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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不是用来凸显人类优越感的托辞,而是审视自身的必要方式

文化

“人性”,不是用来凸显人类优越感的托辞,而是审视自身的必要方式

Skye C Cleary and Massimo Pigliucci2018-09-23 06:34:01

要想掌握积极健康的人生哲学,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人性有着清楚而现实的认识。

Skye C Cleary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新叙事中心(Center for New Narratives in Philosophy)的副主任,也是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官方博客的总编。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和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等学校任教。2015 年,她出版了《存在主义和浪漫爱情》(Existentialism and Romantic Love)。

Massimo Pigliucci 是纽约市立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院的哲学教授。2017 年,他出版了新作《如何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适用于现代生活的古代智慧》(How to Be a Stoic: Ancient Wisdom for Modern Living)。他现居纽约。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现代哲学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哲学家似乎并不相信人性真的存在。事情的奇怪之处在于,哲学家们的新观点不仅与哲学史上大部分观点背道而驰,而且还与现代科学的发现大相径庭(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科学发现引起很大争议,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这种观点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影响我们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影响我们对人生哲学的选择。

本文的目的是在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上讨论人性,进而探究人性这个概念如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纵观哲学史,先贤们一直用含蓄暗示的方式(有时候也直言不讳)阐述着一个观点:人类和自然界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我们身上存在着人性这样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正常功能”是理性思考。据此他得出结论:对人类而言,最高级的生命活动便是沉思(比如思考哲学问题)。这话从一个哲学家口中说出,可谓是意料之中。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学者则提出,人性的精髓和本质就体现在我们体验令人愉悦之事时能感到幸福快乐。这一点在我们未曾经历痛苦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表示,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确保所有人都能遵规守矩,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人性便会引领我们走上他明确定义过的人生道路:“孤独、贫穷、肮脏、粗野、短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将人性的理念融入到“高贵野蛮人”的概念之中。孔子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

无论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关键词都是“本”。约翰·洛克(John Locke)没有加入探讨人性最初向善还是趋恶的潮流,而是将心灵描绘成“一块白板”。然而,很多现代科学发现都证明他的观点并不能站得住脚。一群认知科学家在 2003 年出版的《从交配到心态产生》(From Mating to Mentality)一书中提出,我们的心灵不是一块白板,反而更像是一本填色书或者“纽约地铁站里绘满涂鸦的墙壁”。

相反,很多现代哲学家(既包括所谓的分析学派,又包括传统的大陆学派)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承认人性的存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哲学教授杰西·普林茨(Jesse Prinz)就是最突出的例子。2012 年,他在《超越人性:文化和经历如何塑造我们的心灵》(Beyond Human Nature: How Culture and Experience Shape the Human Mind)一书中用激烈的言辞为“培养主义者”(nurturist,与坚持一切天注定的“先天主义者”观点相反)辩护。最近,罗尼·德·萨索(Ronnie de Sousa)提出现代科学证明人性并不存在。他吸收借鉴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绝对自由”的概念,认为现代科学的发现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

在人性这个问题上,科学究竟证明了什么?如果以进化生物学的观点认真分析,我们必然会否认一切认为人性实际存在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整个动物世界中,不存在一个既永恒、清晰、具有确切定义,又仅仅能描绘人类本性的“本质”。从查尔斯·达尔文开始,科学界就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过是地球上数百万个物种中的其中之一,是生命之树上数量并不庞大分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生来便拥有尺寸超乎寻常且结构异常复杂的大脑。追根溯源,我们独特的血统起源于至少 30 万年前的智人。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形成的物种,进化周期长达数百万年,起点可以追溯到人类共同祖先与黑猩猩(我们在生物系统中血缘关系最近的表亲)在进化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分岔路开始。

这样看来,生物学似乎的确否认了所有认为人性存在的观点:不管人类有什么特征,都是连续不断进化过程使我们与其他灵长类物种产生了分化。没有证据显示进化过程已经结束,也没有证据显示进化过程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此外,科学家发现人类和黑猩猩“只有” 1-2% 的基因组序列存在差异。人们总喜欢引用这个数据,借此证明我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独特的物种。

但是,正如凯文·拉兰德(Kevin Laland)在 2017 年出版的《达尔文未完成的交响乐:文化如何塑造人类的心灵》(Darwin’s Unfinished Symphony: How Culture Made the Human Mind)中所指,基因组序列的微小差异能够在基因层面演变为成千上万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基因差异相互结合,反过来造就了数百万个人类与黑猩猩的不同之处。我们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差异的确很小,但这并不代表微小的差异不会带来数量庞大的重量级影响。

鉴于此,我们得出的结论与现代哲学家普遍认同的看法恰恰相反:进化和发育生物学的理论证明人性确实存在,只不过并不是以实体形式存在于人体内。我们最好将人性设想成一系列具有自我平衡能力的特性,比如时刻不断变化但却能在进化过程中总体稳定,因此可以从统计数据上清晰识别出来的特性。可以划入这个行列的特性有两种:人类独有的专属特征,或者其他生物身上也有类似特征,但从定量分析角度来看与人类身上对应的特征存在区别(因此,可以认为我们的特征毫无疑问只属于人类)。

语言就是一个例子。除了人类外,许多动物(甚至还有植物和细菌)都互相交流。换言之,它们为了提升自己和自己家族成员的生存几率而交换信号。不过,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存在复杂的语法和高层级的递归(适用一个语言规则得到的结果依旧符合该语言规则的规定),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非人类的生物物种掌握了与人类语言哪怕有一点点近似的交流方式。其他动物——比如章鱼——拥有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但它们却无法同时拥有尺寸巨大(相较于身体而言)而又具备人类大脑非对称结构和分层体系的大脑。比如,我们的大脑中有高度发达的额叶皮层,专门负责处理与奖励、注意力、短期记忆、规划和动机有关的事务。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举例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一个重点:仅仅因为划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模糊而多变(随着进化过程不断改变),就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根本区别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64 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Justice Potter Stewart)在一个区分色情作品与艺术的案件判决中写道:“今天,我不再进一步尝试用简短的描述来定义什么才是色情。恐怕我永远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当我看到它时,我自然能认出来。”现代生物学家和对科学有着充分了解的哲学家看待人性的态度大概也与此类似——我们很难定义人性,但当我们看到它时,自然能辨认出来。

如果人性真的存在,从哲学角度来看,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哲学家或者其他愿意用哲学指引生活方向的人会关注这场充满技术色彩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简单地研究一下两种哲学体系: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斯多葛主义(Stoicism)。这两种哲学观点都特别强调人性确实存在,就这个问题与认知科学的发现达成高度一致。

1955 年,波伏娃和萨特在北京。图片来自 Wikimedia

很多人认为,存在主义与约翰·洛克的观点(心灵是“一块白板”)存在联系。这是合情合理的想法。让-保罗·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意味着我们虽然没有主动选择降临人间,但却有着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萨特非常重视这个理念,他认为意识的核心区域缺乏自由。他还表示我们都是自由的,即便戴着镣铐也不受影响。萨特在一份观点更为激进的作品中写道:“德国占领期间是我们历史上最自由的时刻。我们失去了全部权利,首当其冲就是发言权。德国人当着面侮辱我们…他们将大批同胞驱逐出境…正因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鉴于此,萨特经常因为夸大人类自由的程度而遭到嘲笑可能并不是那么令人惊讶的事。

甚至连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都觉得萨特的观点太过激进。萨特告诉波伏娃说,晕船完全是她脑袋里想象出来的症状。这话令波伏娃觉得尤其过分。她在 1960 年出版的自传《岁月的力量》(The Prime of Life)中写道:“萨特说,如果你屈服于眼泪、紧张或者晕船,那只能说明你太软弱。我和他观点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胃痛、泪水和头晕等症状有时候的确很难让人忍受。”

虽然波伏娃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但她在“事实性”(facticity,也就是我们存在的事实)对我们生活影响方式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比萨特更为温和。比如说,她认为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躯体、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东西,还经常将他人视为影响自己存在的永恒祸根。波伏娃表示,虽然我们不能自由选择天然条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本质,即我们利用现实环境创造自身的方式。我们不像动物一样活着只为繁衍生息,我们是不断在生活中寻找人生意义的物种。我们敢冒风险,在战胜自我和环境的过程中发现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人性:永远努力逃离自然条件,向着我们为自己挑选的坚实目标发起冲锋,最终超越自我。但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正因如此,焦虑才一直是存在主义的根本主题。生而为人意味着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因为我们的身边永远环绕着一种紧张情绪。这种情绪源于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和想要克服它们的决心。

生物学似乎能够为某些局限性做出简单的解释,女性“天生”适合从事看护工作的传统观点就是一个例子。看待人类天性的方式有许多,然而这种方式却既有误又有害。这种观点之所以大错特错,是因为波伏娃在 1949 年出版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说过,孕育婴儿是女性的生理功能,但养育子女则是社会责任;这种观点之所以贻害无穷,是因为这种由生物学决定命运的假设太过压抑和沉重。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主要以女性和其他动物都具备的某些生理功能来定义她们,三句话不离神秘莫测的女性气质,剥夺了她们战胜自我和周围环境的机会。

自然障碍是另一种局限。在波伏娃看来,呕吐不止却还坚持出海航行可能是非常荒谬的举动。但是她也认为,因为晕船恶心而放弃目标是愚蠢的做法。有时我们会因为没有能力打破束缚而面临失败,但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所谓超越自我,就是承认眼前的困难和失败,然后用充满创造力的方式奋起反抗。这个观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强调人生存在某些无法克服的问题,但我们却并不是墨守成规的生物。我们能够(也应该)拥有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不管是生物学还是自然障碍,它们都无法完全限制我们的未来。每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不尽相同,这是因为我们为自己的“事实性”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认识到人性的差异,全力迎接开放的未来,这才算得上真正的人生。不过,这种开放性并非不受限制和约束。我们都生活在限制之中,但大部分限制来源于自己的想象。

古希腊罗马式的斯多葛主义与上述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从某些层面来看,它与存在主义大相径庭,但又与之却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斯多葛学派认为,应该用人性的两个方面定义什么才是美好生活:我们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我们是理性的生物。因此,斯多葛学派建议大家“随性生活”,也就是利用理性来完善城邦。反过来说,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便是提升每个人的判断水平(选择的能力,这是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重要指标之一),践行以智慧、勇气、正义和节制为内涵的四大基本道德标准。

乍看之下,相较于存在主义而言,人性似乎在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体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的确,人们非常容易指责斯多葛主义者犯下一个低级而基本的错误——呼吁尊重人性,借此提倡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是,塞涅卡(Seneca)、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等人都是极为优秀的逻辑学家。因此,我们不要急于鄙视他们的哲学观点,而是应该停下来冷静思考一番。仔细想来,斯多葛主义者心中人性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存在主义者心中“事实性”概念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类似:限制人类的能力范围,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倾向性。但是,人性在很多时候都能发挥作用,因此斯多葛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都认为,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过上有意义的人生。

实际上,斯多葛学派的文献作品中甚至存在一个类似波伏娃和萨特关于晕船问题争论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罗马作家奥拉斯·格留斯(Aulus Gellius)之手,内容是一个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在船上经历了猛烈的风暴。格留斯注意到这位哲学家在风暴中渐渐开始脸色苍白,身体也不停微微颤抖。风平浪静后,格留斯问哲学家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论为什么没能帮他更好地抵御刚刚那些令人惊恐的时刻。哲学家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广袤的天空、倒塌的大厦和某些危险来临之前的突发征兆都会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此时,即便是智者也必然会有所反应。他会吓得脖子一缩,脸色苍白。这种暂时的反应之所以会出现,并非是他觉得魔鬼即将到来,而是因为突然出现的情况令人猝不及防,智慧和理性还来不及发挥作用。但是,处于恐惧声音环绕中的智者立即会“克制自己对恐惧心理感觉的认可”。他会蔑视和摒弃自己的恐惧心理,坚信自己不需要因此感到害怕。

换言之,正如波伏娃告诉萨特的那样,生物学的“事实性”让我们做出反应。但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应对和管理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哲学能教给我们的东西。

奥拉斯·格留斯。图片来自 Wikimedia

爱比克泰德最著名的哲学观点中便隐藏着斯多葛学派的理论。爱比克泰德生活在公元二世纪,曾经做过奴隶。担任教师工作后,他渐渐步入最为著名古代哲学家的行列。斯多葛学派认为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着多个角色。在此基础上,爱比克泰德发展出一整套伦理道德标准:有些角色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我们都是人类,是父母的子女),有些角色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从事什么职业,是否生儿育女和为人父母)。

我们有权决定如何扮演这些角色。在《爱比克泰德语录》的第一卷中(Book I of the Discourses),他谈到一个两个奴隶在面对同样有损人格的情况时(在主人小便时举着夜壶)做出不同反应的事例。造成不同反应的原因在于奴隶对自己人类身份的认识存在差别。这和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中事实性的概念非常相似。爱比克泰德用一种萨特和波伏娃可能都会认同的方式对分析做出总结。他在教诲学生的时候说:“考虑一下你会为了什么出卖自己的正直和诚信。但是,请一定不要把价码定得太低。”

现代科学证明人性的确存在。除此之外,意义疗法(logotherapy)、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ur therapy)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等诸多现代流行疗法也借鉴了存在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哲学观点。如果人性不存在,任何人生哲学(不只是存在主义和斯多葛主义)都将无立足之地。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块白板”,为什么会对一些事物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是什么促使我们需求人生意义,与他人建立联系,努力提升自我,打造更美好的世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我们的确是斯多葛学派观点中那种是独特的智慧社会生物。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言,我们在事实性(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施加的较为宽泛限制里努力生活。通往美好充实人生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但也有很多道路会引领人们过上悲惨的生活。虽然人性给我们施加了限制,但选择权依旧在我们手中。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Edwin Andrade on Unsplash;长题图来自 Caleb Jone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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