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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版《追忆逝水年华》”第二卷出版,关于恋爱中的男人

曾梦龙2018-06-13 18:59:22

克瑙斯高这位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试图反抗当代中产阶级生存的同质性。——詹姆斯·伍德 文学批评家

作者简介: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1968 年生于挪威奥斯陆。 1998 年以首部小说《出离世界》(Ute av verden)获得挪威文学评论奖, 2004 年第二部小说《万物皆有时》(En tid for alt)又获得北欧文学奖。 2009 年至 2011 年间,克瑙斯高出版了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获得挪威最高文学奖项布拉哥文学奖。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我的奋斗》。知名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勒瑟姆等也表示读《我的奋斗》仿佛上瘾,迫不及待地一本接一本读下去。 2015 年 9 月,克瑙斯高获得德国《世界报》文学奖( 2014 年得主是村上春树); 2017 年 4 月与 6 月,克瑙斯高先后获得欧洲文学奖与耶路撒冷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旨在表彰作品涉及人类自由、人与社会和政治间关系的作家。该奖项两年颁发一次,历届得主包括博尔赫斯、波伏娃、桑塔格、村上春树等。另有随笔集“四季”系列(《秋》《冬》《春》《夏》)在 2015 — 2016 年相继出版。

译者简介:

康慨: 1970 年生于内蒙古,现居北京,作家和翻译家。自 1999 年起,他为《中华读书报》工作,任编辑和记者,并为中国和欧洲多家著名的报刊撰写书评和文化评论。作为译者,他已出版的图书包括大卫·萨克斯的《传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H. 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群山回唱》和汤姆·拉赫曼的《我们不完美》。

书籍摘录:

我搬到斯德哥尔摩并遇见琳达的那个春天,世界突然打开了,充实感增强的速度堪称惊心动魄。我深陷于爱情,一切都有可能,我终日洋溢着幸福,愿意拥抱一切。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谈起意义的缺失,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我是自由的,周围是开放的世界,充满了意义,从我公寓下方飞速穿过斯卢森区的闪亮的、未来主义的火车,到十九世纪风格的、邪恶又美丽的日落,数月离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太阳就这样染红了里达尔岛上座座教堂的尖塔;从刚刚采摘的罗勒的芳香、新熟的番茄的味道,到深夜时分希尔顿酒店前鹅卵石斜坡上脚步的叩击声,那时我们坐在长椅上,手牵着手,只知道在二人世界里地久天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那半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真切地感受到了与世界、与自我的亲近,然后它慢慢失去了光泽,世界也又一次与我拉开距离。半年后,那样的状态又回来了,不过是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那是万妮娅出生的时刻。那个开放的世界已然不再,我们把它关在了门外,而全神贯注于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奇迹,不,毋宁说是我发生了变化。相较于恋爱时的不切实际和狂放不羁,朝气蓬勃和感情洋溢,这一次的表现却是小心翼翼和悄无声息,对眼前的一切都倾注了无尽的关心。它持续了四个星期,也许是五个星期。当我不得不到城里采购些东西时,我便跑过街道,抓起我们需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付钱时急得直哆嗦,然后双手提着袋子往回跑。我连一分钟都不愿错过!日与夜合为一体,一切都是温暖的,一切都寄托着柔情,如果她睁开眼睛,我们便马上扑到她身边。啊,你醒来了!但是这一次也过去了,我们同样习惯了这一切,我开始工作,每天前往达拉街的新写字间,坐下来写作,留琳达与万妮娅在家,午饭时来看我,她虽然时常有些焦虑,但还是快乐的,她对孩子和对当时的情况的态度比我更加贴近,因为我在写作,一开始是按照长篇随笔来写的,但慢慢现出端倪朝着小说一路前进,而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它主宰了一切,写作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我搬进了写字间,没日没夜地写,抽空儿睡上一个小时。我充满了一种奇妙至极的感觉,火焰在内心燃烧,不灼人也不毁伤,而是冷静,清晰,明亮。在夜里,我拿着一杯咖啡,坐到医院外面的长椅上吸烟,周围的街道一片静谧,我却无法安坐,因为幸福是那样的强烈。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有了意义。我在小说里的两个地方达到了超出预想的高度,仅就这两处而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的手笔,无人注意或对此有所评论,但它们让我此前五年徒劳而失败的努力写作终有所值。它们堪称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个时刻。我指的是我全部的人生。它们给了我全身心的幸福和一往无前的感觉,而这样的幸福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却总是两手空空。

小说写完后,过了几个星期,居家丈夫的生活就开始了,并计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琳达在此期间将修完戏剧学院的学业。小说写作已经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损害,我在写字间睡了六个星期,极少见到琳达和我们五个月大的女儿,及至这段时间终于结束,她如释重负,面露喜色,而我自感亏欠了她,我应该在场,不只人应该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还要拿出我全部的关心全力参与。我没有做到。有几个月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待在老地方,那个寒冷、干净的环境,我要回那儿的渴望大过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小说反响很好也无关紧要了。每次有好评出现,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篇,每次在出版社与代理人谈完话,得知有外国公司表示了兴趣,或提出了报价,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家,而当它终于得到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时,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如果说过去半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写作。全部的价值都在其中。然而我又想得到更多随之而来的东西,因为公众的关注犹如毒品,它给予满足的那种需要固然不是天生,但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便会欲罢不能。就这样,我推着婴儿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动物园岛上转个不停,等着电话铃响,有某位记者向我提问,某位活动组织者邀我前往某地,某份杂志向我约稿,某家出版社向我提出报价,直到最后,我承担了这种令人不快的爱好在我身上留下的恶果,开始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说不,同时,随着这种兴趣渐渐消退我也重新开始了每日的苦差。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深入其中,总是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推着婴儿车在城里艰难行进,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万妮娅坐在里面东张西望;不然她就手拿铲子,坐在胡姆勒公园儿童游戏区的沙箱里,周围是斯德哥尔摩的母亲们,又高又瘦,总在不停地打着电话,看上去好像荒诞时装秀上的一景;再不然,万妮娅坐在家中厨房的高脚餐椅上,大吃着我喂给她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厌倦到发狂。在屋里走来走去跟她瞎聊时,我感觉自己很蠢,因为她什么都不说,只有我的蠢话和她的沉默,快活的咿咿呀呀或不快的哭泣,然后给她穿好衣服,又一次跋涉进城,比方说去船岛上的现代美术馆,到了那儿我最起码可以一边照看她,一边欣赏优秀的画作,或者去市中心的某家大书店,或者去动物园岛或布伦斯维肯湖,那是城中最接近的自然地方,不然就走远路去看盖尔,当时他在大学有办公室。点滴积累,我掌握了有关小孩子的一切,她没有一件事情我处理不了,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但不管我如何得心应手,对她的柔情如何地不顾一切,我的厌倦和冷漠还是日甚一日。百般努力把她哄睡,我才能看看书,熬过这些日子,把它们从日历上划掉。我知道了城里最偏僻的咖啡馆,几乎坐遍了公园里的每一张长椅,有时一手拿书,另一只手推着婴儿车。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群魔》,后来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又一次在书中找到了光。但这不是崇高、明静和纯洁的光,不是荷尔德林的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高地,没有山脉,也没有神圣的图景,一切都在人的范畴之内,周围环绕着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不幸、肮脏、病态的气氛,几乎无处不在,与歇斯底里相距不远。这就是光之所在。这就是激荡的神性之所在。然而这是要去的地方吗?有必要俯身相就吗?像平时一样,我看书的时候不去胡思乱想,而务求全神贯注,花上几天时间,读过几百页后,便突然眼前一亮,煞费苦心而慢慢积聚的种种细节开始互相作用,其强度之大,竟让我深深为之感动而完全沉醉其中,直到万妮娅从婴儿车的深处睁开双眼,目光中简直含着怀疑,这才让我如梦初醒: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合上书,抱起她。如果我们在室内,便取出调羹、食品罐子和围嘴,如果在户外,便赶快择路前往最近的咖啡馆,拉过一只高脚餐椅,把她放进去,然后走向柜台,请店员将食品加热,这种事他们做起来并不情愿,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婴儿潮,斯德哥尔摩满街都是宝宝,由于大量三十来岁的女人做了母亲,她们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办给母亲们看的时髦杂志开始出现,孩子成了装饰品,一个又一个女明星同意和家人一起在照片上亮相,在采访中谈及家庭。以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此时纷纷涌进了公共竞技场。到处都能读到产前阵痛、剖宫产和母乳喂养,婴儿装,婴儿车,供年幼子女的父母参考的度假指南,这些东西纷纷成书出版,其作者既有居家丈夫,也有苦大仇深的母亲,她们被工作和生育弄得精疲力竭,身心俱废,感觉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过去还属于正常的话题,现在你最好不要说三道四,这就是儿童,儿童问题如今被推到了人生大义的最前沿,充满了人人应该为之侧目的狂热—这能有什么意义?这种蠢行我也有份,我用小车把孩子推来推去时,与众多把父亲的身份看得高于一切的爸爸们并无二致。每次我坐在咖啡馆给万妮娅喂吃的,店里至少有另一个做父亲的,他们多半与我年纪相当,三十五六的样子,剃着光头以掩饰脱发。谢顶和发际线高企如今几乎成了绝响。看到这些父亲我总是感觉有点儿不自在,感觉自己很难接受他们的女性化神态,可我自己的举手投足也跟他们一样女性化。不夸张地说,我对推婴儿车的男人所抱有的轻微蔑视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我看到这些爸爸的场合我自己就正推着婴儿车。我不相信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在儿童游戏区,我感到偶尔能从某些男人脸上看到一种不自在的神情,当孩子在周围玩耍时,他们的身体显出坐立不安的迹象,恨不得抓挠游戏设施。每天跟你的孩子在儿童游戏区花几个小时也就罢了,可还有更糟糕的事。琳达刚刚开始带万妮娅去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那里有一个为刚学走路的宝宝开办的儿童舞蹈班,等我开始带孩子时,她也想让万妮娅接着学下去。我隐隐感觉自己大难临头,所以一口拒绝,这事用不着讨论,万妮娅现在由我带,所以儿童舞蹈班不上就是了。但琳达隔三差五就提起,几个月之后我对承担软男任务的抵抗已全盘瓦解,又考虑到万妮娅长得快,每天的活动确实需要多些花样,于是有一天我同意了,转天我们便计划到公共图书馆上儿童舞蹈课的事。记得早点儿到,琳达说,很快就满员了。于是一天下午,我早早推着万妮娅上了瑞典路,走到乌登广场,过马路走进国家图书馆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虽然这是斯德哥尔摩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由阿斯普隆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完成,那一时期在我看来当属上个世纪最好的一个阶段。万妮娅吃好了,睡好了,穿着为上课而精心挑选的干净衣服。我推着婴儿车走进馆内宽阔的圆形空间,向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打听儿童区怎么走,随即按照她的指示走进侧面一个排列着儿童书架的房间,屋子紧里面的一扇门上贴有海报,说本次儿童舞蹈班下午两点在此开课。三辆婴儿车已经到场。车主们坐在稍远处的椅子上,那是三个穿厚外套、面带倦容的女人,都是三十五岁上下,而小孩们流着鼻涕,正在她们之间的地上爬来爬去。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来自:理想国

我把婴儿车停到她们的车旁边,抱出万妮娅。我坐到一个小架子上,把她搁在我腿上,脱掉她的外套和鞋,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本以为她也能爬一爬,可她不愿意,她不记得以前来过这儿,只想和我粘在一起。她伸出双臂。我把她抱回到腿上。她带着好奇注视着别的小孩。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她肯定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一头金色长发,外套及膝,下穿黑色长靴,走到了我的面前。

“嗨!”她说,“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来上儿童舞蹈课的吗?

“是的。”我抬起头看着她说。她真的很漂亮。

“你报名了吗?”

“没有,”我说,“必须报名吗?”

“对,必须报名。今天恐怕没有空位了。”

好消息。

“太可惜了。”我说着站起身。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让你加个塞儿。下不为例。过后你要先报名才能上下一次的课。”

“谢谢你。”我说。

她笑起来实在漂亮。然后她打开门进去了。我伸长了脖子,看到她把琴盒放到地板上,脱去外套,摘下围巾,搭到房间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她有一种清新、轻盈、春天般的气质。

我猫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起身走掉,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到这儿来的,我来这儿是为了万妮娅和琳达。所以我坐定下来。万妮娅已有八个月大,对任何类似演出的活动都万分着迷。眼下这场演出,她是其中的一部分。


题图为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来自: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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