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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室里很难过,我在寝室里也难过”| “十年” ⑥

文化

“我在教室里很难过,我在寝室里也难过”| “十年” ⑥

温欣语2018-05-31 06:03:38

“我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这不是我造成的,但是还是要靠我”。

一周前,星期三下午,陈依沫的妈妈李凌放下手中的工作,从 70 公里外的汶川县城赶回都江堰家里,和陈依沫一起吹生日蜡烛。“一切都交给时间吧,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李凌说。

这一天陈依沫满 18 岁。

2008 年,陈依沫在映秀小学上一年级,她曾是同学眼中最羡慕的人,和其他映秀小学的留守儿童相比,她的父母都是映秀小学的老师,她不曾和父母分开。

陈依沫记忆中,那是最完整的时光。

2008 年 5 月 12 日,地震中陈依沫失去了父亲,她的手也因为在废墟下被压迫过长时间导致组织坏死。

她是班级里仅幸存的五个孩子之一。

陈依沫先后做过几次手术,第一次是地震的四天后做减压手术,那时候她 岁,看手是否能保住;第二次确认保不住,截肢。最近一次,由于她还在长身体,新长出的骨头不断刺痛她的皮肤,因此必须磨平骨头,“我不想再回忆那段时间,我不想让她再去做手术,我不想再看她痛苦了,”李凌说。

身体的痛苦暂时告一段落,接踵而至的是精神的折磨。

地震后,陈依沫从映秀小学转入都江堰友爱学校,她在这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最多时学校有 140 名地震中受伤的残疾学生,陈依沫被宽容地接纳。

高中,她考入了四川省重点中学都江堰一中,在几千名四肢健全的学生中间,她感到格格不入。

“学校里其他班级的同学说她没有手,她就很在意别人的说法,到哪儿都觉得好像有人在说她,脑袋里有阴影,”女儿进入高中后,这是李凌每个周末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每周日晚上,陈依沫都抗拒回到学校。李凌安慰她后,心情能有所好转,但第二个周末回家又会回到原样,“回到学校,我又会被打回原形。”陈依沫说,即便上课她也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在教室里很难过,我在寝室里也很难过。”

除了亲人和朋友在陈依沫的警戒线范围内,她拒绝接触外面的世界,拒绝上街,似乎街上每一个人都会对她指指点点,“反正就在家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李凌这样形容女儿的近况。

上高中后,陈依沫同时被几股力量撕扯着:身体的自卑、青春期、高考压力、未知的恐惧,以及从不曾摆脱的失去父亲的伤痛…

极端时候她甚至想结束这场挣扎,“我是真的有想过做什么能结束这一切…我每个月都会这样想,”陈依沫说。

在她看来,母亲的回应似乎显得不近人情。谈及残疾和去世的父亲,母亲宽慰最多的话是“没有办法”。这也是接受我们采访时李凌提及最多的字眼,通常说完都伴随着一声叹气。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世界上也不会有谁能够帮她(女儿)改变,是她必须接受的问题..只有去面对困难,没有办法…(叹气)”。

“我告诉她这是天灾,没有办法,至少你还有生命在,你班上几十个同学就只剩了你们四五个孩子,你们还有生命能看到太阳出来,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很多美好的事物”。

李凌不允许女儿妄自菲薄或自怨自哀,她更相信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陈依沫必须自己承受。

她尽量让陈依沫独立完成大多数事情,洗衣服、搬行李,培养起陈依沫的信心,万不得已时才会帮助她。

她并不打算一直将女儿留在自己的羽翼下,如果陈依沫能考上四川省外的大学,她将全力支持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地震 年后,李凌重新组建了家庭,现在陈依沫和母亲、继父和弟弟四人共同在都江堰生活。

2018 年 3 月 10 日,我们在映秀小学同学的介绍下,在都江堰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依沫。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宽松长袖体恤,披着黑色长发。

采访结束后,我们走出咖啡馆,迎面走来几个陌生人,陈依沫下意识地拉长袖子,用手撺住袖口。

整个过程,她一直平视前方。

2008 年我妈妈和爸爸都在映秀小学当老师,地震时我妈从办公室跑出来了,我爸在地震中去世了,当时他在 5 楼。

地震后,二年级我就到成都化疗,在成都的小学读了一学期后就到了都江堰,然后就没有再回阿坝州了,一直住都江堰,我妈觉得都江堰的教学质量比映秀好一点。

地震前我们在都江堰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一直租出去没住,地震后就搬过去了。后来我也不想再回映秀了,因为那是一个很伤心的地方。我认识的很多跟我一起的朋友,他们基本也在都江堰读书,没有再回去。

小学后我和林浩、柴正东一直都有联系,林浩有时候也会到都江堰,我到成都也会找他玩儿。他也比较照顾我,把我当妹妹。我觉得对我来说,林浩机会更多,但是除了这方面,其他都没什么差别。我觉得无所谓,并没有羡慕。

我觉得不公平的是身体方面,身体的伤残,自己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是他们的轨迹我并不觉得不公平,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残疾影响了我很多地方,学习、生活、未来…. 都跟别人不一样了。学习上,我要更努力,很多事情比如数学课用直尺画图会很难。生活上也比较恼火,虽然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但更多的还是跟别人不一样,比别人慢。

我戴过假肢,可以画画,我以前还配过有电的假肢,但是里面有很多机器电池,拿起来会很重,我就没有再戴了。

都江堰友爱学校的前身是“都江堰市太平街小学”,512 地震后,学校异地重建,同时提供小学和初中课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题写校名为“友爱学校”。学校吸纳残疾学生就读,100 多名残疾学生中,80% 都是地震中受伤致残的学生,他们主要来自映秀、青川、平武等四川地震重灾区。

小学我在都江堰的友爱小学,我觉得小学过的比较快乐,也不是很在意这些。友爱是小学和初中一起,我很习惯那里,学校住校,那个学校也有其他地震中受伤的同学。

我的初中是真的很好,同学也很好,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她顿了一下,开始哽咽)…以前我觉得自己的优点是比较开朗,但上了高中之后发现自己不开朗了,我比较敏感了。

因为高中考虑到未来,要面临以后的事情,他们就会说我和别人不一样,以后找工作可能没人要我,其他人会小看我,所以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别人怜悯或者同情我,我自尊心比较强,我也希望自己以后不让我妈妈和家人失望。

pic/ysmoodle

我小学就决定走艺体美术了,小学一直在画画,但是当时不知道有美术高考这条路,到了初中后知道美术有艺考,从初二开始就学素描了。我在素描上进步挺大的,老师说我悟性比较高。

我父母和老师告诉我在就业这方面,有一个人和你水平一样,你们都是一样的,一样优秀,但是同一个公司录取,会看你们个人的情况,肯定会先录取他/她,不会录取你。所以我必须站在那个不会有很多人的平台,高一点的平台,人会少一点,机会会多一点。

每次听到他们说“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都很冒火,就觉得比较委屈。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心里面有股火,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这不是我造成的,但是还是要靠我。

其实地震之后,2008 年那段时间我很糟糕,但是 2009 年应该就好起来了,中间这几年我还是挺开心的。但好像这几年又倒回去了,我觉得因为自己长大了,想的也比较多,就越来越敏感了。

现在我经常都觉得很敏感,我脾气不是很好,有点玻璃心易碎,过很长时间才能好。我小时候不是这样,但是越长大我越是玻璃心,小时候我都不怕挫折,我长大了就开始怕了。

大街上有些人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不是现在,是一直都会这样。以前我觉得没什么,但现在我长大了,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表,就会比较烦,觉得很烦。

我跟妈妈说过这点,但是我妈说她也没有办法,“你就是这样子,人家看你也只是好奇,你不能让别人不看。”

我没有看心理医生,我妈说心理这方面主要是靠自己,自己都没有想清楚,你自己躺在地上不想起来,谁拉你都拉不起来,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进入高中后,李凌时常和女儿的班主任沟通,确保同班级里的同学能理解陈依沫,不会对女儿指手画脚,但她无法保证全校同学都能照办。“学校那么多学生,几千的学生,你怎么去跟别人沟通?而且以后走入社会,有更多人几亿人,不可能我都去给别人打招呼,这可能吗?改变不了别人,只有改变自己,”李凌说。

好在最近陈依沫的状况有所好转。她参加了美术培训班,得以暂时逃脱正常的高中生活,现在她只需要面对身边十几个学习美术的艺体生。她的焦虑大大减少,每周嚷着回家的频率也随之减少。

参加美术培训班本身就是一个筛选过程,由于高昂的学费,本来打算和陈依沫一起进行培训的几个同学都被拒之门外,家庭无法负担起这笔费用。李凌不算特别宽裕,但她尽量帮助女儿消弭掉摆在眼前的任何障碍,这是她可以为之努力的,“我光是 月份就交了接近 万块钱,我尽量想办法啊…但她不知道这个钱来的多么不容易,”李凌说。

陈依沫的愿望是考进中央美院,毕业后从事和设计相关的工作。服装设计并不在她的选择范围内,这门专业需要动手剪裁,于是她将注意力放在了电影美术指导上,所有的工作都能在电脑上完成。她希望未来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电影谢幕后滚动的演职人员表里。

高中我在都江堰一中,我觉得应该和初中差不多。友爱学校大部分是健康的学生,有 100 多个学生有残疾,所以我就很放得开,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

但在都江堰一中,基本都是正常人。

比如高中去跑操,一般我都不参加,因为有些动作我没法做,但自己心里面还是想去参加。进高中之后就觉得很烦,因为周围的人一下变得很多,刚开始我也要去做课间操,但是周围的一群人都很奇怪的盯着我,后面我就没去做课间操了。现在做课间操我就待在教室里。

我也会跟妈妈抱怨,但是她也只是说:“没办法,只有习惯”。她也没有办法。

这 10 年我更成熟一点了,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又哭又闹,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围着我转,但上了高中不是这样了,更多是要忍让和换位思考。

以前可能因为我受伤,他们都比较心痛我,小时候没有和我说过什么重话,我妈妈、家里面的人都不怎么说我,他们有时候说几句就过去了。高中现在人很多,很多同学,不像初中就那么多人,现在高中一个年级就几百个人,接近 1000 个人,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感觉人多了之后,其实自己好像不是中心了。

初中那会儿我只是希望自己考上高中,不会想到高考,压力也不是很大,学习成绩算中等偏上。初中我们一个年级 2 个班,90 多个人,我能排 20-30 名。有一次零诊,都江堰 5000 多人,我排了 1000 多名。到了都江堰一中,这个是省重点中学,我待了 1 年多了,压力比初中大很多。

虽然我妈妈只是说希望我读出来就好好做事,但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多了,很希望自己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不让他们失望。

以前我觉得考大学很简单,刚进高中就贪玩儿,但是考下来就觉得并不是那样,高一上期下滑的比较厉害。高二上学期我努力了,成绩有所回转。妈妈会给我讲道理,刚开始我觉得很烦,但我后面想了一下真的很有道理,考大学也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高中班主任也跟我谈了几次话,希望我努力,因为我刚进高中那段时间,我的心态是很糟糕的,很颓废,成绩下滑的很厉害,已经不想学了,有点自暴自弃了。

班主任就告诉我:“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了,那谁还看得起你?”

“不管是工作还是对人,我都觉得我能非常友好的和大家相处,但是就唯独和她为什么会这样?”李凌为自己和女儿的相处模式感到困惑。

陈依沫时常会对她大发脾气,有时候甚至会迁怒于李凌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外婆。李凌描述起这些行为时显得愤怒,“我说我自己的妈妈,我从小到大都没有骂过她,或者跟她顶过一次嘴,你怎么可以那样做?”

大多数时候,李凌理解这一时期女儿的烦躁和无助,她通常会自动排解情绪,很快和女儿言和。

但当陈依沫数次提到想要结束一切时,李凌的愤怒被恐惧裹挟,她很难释怀,更无法理解,“我就觉得身边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都那么爱你,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每次这样激烈的争吵都会以恶言相向以及双方痛哭而告终。

争吵的过程宣泄了陈依沫的不安全感,当母亲告诉她自己每周五坚持从 70 公里外的地方赶回家,就是为了能给她做最爱吃的菜,并且不断强调有多爱她时,陈依沫会短暂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活下去的意义。

某一方面,凌能理解女儿的痛苦,因为她自己也很早失去了父亲。一方面,她并不理解,因为她独立克服了一切,考上了大学,女儿为什么不可以?

当我们告诉李凌,女儿认为妈妈比自己更坚强时,李凌很惊讶同时也难掩兴奋地说:“在她心目中我是这个形象?这挺好,我以为她觉得我都对她好那种…就是不理解她。”

我妈妈更坚强,比我还坚强,地震后的 5 月到 8 月份,她哭惨了。地震后那几年我妈都一直很爱哭。初中的时候听到我说很难过的事情,她也经常自己躲在房间里哭。

以前我跟她说,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差别很大,自己都不想活了,真的是觉得活不下去了。我会突然心情很低落,情绪不稳定。她也会很难过,她不当着我的面哭,只是教育我,但是自己在背后难过。

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尊心很强,又不喜欢同情,不喜欢别人瞧不起我,有些事就觉得很冒火。

其实我是真的有想过不想活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尝试(自杀),高中这种情况更多了,高中基本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我在学校里住校。

我在教室里很难过,我在寝室里也难过。

我是真的有想过做什么能结束这一切,我还没做,但是我想要做。我每个月都会这样想,我给我妈说过这些,有一次她哭着跟我说如果我去死了,她也去死。

我觉得每次和妈妈吵完架,我的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吵出来了后,感觉妈妈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我,我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我和同学因为矛盾吵架后,心情可能会不好,但是我和我妈吵架是一种发泄,我们吵完架后两个人都会很温柔,不会再提这些事,就当没发生过。

吵架之前我会觉得自己比较自卑,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吵完之后我妈说:“你去死,我也去死,你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觉得还有人在担心我。

我有点想看心理医生, 也有点不想看。想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好点,但是不想又觉得听了这么多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妈妈后来结婚了,2011 年还生了一个弟弟,我们有了一个新家庭,之前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有没有新家庭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因为接触的比较少,和(新的父亲)不是很亲热也不是很疏远,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好,但我总觉得不是亲生的,会有隔阂和疏远。

总是有隔阂,我放不开。

妈妈刚开始和这个人谈的时候我有一点抵触,但后来他们告诉我有一个人帮你妈妈分担,妈妈会轻松一点。

尽管从李凌的描述里,继父从不会偏袒谁,弟弟一份,姐姐一份,平等对待,还会照顾陈依沫过世父亲的家人。

但面对着这个被陈依沫称为“张爸爸”的人,陈依沫心中始终有着疙瘩。

和陈依沫发生矛盾时,“张爸爸”会在微信上沟通,将措辞给李凌看后再发给陈依沫,“他也怕伤害到你,你知道吗?”李凌说,“我告诉她如果你亲生父亲在的话,可能早就给你几耳光扇到脸上了,可是他没有,他生气不会对你大吼大叫,而且会冷静下来以后跟你沟通。”

李凌清楚女儿的不安和焦虑同样发生在和她一样年纪孩子的家庭里,只是女儿的特殊情况让矛盾演化得更为迅速,“我其实我很盼望的就是哪一天她能够懂事了…我很期待那一天。”

接近采访的最后,我们才和陈依沫直面提及了“地震”和“父亲”。

“地震刚发生后的那一段时间,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吧?”

“我现在也很痛苦。”

“你什么时候接受了爸爸不在的事实?”

“我一直都没有接受。”

我也一直不接受家人提起我父亲,逃避吧,我不能听到这些。有时候我妈会说起我爸的以前,地震前我们家经济不是很好,但每年过生日我爸都会给我买蛋糕,比较宠我,但学习也比较严格。我妈现在就会说:“如果你爸还在,看到你这样天天玩儿手机,一定会很生气。”

我就会很冒火,我觉得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是不能把我爸搬出来说。

我爸爸对我为人(有影响),他教我要大方不能小气。以前我有芭比娃娃,我很喜欢,我不希望别人碰。有次我的朋友到我家里,碰了我的娃娃,但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爸就很生气,还打了我,让我不能小气,不能自私,玩具都可以玩儿,要懂得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爱分享,把自己的东西分享出去。

现在别人提起我爸,我还是不能接受,还是很冒火。

我的生活中少了一个人。

当我们准备结束和李凌的谈话时,她在电话那头突然补充了最后一句话,“其实我心里最心疼的就是她,我有的时候想到她,心里面就跟针扎了一样的疼,谁想自己的孩子成这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凌和陈依沫为化名。

题图与未标注内图均来自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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