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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不是“葬礼”,是“欢乐礼”: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面死亡

John Leland2018-07-01 08:11:45

“死亡是正常的生理体验。我们正试图将人重新置于这个体验的中心。”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沙茨·韦斯伯格(Shatzi Weisberger)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这个一生中难得一次的聚会。毕竟,这是她的“葬礼”(funeral)。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她的“欢乐礼”(FUN-eral)。

“快进来吧,”当时,她这么对我说道,“这里有很多好吃的,还有一副棺材。人们正忙着装饰它呢。”

就这样,曼哈顿上西区一栋公寓楼的公共休息室里聚集了一百多人:他们吃东西、唱歌、交流,聆听韦斯伯格对死亡和临终的思考。

“我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她说。

曾经做过护士的韦斯伯格穿着白色宽松长裤、白色运动鞋和色彩鲜艳的印花衬衫。房间的一角摆放着一副可生物降解的纸板棺材,上面用彩色记号笔写着:“去吧沙茨!(非字面意思)”;“死亡只是开始”;“祝你快乐,沙茨……”

面对一屋子的人,韦斯伯格说道:“我一直在研究、学习死亡和临终的概念,我想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今天,有些人是因为喜欢我才来这儿的,还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对这(指“欢乐礼”)到底是怎么回事感到好奇。”

现年 88 岁的韦斯伯格在所谓的“积极死亡运动”(positive death movement)中找到了第二个使命。这个运动由零星分散的人群组成,且大多数人为女性,他们希望打破人们有关死亡的禁忌。

这些人当中,有些是通过博客或 YouTube 频道进行联系;有些是在死亡咖啡馆(Death Cafe,是一种在开放场合谈论死亡的非营利聚会活动——译注)的月度聚会上碰头;还有些人前往机构接受更多的基础训练,如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的死亡实验室(DeathLab)或开放中心的死亡艺术研究所(Art of Dying Institute at the Open Center)——后者是一个为期六个月的项目,课程内容从绿色丧葬(这种葬礼的另一个好处是便宜)到“临终导乐师”(end-of-life doulas)认证培训,无所不有。

在“欢乐礼”上,沙茨·韦斯伯格的朋友们帮她装饰棺材。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比如目前已有近一百万人下载了“对话项目”(Conversation Project)的入门工具包,它是一份讨论如何为死亡做准备的指南。眼下正流行的 WeCroak 也俘获了大批用户,这个应用程序每天会发送五次提醒,告知人们我们终将死去。

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是一致的:西方文化对死亡的讨论过于拘谨,而这种沉默让濒死者对生命的体验变得贫乏。

“对话项目”的发起者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是一位退休的报纸专栏作家,这个项目的灵感源自她对母亲进行临终关怀的经历。她将这项运动的发起与早前的自然分娩运动做了类比:“分娩一度被认为是必须通过医学来处理的事务,随着妇女运动和‘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做主’这类思潮的出现,情况发生了改变。不过,在美国,改变女性分娩方式的不是医生,而是女性自己,是她们说生孩子是正常的生理过程。我认为,我们现在尝试的事情和自然分娩运动并无二致。死亡是正常的生理体验。我们正试图将人重新置于这个体验的中心。”

韦斯伯格绝不是心理出了问题才去办“欢乐礼”的。她是布鲁克林女子合唱团的成员,还经常在社区内新开的乔氏超市(Trader Joe’s)采购物品。她对死亡的认知转变发生在几年前:和一位身患癌症而垂死的朋友进行了一番交流后,她意识到自己对美国式的死亡方式很不满意。

“她非常恐惧,吓得都不愿讨论这件事,”韦斯伯格在谈到那位朋友时说道,“我不断鼓励她聊聊自己的情况,可她就是不肯。然后她就死了。我认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没有处理过死亡这个议题——包括我自己、她本人和其他人。

“所以,我开始研究死亡,”她说。于是,她在数字世界中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之路。

韦斯伯格装上了麦克风,准备向参加“欢乐礼”的人发表演讲。

追根溯源的话,积极死亡运动的萌芽时刻是在 2013 年。当时,一位社工在纽约临终关怀中心目睹了医务人员为垂死的病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有限帮助,感到大失所望。这位名叫亨利·费斯科-韦斯(Henry Fersko-Weiss)的社工见过导乐师为女性在分娩期间和产后提供的护理,于是他想,为什么临终的人不能得到同等的关注和情感支持呢?

他以分娩导乐师为原型,创建了一个培训临终导乐师的项目,以满足病人的非医疗需求——从帮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到静静地坐在那里见证他们的死亡,不一而足。

“出生和死亡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他说,“二者都存在很多未知,都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此外,亲历者身边的人也需要获得支持。”

他认为,这两种情境的导乐师都需要学会“调节气氛,围绕事件创造一个特殊的空间。”

就在费斯科-韦斯筹备他的项目时,布鲁克林的平面设计师乔安娜·埃宾斯坦(Joanna Ebenstein)正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死亡。

“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死亡了,”她说,“死亡变成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们没有能够容纳死亡或赋予其涵义的宗教仪式。我们的文化也是第一个将‘关注死亡’归类为疾病的。”

Fitting Tribute 殡仪馆馆长艾米·坎宁安(Amy Cunningham)。她身后是一个用海草做成的棺材,可以生物降解。

2007 年,埃宾斯坦开设了一个名为“病态解剖”(Morbid Anatomy)的博客,重点介绍不同文化对死亡的阐述方式。她说,只有在美国,艺术和日常生活中都见不到死亡的图像。通过这种方式,博客在临终关怀或提前医疗指导的范围之外,还开启了关于死亡的讨论。

埃宾斯坦告诉我,从第一篇博文开始,她就不断收到观众的反馈,而她原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存在——这是一群因为对死亡感兴趣而受到孤立的人。在那之前,她以为只有哥特亚文化群体才和她一样对死亡感兴趣。

“现在的社会氛围是,我们不应该对死亡感到好奇,”她说,“可是你怎么能不好奇呢?这是人类的一大谜团。这是定义我们生命的事情,而我们应该假装对它不感兴趣吗?死亡的话题存在于恐怖电影和流行文化中,而在高雅文化领域却没有关于它的讨论。

她没有在博客中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她担心这会让学究气很重的客户觉得自己是个怪人。毕竟,这是一个萨拉·佩林(Sarah Palin)曾警告说,奥巴马政府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在试图设立“死亡小组”的时代。

46 岁的埃宾斯坦认为,她的博客正在唤醒美国文化中丢失的部分。

“我们目前对死亡的这种看法——它是一件奇异的,不能被看到的事情——是最近才形成的,”她说,“我们的祖父母一般都是在家中死去。他们死了之后,会被放到起居室(parlor)里。殡仪馆(funeral parlor)出现以后,《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提议用‘living room’指代起居室。而之所以用‘living room’(living 意为活着,译注)这个词,是因为起居室不再是用来放置死人尸体的房间了——这一些发生在 1900 年左右。历经种种变化后,在现代人的思维里,死亡变成了在幕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看不到,更不能让儿童看到的事。不过,这种想法也是最近才产生的。”

在布鲁克林绿荫公墓(Green-Wood Cemetery)临时搭建的病态解剖博物馆。

2014 年,埃宾斯坦和特蕾西·赫尔利·马丁(Tracy Hurley Martin)将博客转化成为布鲁克林的一个同名小型博物馆。虽然它已于 2016 年闭馆,但偶尔会以快闪的形式现身绿荫公墓。眼下,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东西很酷,”埃宾斯坦说。

其中一部分改变源于洛杉矶一位名叫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殡仪馆馆长所做的工作,这位馆长的穿着打扮就像是亚当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是美国漫画家查尔斯·亚当斯于 1930 年代创作的形象,这一家人的穿着打扮带有明显的哥特风格——译注)失散的亲戚。她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系列名为“向殡仪业者提问”(Ask a Mortician)的视频,内容都非常大胆(比如坦率地回答有关尸体和腐烂的问题),每个视频获得的点击量通常在 40 万次以上。在一个名为“我最喜欢的墓地”(All My Fave Graves)的视频中,她以一句典型的开场白开场:“我一直想让你们做的事就是与尸体呆在一起。”

2013 年 4 月,道蒂发布了一条推文说:“有那么多网站和参考资料教导人们积极地面对性,为什么却没有教导人们积极面对死亡的渠道呢?”

就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发问有了品牌名称、标记和在互联网上的存在。它现在所需的只是一呼百应的时机。

周一晚上,在下东区的蓝袜社书店(Bluestockings bookstore,另有译作女学者书店,译注),视觉媒体人类学研究生艾米莉·莱什纳(Emily Leshner)提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终结的问题。具体来说,她想讨论的是数字时代不朽人生的问题:人们的社交媒体档案在他们死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的数字存在会在我们的生命终结之后继续延续下去,”她说,“这让我思考,我希望自己死后留下什么样的数字灵魂。”

莱什纳参加的是在下东区死亡咖啡馆举办的月度聚会。过去几年,纽约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死亡咖啡馆。内科住院医师贾法尔·蒙德利(Jafar Al-Mondhiry)接过了莱什纳的提问说,他希望面向其他住院医师开设一个与死亡相关的播客——一个虚拟的死亡咖啡馆。“社交媒体战胜了肉身吗?”他问道。

在两张摆满胡萝卜和其他零食的桌子周围,人们开展了生动且自由开放的讨论:梅兰妮·尼尔森(Melanie Nilsson)讲述了在父亲死后一年的时间里带着骨灰到父亲最喜欢的餐馆用餐的经历;从公司律师改行为哀伤心理治疗师(grief counselor)的米勒·伊斯雷尔(Millet Israeli)则询问其他人,当他们告诉朋友自己在参加死亡咖啡馆时,朋友们有何反应。

“死亡助产士的艺术”上的志愿者。这门课程由 Sacred Crossings 公司开设,意在拨开死亡的神秘面纱。

“他们说,‘是跟哥特有关的吗?’”莱什纳回答道,“他们认为,死亡咖啡馆是那种黑暗、时髦还很酷的东西。”

死亡咖啡馆(Death cafes)作为一种正式的组织形式在 2011 年起源于英国东伦敦的一个地下室。当时,一位名叫乔恩·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的人辞去了业务发展总监的职位,转而在自己的地下室里组织小型聚会,邀请陌生人一起喝茶、吃蛋糕,然后自由自在地讨论死亡和临终的话题。安德伍德已于去年去世,终年 44 岁。不过,为了鼓励他人复制他的聚会形式,他在死前发布了话题指南并创立了一个网站,以便其他死亡咖啡馆宣传他们的聚会活动。死亡咖啡馆的讨论不设话题负责人,不收取或只收取微薄的费用,与会者可自由讨论所有与死亡有关的话题,不过,死亡咖啡馆并不提供支持和咨询服务。该组织的官方网站宣称,全球已经有 56 个国家举办了 6503 场死亡咖啡馆聚会。

在聚会上,伊斯雷尔不断推进着她所在那桌与会者的对话。她和下东区死亡咖啡馆的发起人相识于纽约禅修关怀中心(New York Zen Center for Contemplative Care),当时她们都在这家用佛学理念看待生命终结的机构参加志愿关怀者的培训。

她告诉我:“死亡咖啡馆和我所理解的行动主义不谋而合。它创造了一种氛围,允许人们公开讨论死亡。如果我们可以讨论死亡的话题,那么我们将来或许还能扩大讨论的范围,畅谈哀伤和疾病晚期这些相对更容易的话题。”

伊斯雷尔回忆起在禅修中心接受的幻想自己死亡的冥想指导:嘴巴变得干燥,身体机能逐渐丧失,注意力越来越指向身体内部。她表示,即便自己从事的是哀伤心理治疗的工作,在进入这样的冥想时,她还是十分紧张。“它给人的感觉很可怕,”她说,“但你实际获得的体验恰恰相反。这种冥想听起来很沉重,但它能让人更轻松地看待死亡。冥想结束之后,和刚开始相比,你会觉得死亡没有那么可怕了。”

这就是积极死亡活动的吊诡之处。实践者表示,拥抱死亡减轻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活力。

周六上午,在开放中心的死亡艺术研究所,艾米·坎宁安主持了一场关于丧葬方式的讨论。与会者讨论了各种不同的丧葬方式,其中包括在家中举行葬礼。现年 63 岁的坎宁安原本是一名记者,不过在 54 岁那年,她决定进入殡葬学院进修。“我原以为,自己学成后会成为类似房地产经纪人那样的人,”她说。

坎宁安讨论了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需要用到有毒的化学用品——的替代方法以及用羊毛或其他容易分解的材料制成的棺材。这个小组包括 24 名女性成员和 2 名男性成员。

坎宁安说:“我们是一项运动的一部分。在死亡的时刻,从事临终关怀的还是女性占多数。”

参加讨论的成员当中,有些本身便在临终关怀机构或丧葬行业工作。其他人则是在关系亲密的人去世后加入的。

其中便包括希拉里·斯佩克特(Hillary Spector),她在小学教授艺术课程,并在剧院执导和表演戏剧。最近,斯佩克特接受了志愿死亡导乐师的培训,并加入了一个犹太教会,以便结识可能需要她服务的人。

“这是有点恐怖,”她说,“不过,我一直以来都对死亡超级着迷——不光是生理过程,也很好奇我们的意识到那时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我不相信天堂或来世。

艺术教师希拉里·斯佩克特最近接受了志愿死亡导乐师的培训。

“我还觉得,人死后身体的腐烂跟精神有非常深刻的关联。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在宗教中找不到关于这一切的基础解释。正因于此,很多人都投身于积极死亡运动中。”

其他人对当前这种现象的发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艾滋病危机使哀伤和看护变成群体性的表达;新闻报道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促使人们扪心自问:假如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怎么样?佛学热让人们对死亡有了不同的认识;而老龄化的加深更是让应如何看待最后时光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此外,死亡还有光明的前景:美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预计将在未来 20 年内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而在边缘话题总能找到大量支持者的社交媒体上,死亡是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禁忌话题。

曾经做过护士的苏珊娜·奥布莱恩(Suzanne O‘Brien)现在是临终导乐师的培训师,她还主持了一档名为“向死亡导乐师提问”的播客。她告诉我:“我们一直都过于忌惮死亡的话题。现在,我们终于受够这种避而不谈的态度了。”

“(直面死亡的)第一步是认识到,死亡是生命旅程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奥布莱恩说,“我们可以让它进行得很顺利,也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糟糕。人们常说,人活于世,有两样东西不可避免,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税收。考虑到的确也有人不交税,我认为死亡是唯一不可避免的东西。”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仍在世的)韦斯伯格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在“欢乐礼”上,韦斯伯格向人们炫耀她准备在自己大限来临之际使用的裹尸布。这块布是她在网上(她记得是在亚马逊网上商城)买的。她说,已经有三位好友答应,到时候按照犹太教的传统仪式为她清洗身体。此外,她还提到了殡仪馆馆长坎宁安:除了送给她这副纸板棺材外,坎宁安还会提供保存尸体的干冰,使韦斯伯格的身体在下葬前不会腐烂。

墙上挂着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他于 2011 年去世)的一句名言:“记得我将死这件事,是我所用过,帮我做出人生重大决定的最重要的工具。”韦斯伯格是在 WeCroak 看到这句话的。

她说:“我本来都要删掉 WeCroak 了,然后我被这句话打动了。”

韦斯伯格向她的朋友们保证,她并不急于用上角落里的棺材。她说,她的身体还很健康,而且关于死亡和临终的研究给了她活下去的动力,也许她会活到 100 岁。

毕竟,她现在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还不能撒手人寰。

“我真的很想体验濒死的那一刻,”她表示,“我不想死于车祸或在无意识中死去。我想死在家里,死在我自己的床上,我想和任何感兴趣的朋友分享我的体验。”

她说,她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大部分旅程,最后一章还没有到来。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不过我不想继续——不,我真的很想继续下去,”她说。

人们哄堂而笑。在这个下午,死亡不代表一切的终结。

韦斯伯格开心地接受人们的美好祝福,不过她还不急于离开这个世界。


翻译:熊猫译社 夏鱼

题图及文内图片版权:Devin Yalkin/The New York Times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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