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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导演侯孝贤的文集,分享了他和电影的故事以及意见

曾梦龙2018-05-16 19:37:03

或许在华人世界里,只有侯孝贤才能拍出我们的此刻,拍出我们的现在。——贾樟柯

作者简介:

侯孝贤:台湾新电影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以精省、克制的美学风格,在影坛独树一帜。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等大奖,代表作有《悲情城市》《戏梦人生》《恋恋风尘》《刺客聂隐娘》等。

编者简介:

卓伯棠:曾就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获学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制作)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电影哲学博土。现任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教授。

书籍摘录:

我的电影之路(节选)

电影是拍出来的

各位好。其实呢,我还是一句老话——电影不是用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基本上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你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而且会越拍越好。然后还有一个眼界,你一直看,看电影、看周遭的事物,你一直看、一直看,你就会有一个眼界,所谓的鉴赏力。你有了鉴赏力,你的电影就会有一个高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要通过你的眼睛才能交出这个片子。基本上这个看就是一个观察,看事物的方法。

其实我只会拍电影,并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行比较易,知比较难,所谓的知难行易,那是你在整个漫漫创作过程中才可以慢慢理解的。所以我以下所要讲的东西,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下就知道这些。不是。它是在我拍了几部之后知道一点,拍了又几部之后知道一点,知道了一些但是很快又模糊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拍了越多的片子后,才慢慢清晰起来。就像我们脑子里对城市的map(地图)一样,知识也是有地图的:意思就是你住香港住久了,脑子里就知道坐什么车到哪里,转什么车,很清楚,慢慢香港就清楚了,可能九龙也逐渐清楚起来。有这样的习惯和记忆之后,你去中国内地、去任何地方,在那边都可以很快用你的经验去延伸。

拍电影也是这样。所以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的道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像卓老师刚刚讲的,有的人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有的学生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没这个经验怎么办?其实任何形式的经验都可以。像有些人是从电影的共和国出来——像文学一样,有的人从文学共和国出来,有的人是写他的经验。你们假如看过内地很多以前的作家,比如说阿城、李锐、王朔……那些作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居住环境周边的每一户、每一人。但是假使他们要写现代,这样一个老辈作家要写现代都会的人与故事,他怎么写?都会是片段的、距离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探测到所有人的状态,你只看到了一种共通,你能不能描绘这个呢?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需要在都会长期的累积,这种所谓的城市文明里面,你慢慢待久了,才会感受到都会的特色,才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才能捕捉到。基本上,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域,这一块你要自己去发掘——怎么去发掘呢,待会儿我会讲,就像我前面讲的,它是慢慢开始的。

我基本上会给自己一个提问——我为什么会拍电影?而且我凭什么有那个能力和自信说我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前面做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你慢慢就会明白。所以会回溯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会这样拍电影——我只好从头想起。因为要来讲这一课,不得不去想一想,不然……因为我也陆陆续续有这种讲课的经验,但基本上每次我都是讲讲讲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然后回不到那个原定的题目,所以在这之前我还是给自己一个题目——就是从我自己开始。

电影《童年往事》剧照,来自:豆瓣

《童年往事》——我的成长

可能你们都看过《童年往事》,都非常清楚。在 1947 年的时候,我父亲到台中来做事情。他本来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参加省运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中市当市长,那是 1947 年的时候,他同学邀他来当主任秘书,我父亲就试试看,就过来了。他感觉,台湾那个时候刚刚光复,有许多配备,比如有自来水,所以写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接过来了。我那时候四个月,被抱来的。现任台中市市长还帮我找到过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委任状。然后从此我们一家迁来, 1949 年就回不去了。本来以为做一做事就要回去的,结果回不去了,回不去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这个影响比较严重的是我的母亲。我母亲以前在广东梅县是教小学的,她是高小毕业。那个时候的高小不像现在的小学,是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她可以教小学。她不能回去的结果就是后援全都没有了——朋友和亲戚的关系全都没有了,所以我母亲在台湾的这段时间比较郁闷,状态并不好。我母亲的状态又受我父亲状态的影响。我父亲以前是中山大学毕业,念的是教育,去汕头办报纸。以前办报纸不是像如今会有一个报馆,没有的,就是几个人,刻钢板,然后印,大概就是那种报纸,而且几个人要写一堆,所以熬夜得了肺病,后来就不能办报了,才回到广东梅县,他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到了台北,开始是因为潮湿,气管不好的人无法长期居住在台北,因为它会引起气喘。因此我父亲的气喘就时常发作,我们全家就不得不移到南部,但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有肺病,心脏也不好,长期住疗养院,所以他等于是两边跑,疗养院休息好了又回家,因此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往返,母亲带了一堆小孩。基本上是那种情景。

从小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可以感受。我的个性又是往外跑的——为什么会呢?因为我是 4 月生的,第一个星座是所谓的白羊座,星座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其实是一种逃避,不想待在家里。后来我拍《童年往事》的时候,问我姐姐才知道,我母亲的颈部有个疤,很长的一条疤痕。在我们小的时候,以前的疤不会缝得很细致,是很粗的一条,而且那时也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母亲也跑到过海边去,往海里面跳,不是,是往海里面走。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在成长期只知道母亲的颈上有一条疤痕。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会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所以你会往外逃。这个其实就影响到后来我的电影。

他们都说我的电影结局非常悲伤,我说是苍凉。苍凉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以我的个性,很热情又跟人非常容易相处,基本上对世界的眼光不可能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在童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个眼光,是逃不掉的,不自觉的,其实那个时候(童年)已经认识世界了。只是我们还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一段时间就会先隐藏起来。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你们一样可以拿 DV 机拍电影的。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毕业的时候一班分成几组,拍一个片子。我们那个时候叫影剧科,一半戏剧,一半电影,师资也缺乏,所以我们拍了一个片子,我不记得了,有铁轨,有搭架,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导演。然后大约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排了个舞台剧,我也是导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我当导演。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系,就是一群人。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会有分工,有的人负责谈判,有的人负责搭架,有的人就会……在这些跟人的关系里无形中就会有一种领导的才能,我想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学校也是这样。

回到刚才所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影。这部分是我的电影里很晚才发现的。

电影《悲情城市》剧照,来自:豆瓣

投身电影圈

我在学校里也没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机会。我毕业之后当了八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机,每天要打个领带,骑个摩托车去派名片,等一下人家就把这个名片丢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但是做了八个月后有一个机会,学校老师打电话来,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当场记了。因为我的同班同学大都去当兵了,而我是当完兵才念艺专的。不要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当导演的——没有——在那之前还有七八年。我只当了两部戏的场记,后来就当了副导演,当了两部戏的副导演,我就变成编剧同时是副导,如此一来前前后后有七八年时间。

在那期间,我既做编剧又是副导演,我的导演是摄影师,像陈坤厚,他要自己摄影,所以现场几乎是由我负责——剧本、调度演员……所有的。之前还有赖成英,他也是摄影师,虽然他没有自己摄影,但是他已经是有名的、比较老的摄影师,现场指挥、调度他不习惯,而且个性上又比较内向,所以也完全是我在调度,调度完了他看,他分好镜头我就帮他全部都调度完。此外,剧本不论是我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们都要讨论,有些我还要去改。所以那七八年……想想看,我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我有一个磨炼的时间。而且我不只是编剧、副导演,有时候我还兼制片,所有的酬劳什么的,助理制片都要来问我,所有的演员调度都要来问我,所以基本上那样的一个过程让我有机会后来拍自己的电影,那个时期差不多有十几部片子,每一部都很卖钱,而且很卖座。有人说你怎么不拍一些卖座电影,他们不知道我这一阶段——其实片子都很卖座,大部分是城市喜剧。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当导演之后我的片子会变成悲剧呢?我的第一部、第二部也是喜剧,但是已经有一些悲剧的痕迹了。第一部叫《就是溜溜的她》,那个剧本是我用十一天写完的。本来写的是另外一部,就是后来陈坤厚拍的《蹦蹦一串心》,那是一个闹剧,后来凤飞飞嫌她的角色不重,我说好,改,关在饭店里十一天把它写完。这个片子也是大卖,卖到不行这样子。当然那跟我没关系,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分红。然后第二个片子《风儿踢踏踩》虽然是喜剧,但其实已经有一种所谓的苍凉的味道。《在那河畔青草青》,就是看了报纸——老师带学生爱川护渔,就去找那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很快就拍完了。自那以后,从《风柜来的人》开始我的创作就慢慢回到自己的经验了。回到自己的经验之后,摆脱不了的就是我之前讲的这种为什么最后电影会呈现一种苍凉——它的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我不自觉地看世界的角度已经存在了,这是我很晚才发现的,非常晚。

侯孝贤,来自:维基百科

人文素养

除了有实际的电影的经验和过程之外,还有就是如何拥有一个成形的人文素养背景。凤山是个很老的地方,我们住在城隍庙附近的时候,我们家在县衙里,城隍庙就在县衙的旁边——这个地方是一个老的小镇。那个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的地方,每一次戏曲比赛都是一两个月,有歌仔戏、布袋戏——就是所谓的“掌中戏”,在福建,特别是在晋江,还有就是皮影戏,大概这三种是最重要的。

我们小时候经常跑到榕树下,看他们演戏,很野的。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多地看电影了。小的时候喜欢拉人家的衣袖,说“叔叔、叔叔,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会有一次可以进去的。每次都用这种方式,但当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就爬墙、剪铁丝网。凤山有三家戏院,只要他们换片我们就有办法进去,还做假票。做假票便可以看出自己的那种心思。我们去戏院,通常人家进去后会把票丢掉,有些票只被撕了一点点,有些撕过了。因为以前的票是有条虚线的,虚线那边盖个章,然后走出检票口的时候便会去抓一把被撕过的,然后就跑,小孩子嘛,无所谓,也不会怎样,回去就把票黏起来。就对着那条线黏起来,票根撕得少的,可以当作黏的部分,票根撕得多的,就去掉那个虚线,把它从虚线那边黏起来,结果就是一张票,当然上面那个图章是歪的。我知道,那时候我非常小,撕票的人绝对不会看的,他就“啪——啪——”,有时候黏太紧,“啪”不开,还会催促他。那时候不是聪明,是机灵,很清楚,还好没干坏事。看了非常多的电影,所以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而且没有人会告诉你哪些该看、哪些不该看,什么片都看,因为反正不必花钱嘛,有办法进去嘛。

还有就是文字。我记得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哥哥开始看武侠小说,他一租就是一个菜篮,我们是骑单车去租书,租书店是在骑楼。他看得飞快,然后我就接手,他看一本我看一本,然后我两个弟弟也开始加入,老三跟不上只好放弃,老四勉强跟着,最后都在等他,最后一本看完,我再骑单车去换。看了几年下来,那个租书店里的书基本看光了,武侠小说摊子上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光了。后来我自己看的时候,如果是我喜欢的作者,就把他的书全部挖出来看,看到没得看了,就会去摊子问有没有新的续集,第几集,如果还没到,就看旁边还有什么。譬如言情小说,旁边还有一小撮所谓的黑社会小说,像费蒙的《职业凶手》之类的,男孩子把黑社会小说看完了没得看了就开始看言情小说。在台湾上年纪的人就会知道,言情小说是很多的,每一个都看,看了有兴趣就把它挖出来再看。琼瑶的言情小说我看得反而比较晚,是在高中时候看的,其他的早看了,还有翻译小说在内。念初中的时候会去学校的图书馆找,这种翻译的书我最爱看的就是《人猿泰山》《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一家漂流记》《金银岛》《基督山伯爵》等。然后还会溜到一个同学家,他们家有一摞线装的、页面泛黄的书,如《济公传》《三国演义》等,没事就蹲到那边看,看完了就去玩。看书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没断过,各种文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通常我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北京,我一定会看电视,看中央台,清早起来看。像我这次去北京,电视上就在介绍所有十七大的委员和常委,清清楚楚,这在台湾是没有的,根本不知道那些人谁是谁。还有六点半会介绍报纸上和民生相关的新法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每次去北京碰到人,出租车司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讲起政要人物来清清楚楚,不似台湾,所有人都一片糊涂。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会让人们一起成长,但这个成长是在无形之中,慢慢地,要演变才有可能,而不是像台湾是用欺骗的。


题图为电影《恋恋风尘》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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