在网络上发言更能发挥作用。

“我寄希望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是有远见的,是有度量的,是有倾听社会民间的意见的宽容。”他在一次访谈中说。

2005 年,金心异被推荐加入致公党。2007 年,他成为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委员,2010 年成为深圳市政协委员,提交了 8 个提案。2015 年,金心异成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每年提交至少两个“建议”案。

在大部分的提案和建议中,金心异希望深圳被公平对待,他对行政区划上的优先次序和政策倾斜感到不满。不管是全国范围内上海获得政策优待,还是区域内的广州。“用行政手段去消灭竞争,是不明智的作法。”

2008 年,金心异参加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持的座谈会,他建议广东省政府应该和深交所合作,进行创业板潜在上市公司的“培育”。“难道深交所非得搬到广州才是广东的深交所吗?”金心异说,汪洋赞成他的观点,但实际情况没有改善。

同时,深圳被越来越多地提醒,未能抓住 WTO 的机会,及这座城市的作用逐渐只限于区域经济。这一次没有民间议事者,而是政府官员公开表达了对深圳未来的担忧。“可以跟新加坡、首尔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汪洋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说,包括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很担忧,深圳会何去何从。

到了 2011 年,深圳将未来五年 GDP 的增速由上一个五年的 13.5% 下降至 10%,是全国下调幅度最大的一个城市。IBM 在这一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深圳和北京是世界上通勤最糟糕的城市,仅次于墨西哥城。

金心异作为政协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深圳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发展后期,工业投资增速连续 5 年下降,受制于土地、环境、人口,深圳碰到了转型问题,“必须第一个解决”。同样的问题此后在整个国家出现。

金心异现在这样解释“深圳主义者”,“当我们讨论深圳的时候,也是在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过一些批评者认为,深圳已经变得没那么特别。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 2012 年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如今的改革已不像当年那样,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现在,各种既得利益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刚性利益机构,也成为了深圳改革的阻力。”

去年 11 月,广东省希望对广州、深圳、珠海三大民用机场进行统一管理,“产权融合”。这可能会让深圳机场的国际航线受到影响。

金心异在信息公布的第二晚写了一篇《金心异说|关于机场重组:为什么粤省一做规划,深圳就吃哑巴亏?》,刊发在网络上。他批评深圳市政府的态度不够强硬,没有为这座城市争取应有的利益,省政府没有尊重市场规律,仍然以计划经济的思维发布行政命令。文章很快被删除。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金心异说:“我过去两三年,一直在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对外不说话,通过体制内的管道来发出声音,但这两三年的效果让我非常气馁。”

“如果体制内管道畅通的话,我不会选择在网络上发声这种方式,但是很显然,体制管道不太畅通。”

今年 4 月底,我们在深圳福田区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了金心异,请他谈谈对深圳和改革开放的看法。

Q = Qdaily

J = 金心异

Q:你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在当下的含义?

J:“改革开放”四个字,说白了,已经被异化了,或者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叫作“改革开放”。当然,“开放”有它特定的含义了,可是“改革”这个词已经异化,它的含义已经不确切了。任何的改变都被叫作改革。在 2001 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样才叫“改革”。2001 年之后,很难说了。这个词被滥用,被改变。“开放”一直还比较清晰。1980 年代我们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现在开放和改革未必有很密切的关系。

2001 年加入 WTO,是关键的时间点。2001 年之前是清晰的。比如说市场化,大家是比较清晰地认定,更多地让市场配置资源,而不是强调政府的作用。比如说,国企改革,让国企退出竞争性的领域,这在朱镕基的国企改革里也是清晰的。

分税制?我觉得不能简单说成是收权、集权。实际上它是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央政府财权、地方政府财权做法制的分割,以前是没有法制分割的。一般都是中央政府去和地方政府去谈,是三七开,还是什么?不是依据法律、制度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担的。分税制是第一次以法制的形式。所以我觉得在分税制上,改革的意义还是大于集权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相对来说,还是给予国民一定的经济自由。朝着一个尊重产权的方向。这在之前是很清晰的。

我们一直讲,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一言以蔽之,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邓的代表作就是深圳特区。深圳特区过去确确实实在改革和开放方面是先行者。现在我觉得深圳特区面临着对自己角色的检讨过程。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代表作,你如何进入新时代。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进入中央讲的“新时代”。这是深圳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事情,我至少最近一年没有再写了。

Q:在你看来,深圳过去有过哪些突破性的改革?

J:深圳的改革突破性的事情都是在 1997 年之前做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在 1991 年之前做的。(邓小平南巡之前?)对。不仅仅是蛇口。深圳当时为国家探路,突破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梁湘时期,和李灏时期。

李灏曾经设想,深圳也要做政治改革。但他们的设想在 1990 年就已经终结了。因为他设想的,深圳不设人大、政协,但事实上,1990 年深圳就建立了人大、政协,所以你会注意到,深圳两会的开会换届(注:每五年召开一届)和中央是错开的。全国是 1993、1998、2003……2018 年初开全国两会。深圳则是 1990 年开始的……宣布李灏设想的政治改革那一套就已经 over了。

1990 年之后,深圳不是没有做一些事情,而是大部分事情都在经济领域。

经济领域算不算改革?也算改革。国企改革,在 1990 年之后,还在继续做。2000 年之后,2004、2005 年卖掉很多国企的股份,引入外资进入国企,在当时是领全国之先的。

Q:混改。

J:对,但是没有突出的。

金融呢,因为金融所有的改革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而且不仅仅是在深圳。涉及到股市的,一定是上海和深圳。其它方面突破的并不多。尤其是在 2004 年之前,深圳金融的突破非常少。原因是朱镕基当时的金融改革,比如说撤销人民银行的省级分行,设大区分行,华南的大区分行在广州,原来的深圳分行是直接归央行的总部管,变为归广东管,这就意味着深圳不可能做任何金融上的创新和发展,因为所有都要经过广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的改革也没有多少。

社会建设方面,有一些,不多,也是跟着广东省。 2007、2008 年之后,汪洋做广东省委书记之后,推动的社会建设。深圳也算是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做了一些尝试。但步子并不是很大。比如说,在所有的社区居委会,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现在已经改为“党群服务中心”),你说这算是改革吗?只是增加了投向社区的财政资金而已。突破性的改革都没做,比如说,有段时间,有人建议是不是可以撤销街道办,没做,如果做了,就是很大的改革。但是没有做。反而是贵阳做了。也有人建议说,深圳能不能划小居委会 ,叫一站多居,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社区居委会少则三五千人,多则三五万人,甚至有的能达到十万人。国家的《居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是每一百到七百户,设一个居委会。所以我们也建议深圳能不能划小居委会,一个小区设一个居委会。但这个建议也没做。居委会的竞选严格意义上也没做。我们居委会的选举模式还是老的模式。所以你说社会这层,有做什么?

我不能说 2001 年之后深圳什么也没做。我们曾经寄予很高的期望,2003 年之后,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国务院曾依托体改司,先在上海,天津,后来又到成都,重庆,长沙,综合配套改革。我们很多人曾经寄希望于综合配套改革能做一些事情。

深圳最终是第七个被授予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么晚才轮到)对深圳来说,已经是很奇怪的事情了。怎么可能扩大改革的时候,没有深圳的份儿。但一直拖着不给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直拖到第七个。

原来的经济特区就是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已经不够了,需要延伸到其他领域。当时探讨综合配套改革,一共三个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的最后改革,就是最难改的那部分,就说涉及到资源配置的部分,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包括户籍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都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未完成的领域。土改根本上还是推不动。

另一个探讨的是社会领域,能推动大的改革。第三个,没有讲政治体制改革,只讲了行政体制。后来深圳做了一点点改革的,是这方面。所谓的大部制改革,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实际上,全国也搞大部制改革,中间的时间差并不大,说明深圳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的。如果是自己探索的,肯定没那么快去推广。

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想解决部门之间扯皮的问题吗?所谓解决扯皮问题,合并了部委,或者合并了两个局之后,但凡需要管理的事情,还是需要设个处吧,处和处之间照样有不配合的问题。如果局长协调,那之前副市长不能协调吗?所以大部制改革不能解决互相推诿的问题。裁减人员?能裁得掉吗?最多后台部门,行政、财务,是可以合并的,你也没法裁员,只能不进人了。你也不能精简多少人。只要是业务处室,还是要保留,因为必须要有人管啊。所以大部制改革没有意义。

Q:有意义的改革是什么?

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但深圳搞了六轮、七轮,每次都说自己减少了多少审批事项,无非都是在做手脚。权力一点都不会放的。

另外一个就是,岗位描述和绩效考核,这是行政管理提高效率的关键。所谓的部门之间的纠缠和推诿责任,主要是岗位描述的问题嘛。绩效考核必须依靠清晰的岗位描述。但现在的行政管理体系,拜托,有做非常细致的岗位描述吗?只有岗位描述,才能追责啊。

我们那时候说,一定要推行政体制改革的话,能不能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因为如果能把政府的钱袋子管住,那就可以倒逼政府。现在为什么削减人员,编制卡得很死,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虽然编制卡死了,但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奴隶制,编制内的人拿着工资不干活,招很多编制外的人来干活,当他们的奴隶。在深圳太普遍了,全国都是一样的。所以编制卡死了,行政体系不还是在迅速地膨胀吗?这些编外的人能随便开掉吗?开不掉,因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要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那能不能把财政管起来?

事实上,财政体制改革推了这么多年,比如说,财政预算公开,到哪里就止步了呢?类、款、项、目,综合开支,公开到项。公开到项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起不到任何的监督作用。公开到项,比如教育局今年预算 120 个亿,其中 60 个亿是行政开支,这是一项,学校的款项是 30 个亿是一项,新建学校 80 个亿,就到这里为止了。你能起到一点点监督作用吗?一点都没有。我们还欣然自得地说,我们都公开到项了。但全国人大推动的公开改革,公开到项就已经做了十年了,这十年,再往下就走不动了。你敢公开到目吗?目是什么?新建学校,讲清楚投这个学校花多少钱,硬件多少,才有可能社会监督。光说教育经费多少亿,社会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修桥用了多少钱,社会是可以监督,因为有懂行的人会知道,你这个桥用不了这么多钱,我们不往下推了。这是预算监督这一块。我认为应该把政府财政预算的决定权交给人大,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通过权。

另一块是分税制。朱镕基做了第一步,中央和各省的分税制给做了。他没有去界定省和地市,地市和县区怎么分税,都没有。各地市都是上一级政府自主决定怎么分,下一级是没有发言权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分法,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弄清楚,每一级的责任是什么,包括楼继伟,都讲过这个问题。财权和事权是怎么对应的?

财政体制的关键在哪里?除了交税需要立法同意,预算要经过人民同意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上下级分权的政府,你就必须清楚地界定中央政府干什么,省级政府干什么,市级政府干什么。我们不是分权政府。只有分权政府才是合理的。我们所有的改革不就是要追求一个合理性吗?我们又愿意承认我们的目标是分权政府,又不愿意打破这个垂直体系,因为我们是两千多年的专制国家,一旦形成了惯性, 想要撤掉它,难于上青天。

Q:你刚刚提到的,似乎隐含了一点,如果是中央主导的改革,而不是深圳自主的,就不是改革。

J:这就是过去一直争论的,改革到底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话,就有一个,各个地方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地域差异性。

最好是地方改革。但有一个,中央试错的问题。你如果错了,能不能免责的问题。这是免不了责的。包括深圳说立法,改革免责问题。

Q:是,2005 年深圳的《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很轰动,规定“改革创新工作发生失误,未达到预期效果,或者造成一定损失的”,如果没有牟取私立、恶意串通,可以免于追责。

J: 但你立法有意义吗?决定是否追责的不是你,是中央政府啊。你连壮胆的作用也没有。立法就是改革的噱头而已。后来就不是真的改革了,是为了显得我在改革而改革。

你要说,1980 年代深圳的改革是完全不同的改革吗?No。包括袁庚和梁湘的改革,如果不是他们在北京的支持者在指导他们,或者为他们背书,能做吗?李灏更明显。如果不是最高领导层,在支持他,他能在深圳做改革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所以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的东西。

袁庚和邓小平,图片来自招商局集团官网

现在的“十二五”说,改革进入了顶层设计,中央统筹,我们会看到,一统筹,就会不顾及地方的特点,就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症,最后结果,就是中央要么硬来,不行就收手。全国性一盘棋的改革措施,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就一个特区,试错成本是低的,股市不行,就关了嘛。

Q:现在的深圳,和 1980 年代人们刚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试错成本也不低。

J: 对。但即便如此,深圳做改革试错,机会成本还是,最多影响到一个城市。完全意义上的基层改革,我认为是不可行的。但完全意义上中央主导的改革,也会有问题。怎么结合。

Q : 你觉得改革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实际上是我们的改革失去方向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我举过一个例子。就好像 1978 年开始,千军万马,假设 31个省市自治区都要往一个目标去,深圳跑在最前面,领头。偏偏有一条很宽的大河,深圳到了这个河边就不能走了。就停下来等,不知道怎么过河。然后慢慢也都跟上来了,都到了河边,都不知道要不要过河,怎么过河。差不多过去十几年就已经这样了。改革到了河边。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建一座桥,还是找一条船?我们到河的对岸干什么?没有人讲得清楚。所以只好在这里等。

邓小平很清楚,要建立市场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首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知道。

邓小平一直讲的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行的,只不过我们要谨慎,要稳妥地推动它。没说不考虑。那政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民主与法制。这是 1980 年代政府工作报告说的。现在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要不要选举?能不能讲宪政,现在的情况是全面批判宪政。请问,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有没有共同点?哪些共同点能不能讲清楚啊?不讨论啊。你有差异,但应该有共同点啊,共同点是基础啊。这个我们也在迷惑。

Q:你以前更多谈深圳,现在是不是觉得就深圳谈深圳没有意义了?

J:为什么我们以前给自己的要求是三个原则,理性,建设性,地方性。为什么要强调地方性?是因为谈全国政治事务有风险,谈地方风险小。再一个,深圳政府相对宽容。

还有一个原因,深圳就是全国的缩影。各项改革,深圳做不到的事情,全国也别指望做到。我们认为,深圳不管在经济产业结构和质量,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是在社会的结构,文化的特点上,都在全国具有典范意义。

以社会结构为例,深圳是典型的全新社会结构,陌生人社会。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结构调整,应该建立在陌生人社会的基础上。不是说大家互相都不能熟悉,首先承认每个人法定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尊重这个边界。就是康德说的法权。我的权利边界在我不侵犯你的权利的地方。就假定大家都不认识,来相处。我这几年搞社区研究。社区实际上是熟人社会,而不是陌生人社会,但不应该是传统的熟人社会,而应该是建立在法治的陌生人社会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

深圳的社会结构是很典型的,大家都很清楚权利边界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结社,行业协会,商会,各种社会组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现在不让用“公民社会”这个词,这是我们讲的公民社会。

Q:因特虎在 2009 年发行过最后一本出版物《三十而立,深圳梦和公民社会》。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也说,深圳是最有资格讲公平的。

J:深圳是有最好的基础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来的时候都是陌生人。在这些陌生人的基础上,我们重组了一个社会结构。如果我们在这边探索,如果基层自治在深圳都搞不成的话,那就……。如果搞的话,深圳最容易搞得成。

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事情,知深圳就可以知全国,讨论深圳就是讨论全国。而且深圳在做的,都是国家未来的方向。而深圳未来做的,更应该是国家的目标。所以我们说是在讨论深圳,其实也是在讨论中国。只不过在规避风险而已。

图片来自亚马逊

Q:为何称自己是深圳主义者?

深圳主义的定义就在于,深圳是国家的探路者。深圳如果能建立长足的市场经济制度,那全国应该也可以建立。当我们讨论深圳的时候,也是在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比方说,是不是要明确地界定私有产权,要不要发生冲突的时候,通过透明的法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权力干预。

Q:广东省曾在 2009 年推行“小政府、大社会”。在“小政府”上,深圳是比较好的例子吗?

深圳,唉,既是一个小政府,也不是一个小政府。说是一个小政府,相对全国大部分政府来说,深圳政府介入微观经济的程度是很小的,基本上不介入。

由于过去这些年的改革形成的基础,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深圳的市场经济制度比国内其他地方成熟一点。深圳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深圳特区刚成立的时候,1980 年代初,我们就走了第一步,所有管理微观经济的部门,深圳都没有设,什么局都没设,只是设立了一个个国企,然后通过行业协会做行业治理。一步一步来的。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抓手是没有的。不会去介入这些微观经济管理。

第二步就是国企改革。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国企都亏得一塌糊涂,给了深圳一个机会,合并,关掉它,卖掉它。有两轮,两轮之后,深圳的国企就只剩下公共服务的部门。(注: 2004 年,深圳市政府又引入外资,把公共服务的企业也商业化。)

这样的话,在竞争性市场领域没有国企的时候,政府才能一碗水端平。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其他城市市场经济没有深圳成熟……拿市场优惠,出台政策,来保国企。

比如像房地产。深圳的国资房地产公司,国资占得比例已经很小。民营又做得很大。但房地产是权力介入最多的行业,还是会有一些。但比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活力呢?在减少。我们又新设了一些地方国企。比如说金融,竞争性领域,每个区都在设自己的金融控股中心。有一些回头,但在全国还是稍微好一点吧。

和美国的政府相比,还是大的。即便和日本、台湾相比,都是大的。公务员体系,编外的雇员,数量还是大的,但比起国内的城市,还是小。

Q:你是 1997 年来深圳的。那时候你对深圳有什么认识?

J:我在广东呆了好几个地方,惠州、广州都呆过。1997年,我来深圳,深圳非常的迷惑。香港回归了。之前,深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要为香港回归做贡献。深圳之所以建立特区,给予很多的政策,就是为了香港顺利回归。回归了之后,深圳一下子就迷茫了。深圳市委市政府 1996 年做了一整套方案,在香港回归之后,深圳要怎么做,保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但那套建议里的大部分,中央政府没有采纳。

1997 年之后,确实有些人离开深圳。

我跟呙中校两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呙中校写了那篇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事后我们再来看,从 1997 年到 2002 年,深圳每年净流入人口 150 万,那什么概念?说明全国人民不但没有抛弃深圳,反倒蜂拥来到深圳。这些人来了要就业的,说明深圳那五年里提供了 700 多万个就业岗位。为什么能提供,因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在那五年发展最快。

图片来自豆瓣

Q:到现在为止,你对深圳的发展一直很乐观。

J:到现在为止,深圳仍然是大规模地增加人口。2016 年保守估计,深圳净流入人口 80 万。80 万是个大城市的概念。无论农民还是小城镇的人,出来打工,一定首选北京上海深圳。城市一定是具有吸引力的,机会最多的。

Q:你还有提议深圳扩大面积。

J:人口密度太高了。1980 平方公里,2300 万人。但每年 50、80 万人挤进来,大家觉得还是能容下来。有人说,深圳容纳 4000 万人没问题。有没有必要扩大深圳的外墙面积,是中央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一直说在深、莞、惠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集群。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十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珠三角东岸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的规模多大呢?深圳大概有两万三四千亿,东莞差不多一万亿人民币,惠州两三千亿。加起来三万五六千亿人民币、六千亿美金的产业集群,在全世界有多少个,在全中国有多少个。这个产业集群非常宝贵,而且是全球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而且是以我为主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中资企业主导的。长三角也有一个很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是外资主导的,欧美日,加上台湾资本主导的。所以,国家要不要重视这个产业集群?

大湾区不是这样一个玩法。大湾区是要解决粤港澳合作的问题。但现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仍然是解决不了的。把大湾区规划的主体放给了广东省,这是很扯的。大湾区应该确立的是以深港国际都会为核心的大湾区,广东省只会确认以广州为核心的大湾区,那还怎么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图片来自豆瓣

Q:你总是以城市为单位做讨论,你也常提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群概念。

J:对。我们认为,香港深圳东莞惠州是个联系最紧密的城市群。比广州、佛山的联系还要紧密,是因为这个六千亿美金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香港也在为整个产业链服务,香港的联交所提供融资服务,并购也通过交易所展开。你知道深圳东莞惠州有多少老板住在香港吗?马化腾是港商,还是深商?他既是港商,也是深商。但他常年住在香港。同样,惠州的李东升也常年住在香港。包括它的大学,也和这些城市有密切的关系。包括很多设备只有香港有,大陆没有,比如芯片检测设备,禁止向大陆输送。所以深圳的一些大公司还是要派人拎着芯片去香港检测。

只不过深圳越来越取代香港在其中的服务功能。比如,深圳也有证交所,也有融资的功能,也有并购平台的功能。也有很多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这些并购提供服务,也有科研、研发,为区域服务。香港机场提供国际航班,深圳机场也在为区域提供国内的航班。东莞惠州去国内,还是利用深圳机场。

所以这三个城市在电子信息产业链条上的联系是非常强的。但行政关系上是割裂的。我们很难想象,建立一个城市群政府,无法想象。尤其涉及到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更麻烦。不像深圳,是对全国人民开放的。入籍香港多难啊。香港财政的钱,更不允许投放到香港边界之外的地方。所以看上去它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但实际上,它的很多流动是被限制的。

同样的,深圳和东莞,产业是一体化的,越来越多生活也渐渐一体化,甚至黑社会都一体化,但政府与政府之间却严守边界。深圳和惠州也是一样的。

Q:这是无解的?

J:这是无解的。中国就是行政区经济。但你看看深圳的坪山区和惠州淡水的惠阳区,它们之间的边界,一条边界线,这边深圳的房子卖到了四万,那边惠州的房子就卖到了一万。那里边住了很多深圳人。说明我们城市管理的体制跟不上。是不是只有调整行政区划一条路呢?要么,就是改革税制。为什么会有行政区经济,就是税制。但现在中央政府会动税制的问题吗?显然不会动。因为他认为这是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经验: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税,激励了城市间的竞争,拼命招商引资,争夺企业,争夺公司的总部,才有经济发展。

所以,要么深莞惠合并成一个城市,保护产业链,更加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现在,深圳是在拼命阻挠企业外迁。华为把研发搬到松山湖,对华为是对的,但对深圳损失太大了,不只是税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如果把深莞惠一体化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Q:最后想问问你对几次改革论的理解,以及深圳在其中的角色。

J : 关于几次改革,国内思想界有不同看法。主流的观点认为,1979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未完成的改革,改革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叫一次改革论。

二次改革论其实可以叫三次改革论。它是说,第一次改革到 1989 年就结束了,被证明失败了。第二次改革从 1992 年到 2001 年加入 WTO,二次改革胜利了。有没有第三次改革呢?有人说有,也有人说没有。官方一定会说是一次改革嘛,学术界有人会说是二次改革,希望有三次改革。

如果讲两次改革的话,第二次改革重心不在深圳。加入 WTO ,上海和长三角是最大的受益者。广东没有收割加入 WTO 的太多红利。当然出口贸易还是受益,但带来的外资投资红利,全部由上海和长三角收走了,这是我十几年前就有的观点,我不怕再拿出来讲。因为这不怪别人,怪广东自己。

广东人一个有路径的依赖,依赖于香港。第二,广东人只会埋头走路,不会抬头看天,对加入 WTO 带来的机遇,做的预测性研究很少,政策准备也很少,而上海和江苏做了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上海,大量的欧美日本跨国公司的投资落在了上海和江苏。所以二次改革论的主角是上海。

三次改革呢,难道是雄安吗?海南?


题图来自 Deva Darshan on Unsplash, chuttersnap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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