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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法的人都向往 706,因为它尝试各种可能 | 这里是五道口,年轻人很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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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法的人都向往 706,因为它尝试各种可能 | 这里是五道口,年轻人很多②

刘璐天2018-06-06 06:05:59

“和他们一起可以聊些在学院里找不到人聊的话题。”

时钟指向晚上 6 点半。志愿者们唱起了《国际歌》,穿着红色外套的“福柯”准时跳上椅子发表演讲。

“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法国巴黎。我是你们的战友福柯,这注定是一个让历史铭记的日子。今年是 1968 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在今天,知识被资本异化为信息资源,森林被资本异化为树木资源,就连我们人类本身也被资本异化为人力资源。人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资源,变成了工具。人们只关注如何套路,如何消费。他们忘了为什么要消费,为什么要套路。人们忘记了爱,忘记了真诚。今天,就在今夜,我们要让全世界铭记。理性,你不是肉体的牢笼,不是!战友们,出发!”

说完这番话,他抛出了头顶的帽子。

“Dans la rue(去街上)!Dans la rue!停止越战!停止越战!”长发女孩扬起手臂,领头呼喊起来。人们跟着她走到花生食堂,在那里,一个身穿制服的“秘密警察”做出要拉扯游行学生的姿势。一番争吵后,众人又涌向二楼的小剧场。

人们进进出出。706 创始人邬方荣站在门口,反复叮嘱志愿者把大门关好,以免邻居投诉。

“福柯”在演讲

楼梯拐角处,诗人“金斯伯格”开始了另一番演讲:“欢迎来到纽约!爱之夏这个自由的活动已经进行了两个月。我们已经厌烦了美国政府所说的自由和民主。越南战争,一个全美国都不想打的战争,就为了他们嘴中所说的那个帝国主义的理想。我们在这里宣扬爱与和平。这里没有权威!这里……对,没有权威。这里就是我们的乌托邦!”人群因为他的忘词发出了一阵哄笑。

小剧场门后贴着一张纸,“要文斗,不要武斗,鲜花比子弹更美好”。那个刚才用法语念着“dans la rue”(去街上)的长发女孩,这会儿拿起了一把吉他。欢迎来到 Joan Baez 的演唱会,她介绍说。背上的白纸板写着美国嬉皮士们的口号:“反对越战,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侵略。”

“这里没有资本家,也没有腐败的政客!这里只有爱的液体。”LSD 之王 Albert Hoffman 跟着走进来。他顶着一头脏辫,身穿夏威夷花衬衫,手握一只荧光色水枪。

“朋友们,你们上一次性行为是什么时候?性爱的越界是一种极限行为。咳咳,我们要彼此敞开自我,解脱占有欲对自己的控制。真正的爱是激发彼此的创造,把痛苦变成快乐,把罪行变成愉悦,把折磨变成销魂,在这种行为中我们可以把对死亡的愿望变成压倒一切的爱的情感,找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要成为全新的自我!已经成为情侣的今天就要分手,没有情侣的今天就会找到伴侣!爱你们!”

人群中再次发出哄笑。

“Joan Baez” 领着人们唱起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圣歌《We Shall Overcome》(我们终将胜利):“我从内心深处坚决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能战胜一切。”

706 是个什么地方?

5 月 5 日这天是 706 青年空间文化节“复活的乌托邦”开幕式。3 个月前,他们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招募 | 五月风暴 50 周年,撞击世界的 1968 年》,宣布要搞一系列活动——包括演讲、沙龙、研讨会、工作坊、派对、展览,“邀请中国当代思想名家与各个领域的青年行动者,从历史与当下的诸多批判理论与实践中汲取营养,呼唤这个时代的青年精神”。

简直是骇人听闻。“乌托邦”这个评价再一次跟这个青年社区联系在了一起,反应却各不相同:羡慕的,不置可否的,或认为这是在“作死”的。

邬方荣不这么觉得。他形容自己“是想赚钱的,但也有点理想”。

“706 是青年据点,是文化空间、公共空间。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可以整合很多资源、做很多事情。”邬方荣说。

2012 年,邬方荣从通信专业研究生肄业两三年后,和十几个朋友自掏腰包,带着玩票心理成立了 706。6 年过去,朋友们各奔东西,如今只剩他一人主管日常运营。

这个 600 平米空间被分为左右两个区域,上下两层。公共区域包括咖啡区、小剧场、图书馆和食堂,几个小房间则用作住宿和办公。床铺不够时,小剧场和图书馆可以打地铺。晚上和周末常有不同机构或个人发起的读书会、讨论会、展览或讲座,周边高校的学者教授以及知名知识分子经常出入于此: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日本专栏作者加藤嘉一、“单向街”创始人许知远。

现在,你从五道口地铁站 B 口出来,沿着财经东路西侧往南走几百米,就能看见华清嘉园小区东门。穿过一个开着紫藤花的中心花园,一个小卖部,按下 20 层电梯,敲开“2007”号房门,就到了这个“乌托邦”——虽然很多常客并不喜欢这个标签。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老要提乌托邦,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706 生活实验室的一位住客悠洋对《好奇心日报》说。

一个青年空间的日常

大部分时候,706 只在周末晚上才会像文化节开幕式那样热闹。白天,住客们多半在上班或外出办事,只有卡门和麻圆会频繁穿梭在咖啡区、小剧场、图书馆和天台。

卡门是邬方荣养的长毛猫,黑黄白三色相间,已经十几岁了。麻圆是它的儿子。它们经常肚皮朝上倒在咖啡区的长桌上酣睡,或毫不客气地蜷缩在某个住客的地铺上,成为相互陌生的人们开启谈话的引子。

吉林大学政治学专业本科生韦姮慧思考过这个命题:闲暇是否是构建公共空间的必要条件之一。在 2013 年底 706 活动“一千零一年”的资料记录中,她描述 706 的生活常态,“自己在大厅懒洋洋地敲着键盘,悦悦在弹吉他,孟思在翻看杂志,宝忠在玩手机······赵岩老师感慨了一句‘来 706 的人都是有闲的人呐’”。

韦姮慧还曾发起一项以 706 为例的公共空间调查研究。半数以上回答者在“您感觉经常参加 706 活动的会是下面哪些人”这个问题下,都勾选了“高校学生”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住客都认识的“卡门”和“麻圆”

706 来来往往的住客不少,常住且大部分人都熟识的不算多,冯悦是其中一个。

人们称呼冯悦为“冯神”,这可能是由于他的知识面,以及他的言谈举止。冯悦自称东京大学数学系在读博士,对哲学、神学、物理之类的话题也感兴趣,和谁都能聊上几句,说话声音洪亮、一字一顿,有时这种语气会让人觉得是在炫耀学识。他总是穿着颜色鲜艳的运动衫,戴着一副银边眼镜,下巴上的那绺胡须看上去仙风道骨。

趁导师出国访学,冯悦偷偷跑回国,打算在 706 休息一段时间。他手里总捧着本书,但几乎不去图书馆,爱在人来人往的食堂区里坐着,因为“喜欢热闹”。最近集中阅读的是阿甘本——听说这位事件哲学大师近期要来中国,他显得很激动,打算把几本英文译本译成中文。

每周六晚上举行的“苏格拉底对话”是冯悦固定会参加的活动。活动发起人赵春皓是他的旧识。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赵春皓创办过一家教育创业公司,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他还是想以某种方式把哲学课上的那种思维训练延续下来。“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解释为什么要发起这项活动,赵春皓总会以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开头。

“苏格拉底对话”在 5 到 11 个参与者中进行,并设有一个主持人。讨论分为三个阶段:参与者要针对主题按照“观点+例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随后开放提问,接受其他人的质疑;随后参与者们会投票选出最想讨论的例子,开始深入讨论;最后,所有人会就形成的共识进行最后的审思。

比如,4 月底的一个周六晚上,对话主题是“什么是生活”,例子是“梅西”。一位参与者提出,对梅西来说,“生活就是从被认可的足球生涯开始,到这段生涯结束的所有时间”。另一个人则质疑,“生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生活不一定是谋生手段。”

对话在几人中往返,从 7 点开始,一直进行到 9 点。不知是谁带来一束白色月季和百合扎成的花束,拆成一支支递到所有人手中。这让食堂区那块略显陈旧的方桌仿佛变成了雅典娜的市民广场。

如果没什么特别活动,冯悦会约上几个好友去逛万圣书园,看有什么新书上架。那里离 706 步行只要 15 分钟。看完书,就去附近的香猪坊吃饭、继续讨论。兴致好时,擅长厨艺的冯悦会临时在花生食堂做主厨,主打菜是清远鸡或土豆烤猪排。

朋友们都是在 706 认识的,背景各不相同。高赛在北大读历史,对党史最感兴趣;云大夫是儿科医生,平时喜欢读读黑格尔;冯悦的女朋友镜卜之前在荷兰攻读艺术史;George 则是《正义论》中文版的译者。一些旁人看来生涩的东西或无趣的学术圈八卦,冯悦和他的圈子聊起来乐趣无穷,他们在 706 找到了理想的热闹。

不止冯悦。不同的人会在这里感受到不同的热闹。

高雄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大二,周末会到 706 来参加音乐小组。小组里有 17 岁在酒吧驻唱的负责人念一,也有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后以教琴为生、边旅行边交朋友的新阳,“和他们一起可以聊些在学院里找不到人聊的话题”。

树昕在美国读高中,春假回广州休假,为了看 706 周末举办的独立出版物展专程飞到北京。出版物中最让她惊讶的是与人口政策和城市规划相关的那些报道。这些话题在英文媒体中只能看到少量信息,在中文媒体中则几乎不见踪影,而“地下刊物”则用文字、摄影或漫画的形式做了生动记录。树昕买了好几本。

“我就想尽量多和人聊天,对什么都觉得好奇,什么都想了解。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太不乖了,有时又觉得这样挺好的。”她坐在花生食堂的吧台前,手里拿着一本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

树昕住在 706 的前一天,这里的上铺刚被突然闯入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拆除,这是一周之内的第二次。咖啡厅里堆满无处存放的床垫和床褥,穿着香奈儿高跟鞋的树昕睡到了图书馆的地铺上。

从 2013 年群租政策改革以来,走在灰色边缘的 706 就习惯了时不时的突击检查。但从去年底开始,这样的检查变得更为频繁,每次来人也不同:街道办事处、公安、居委会,什么人都有。

被问起这件事时,邬方荣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习惯了,多刺激啊,可以猜猜看这次又是谁来了。”

搞一个文化节吧

邬方荣有两部手机,两个微信号,以及至少两个总人数接近 500 的大群。他是五道口社交的中心,也是资源的中心。人们也许互不相识,但不会不认识邬方荣。

文化节也是众多依托邬方荣的资源网络才得以成形的青年活动之一。负责人罗克去年 7 月刚从云南大学毕业,随后到英国公益机构 Save the Children 北京分部实习。由于关注去年底发生在大兴区新建村的大火,他认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碰面地点之一就是 706。

今年初,罗克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哲学系研究生在 706 聊起今年是“五月风暴” 50 周年,于是向邬方荣提议办个文化节。2 月发出招募文章后,报名参加活动小组的人不算多,加上罗克和邬方荣拉来的朋友共有 20 多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负责理论组、寻找合适的演讲者,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主动申请做文案,而做设计工作的住客则可以负责整个空间的布置。

在人事安排上,邬方荣倾向于包容开放:先寻找愿意做事的人,再考虑职位、机会或能力。如果有人离开,才会换人。这让一切事务的运作显得民主自由,但也松散低效。

尽管 2 月已经发布活动招募帖,但到 4 月初,文化节活动小组的人才基本集齐。20 多人只在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上碰面,以理论学习为主。中途不断有人因私人原因或理论上的分歧退出。4 月 24 日,离开幕式还有 11 天,所有筹备者才在 706 见面开第二次讨论会。

寻找嘉宾时,罗克还总收到同样的答复:“这个太敏感了,你们确定要做吗?”

钱是另一个问题。被动的人们除了把头转向邬方荣,也没什么招数。706 的主要收入来自住宿:上下铺一个月 2300 元,一天 120 元;地铺一天 60 元。群租受限后,706 的住宿空间缩小了一半,盈利能力也随之减半。人们一边享受 706 提供的资源、机会和热闹,一边担心它某一天是否会就此消失。

让罗克感到庆幸的是,活动小组终于在 4 月份基本确定了文化节的主要板块。为了把活动包装得更温和,标题“五月风暴”改为“复活的乌托邦”;四个板块包括“共同体的建议”、“日常生活的批判”、“实在界的大荒漠”、“乌托邦的想象力”,分别对应历史、当下、未来,“算是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花生食堂在文化节开幕式上的菜单:”存在通心粉“、”唯物三明治”和“自由塔可”。
纪念 T 恤上印着的居伊·德波纪录片片名

5 月 5 日,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文化节还是如期开始了。

整个空间被分成五个展区。入口处的咖啡厅被清空,摆上了一条长桌,出售 50 元一件的黑色纪念 T 恤,胸前印着一句话,“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那是居伊·德波 1978 年执导的法国纪录片片名。楼上的图书馆用来举行讲座,易拉宝上写有五月风暴期间各国大学运动的介绍,挂有“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让想象力夺权”的标语。

另一侧的花生食堂,当日供应”存在通心粉“、”唯物三明治”和“自由塔可”。进餐区变成了海德公园——一个供人们自由发表三至五分钟演讲的角落。”老六“张立宪的《读库》在那里摆了个摊子,出售法国编剧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记录 1968 - 1969 年经历的《乌托邦时代》。

二楼的小剧场则是“海德公园”版的音乐活动,任何人想通过歌曲表达观点或情绪都可以上台表演。旁边的天台上有关于“佛系青年”的对谈,也可以随意喝酒、秉烛夜谈。

但这样的场景短时间内可能不再那么容易频繁见到。6 月 4 日,706 接到通知,要求“6 月 4 日至 20 日停业整顿……天台禁止喝酒聊天,小剧场暂停音乐公开活动。”

排演《马拉/萨德》

“马拉,上街吧;尽管你已经死了二百年。我们被时代踩在脚下,关进牢里,我们是疯子,却不是奴隶。你的革命,已经生长在我的身体里;我们仅仅存在着,就是对你们的提醒和挑衅。不必拯救我们,拯救你们彼此;不必医治我们,医治你们自己。”

一个长卷发女孩站在浅黄色地板上,面对镜子,手里拿着剧本。十几个扮演精神病人的演员趴在地上,等着她念完最后一段。在这之后,他们会围成一圈边走边唱,歌颂革命胜利、歌颂新皇帝拿破仑登基,接着失控袭击院长和护士。气氛会越来越热烈,全剧将达到高潮,也是尾声。

“你不能用说教的口吻。再来一遍。”导演杨思汀打断了这一切。她很瘦,留着一头黑色短发,大眼睛,身高超过一米七,说起话来气势十足。

同样是在 5 月 5 日,离正式演出还有两周,《马拉/萨德》剧组在 9 剧场的地下排练厅开始了第一次联排。这部剧是 706 文化节的闭幕大戏,成员由临时招募的业余演员组成,几乎都是大学生。

《马拉/萨德》剧组歌队在 706 小剧场排练

由于经费紧缺,杨思汀申请了 9 剧场面向非专业剧组招募的“非非演出季”,成功获得了 5000 元补贴。但这笔钱还是得省着花:所有道具都在淘宝购买,组装在家里完成;演员不领薪水,负责键盘和配乐的侯鑫林也免费支持;所有省出的钱都花在了正式演出的音响设备上,“一千一千地烧”。

杨思汀还在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班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读大四。她被叫到 706 策划文化节活动时原本只参与理论策划,但《马拉/萨德》的提案确定后,所有人都提议她来做导演。这部剧被认为实践了德语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恰好是杨思汀的研究领域。虽然排戏经验有限,她在北大也参加过音乐剧社,认识一些可能对参演感兴趣的学生。

《马拉/萨德》此前只有一个老旧的中文版本,台词难以搬演。杨思汀结合瑞典剧作家彼得· 魏斯(Peter Weiss)的原作和 1967 年同名电影剧本,翻译确定了新的中文版。 3 年前,她在鼓楼看过意大利艺术与健康剧团排演的版本,但当时由于字幕过小没有看懂,只有全剧由精神病人出演的设定让她印象深刻。

话剧的背景设在一所精神病院。主角之一萨德侯爵排演了一出关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革命者让·保罗·马拉弥留之际的戏剧。这是一出包罗了各个阶层和派别形象的剧:革命者、保皇派、既得利益者、无产阶级。但争论的核心是主角马拉和萨德在意识形态上的交锋:“马拉坚信人们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结构;萨德则认为只有当个人无拘无束,为所欲为,打开‘内心的牢房’,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

演员在 4 月初招募确定。大部分人既没有听说过 706,也没有听说过这部剧,更不知道它是五月风暴文化节的一部分。

但和开幕式那天热烈表达的年轻人们一样,他们都给自己的人生设置了议程。这些议程天真而坦率,与 50 年前的欲望、理性和反抗没什么直接关联,但也有各自需要对抗的东西。

一头卷发的吕泓逸在北影导演系读大四,经学妹推荐加入了剧组。他纯粹对《马拉/萨德》的先锋形式感兴趣,因为在学校没有排练这种剧的机会。老师们更看重斯坦尼夫斯基式的表演方法,一切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中戏读戏剧管理的邓若南则是被精神病人的设定所吸引——这意味着业余演员的表演效果可能会胜过那些更商业化的专业团队。

吕泓逸和邓若南现在的想法很简单:让《马拉/萨德》成为 9 剧场“非非演出季”中最出色的话剧。

还在读高二的陈文轩是被临时拉来的。扮演病人的七个演员中有四个中途”炸组“,长相白净的陈文轩被推荐为替补之一。由于正在备考北影和中戏的表演系,他排练时总带着英文单词书,或者数学课本。

16 岁时,陈文轩在一场话剧中听到《苏三起解》,开始自学京剧,接着又参加了中戏业余表演班培训。参演《雷雨》中的周家二少爷周冲后,陈文轩被经纪人看中,开始收到来自不同公司的邀约。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唯一那道坎似乎就是表演系考试。

尽管吕泓逸和邓若南告诉他,中戏和北影的表演系都更偏爱身材高大的硬汉系男孩(北影更“奶油”一点),但陈文轩仍然信心十足。有经纪公司邀请他参加偶像练习生的选拔,他拒绝了。”如果那些活动没有考虑推广传统文化,只是单纯选秀,我就不会参加。“陈文轩告诉我,”以后我也只会和代理制公司签约,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演艺事业。“

报名饰演“科黛”的张芮晴原本在西北大学学习播音主持,去台湾交流后偶然参加了一个剧组的拍摄,签约了经纪公司,算是刚刚跨入正式演员的行列。正是积累作品的时候,她觉得“科黛”这个角色足够特别、也足够有挑战性——一个患有嗜睡症的病人、一个天真地相信保护皇权就能保护既有生活的贵族少女、一个以暴力抗衡暴力的革命牺牲品。

排练时,张芮晴大部分时间都躺在舞台一侧,做出睡着的样子。饰演病人的陈文轩就趴在她旁边,总会悄悄询问她对于未来的规划。“挑戏很难的,你既要保证自己不能长时间不接戏,又要保证接的戏不能太糟糕。”张芮晴小声回应他。

扮演库尔米院长的爱黎是新疆人,在北京一家公司做导演,拍得最多的是商业广告片。他和吕泓逸的心态有点类似,想参与一些先锋剧作的演出,寻求一种新鲜体验。不过,在转发排练合照时,他谨慎地给成员们手上举的牌子打上了马赛克,“因为朋友圈里有很多新疆朋友”。那些牌子是剧中病人们游行时使用的道具,上面的标语与文化节主题相呼应,“想象力夺权”“默默忍受蓝领劳动,牢牢抓紧白领工作”“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任治东也饰演病人之一。他目前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读大三,被排练搞得有点“分裂”。任治东是学校七个文艺社团的主席,“五四青年节”期间负责红色经典话剧,剧目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每周末到 9 剧场排练时,他又变成了想要闹革命的精神病人。

“但切换了一阵子就习惯了。”任治东觉得自己可以把两件事分得很开,正如他处理理想和职业的关系那样。他原本想考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研究生,然后从事编剧或导演工作,后来觉得不太实际,于是打算改成先进广告公司工作。“理想可以慢慢实现”,他说。

“现实极端复杂,永恒变化,我们却总以为可以把它简化为几个简单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在那本《乌托邦时代》中说。

《马拉/萨德》剧组在 9 剧场排练

706 的另一种日常

冯悦有个师弟在中科院攻读核物理工程博士,校区在石景山,碰巧要到清华开会,周末晚上就在 706 图书馆打了个地铺。两人在花生食堂聊天时,一位山东大学新闻系的女孩加入进来,询问师弟的具体研究内容。他就拉过旁边的白板,兴致勃勃地边画示意图边讲解起来,从零点讲到凌晨 2 点。

简单来说,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通过运算改变粒子对撞机中粒子的运动轨迹,使其从抛物线改为直线。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已经花了两年。

“你觉得花两年研究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女孩问。

师弟愣了一下,叹了口气。冯悦在旁边回答:“读数学博士,写论文花三年,教授评论文花三年,论文出版还要再花三年,九年就过去了。要说意义,从笛卡尔时代就已经在论证的东西到现在还在论证,你说有意义吗?”

“我常常觉得没有意义,”女孩说,“比如,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了,那为什么还要做新闻。”

这个夜晚在沉默中结束。

更多人不会深究这么多。平常的周末夜晚,一伙人在花生食堂吃完 25 元一份的白斩鸡,会到咖啡区玩几轮狼人杀。那之后,人们会三三两两聚集,开几瓶啤酒聊到深夜。新的一周,一切如旧。

对大部分人来说,706 只是一种过渡。冯悦烧土豆烤猪排给住客吃的那天下午,展延东抱着一只纸盒子兴高彩烈地进了门,“我辞职了!”。展延东在中兴实习了 4 个月,期间一直住在 706。他的结论是北京不是个值得呆的地方,不如深圳。那里待遇一样好、机会也多,最诱惑的是刚刚推出的优惠落户政策。

荔枝和展延东的想法差不多。她原来在北京一家国企做会计,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就辞了职打算去珠海重新开始。原本的计划是在 706 住一周,最后却待了三个月。不过,去珠海是迟早的事,“现在就是休息一下”。

杨树在 706 做了一年多管家,是除邬方荣之外来客最熟悉的那个人——瘦高、卷发,圆眼镜,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他读过师范、做过三年小学老师,也创立过主打 STEM 教育的培训公司。父母已经在老家买好了房,劝说他回去找一份正经工作、结婚生子。在走上“正轨”之前,杨树打算在 706 玩一玩,度过一段今后回想起来不会感到遗憾的日子。

文化节举行到一半,杨树在 706 的公众号上发起一个新项目“见闻 706”,写他遇见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3 月 15 日的写作对象是先锋,一个年龄未知的中年男人。

“人们只知道他毕业于厦大电气工程系,貌似曾在国企工作过,其他的一切都是迷。在空间里,他一边修床修水电修马桶,一边读书写诗养黑猫。住客送他外号,‘归来仍是少年’。”

《马拉/萨德》在 9 剧场

5 月 19 日、20 日两天,文化节临近尾声,《马拉/萨德》也终于在 9 剧场正式演出。

演出并不收费,唯一的观看方式是在 706 青年空间的微信公众号上报名。两场共约 300 张票在一天之内迅速抢空。塞满现场的观众和演员一样年轻,看上去平均不满 25 岁。

北京大学的一位德语系教授带着《马拉/萨德》作者的生前好友也来了。这位白发老太太穿着一件浅紫色中式套装,挤在年轻人中间,显得很激动。

9 剧场由朝阳区文化馆于 2004 年正式开放,和北京人艺、东方先锋共同构成北京小剧场演出的三个中心。这里一切都显得古旧。排练厅楼上、大厅东侧,透明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八九十年代的老物件:迪斯科舞厅旋转彩灯球、流行歌曲磁带,还有一个原样复制八十年代理发店的样板间——一尊套有白色外衣的骷髅骨架坐在椅子上,凝视着镜子。

海报在墙上一字排开,仿佛一张大事年表:2003 年 4 月“SARS”期间,台球厅、录像厅停止营业的通知;2006 年五一前夕,“民工影院”第一届露天电影节开幕式打出的口号“劳动万岁、天道酬勤”;2008 年,“人文奥运、和谐社会”。

杨思汀不希望《马拉/萨德》与当下无关。在翻译编纂中文剧本时,她在台词里加入了一些能让人迅速联想起现实生活的内容。

第四场,病人们扮演愤怒起义的穷人,抱怨声此起彼伏:

“我的肺黑了!”“我有艾滋病!”“我喜欢男人!”“我的房子拆了!”“我上不起学!” “我的同学被约谈了!”

第十六场,剧中导演萨德侯爵对一切民族的革命嗤之以鼻——“革命太简单了”,随便树立一个偶像和理想就能把愤怒的人们煽动起来,“我不相信任何事业和任何牺牲的理由”。病人也配合着喊起了万岁,他们的“偶像“也算是与时代接轨:

“大熊猫万岁!”“外卖万岁!”“女朋友万岁!”“摄像头万岁!”“二维码万岁!”

临近结尾,病人在领袖马拉被贵族少女科黛刺死后陷入疯狂,开始歌颂革命,“光荣二百年!”杨思汀安排一位演员在其中穿插了一段嘻哈,展现现代生活中那些被树立起来的新偶像。

“新的世纪白驹过隙过去十八年/希望梦想幻想妄想每天突破新极限/商场橱窗长廊漂亮时装闪闪发着光/划开手机公众号上随时看偶像/新体验无穷无尽,看你钱够不够花/压抑的放纵的痛快的残酷的,世界就快要爆炸/大厦比天高一百倍,买票全世界到处飞/可怜马拉尝不到当代生活的好滋味。”

嘻哈把整部剧的情绪推向高潮。原剧作者选择在这里戛然而止,借萨德侯爵之口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对我而言,定局从不成立。我留下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杨思汀认为这样的结尾“太西方、太休闲”。她把萨德的台词改成了一长段用排比组成的呼吁,豪气冲天:

“二百年了,断头台变成了电椅、瞭望塔和摄像头,街垒变成了手机屏幕和霓虹灯,可我们的身体仍是血和肉、是脉搏的跳动和呼吸的节奏。我导演了一场野蛮的狂欢,去施展性欲、暴力、排泄、梦境和迷醉的力量,让那些哲学家嗤之以鼻,又让革命家瑟瑟发抖。用身体去革命吧,用身体去创造吧,用身体的体积、厚度、重量和温度去创造偶然的相遇和不经计算的快乐;用身体去说出书本说不出的话语,用身体去拥抱刽子手的快感和死刑犯的痛感,权力的法则灰飞烟灭,它无法管辖器官,也无法规训尸体。”

病人簇拥着萨德欢呼,冲向代表权威的院长,协助规束的护士。有人拉响干粉灭火器,有人扔出了西红柿。白色粉末在剧场中心飘落,西红柿裂开,散发出新鲜的腥气。一个由各个时代独裁者拼成的画像被丢上了舞台中央的红色断头台。病人们轰然倒地,排练场观众席里传出热烈掌声。

“我很激动,很激动”,老太太站起来拦住杨思汀,“请多排些布莱希特吧!”

年轻的导演站在舞台一侧,露出了微笑。


(*文中镜卜、树昕、高雄、展延东、荔枝、罗克为化名)

题图及内文配图为作者现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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