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二战时期欧洲的合作、抵抗与报复,我们从中能反思什么?
迪克是东欧和中欧研究的伟大开拓者……他的主要案例都关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来被削弱时,欧洲情愿与纳粹势力达成和解。一个关于欧洲国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们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蒂莫西·斯奈德(耶鲁大学东欧史教授)
作者简介:
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哥伦比亚大学赛斯·洛荣誉教授,生于匈牙利,并在那里进入大学读书,后到布达佩斯、巴黎、慕尼黑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历史, 1964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出版的作品有《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1968)、《合法革命》(1979)、《超越民族主义》(1990)、《文集:希特勒的欧洲》(2001)等。迪克还与扬·格罗斯以及托尼·朱特合作编写了《欧洲报复里的政治:二战以及战后余波》(2000)。他是匈牙利科学院的外部会员。
书籍摘录:
导论(节选)
20 世纪初期和中叶落入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经历过武装冲突、外国占领、空袭、迫害和集中营,还有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残酷内战和种族战争。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从法国加来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来是件难事。如果以此为边界,圈起来的土地上所到之处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数量之众,足以统治这片土地,但还不足以控制每一个城镇、村庄和每一片森林。德国人的存在已经无可避免,因此出于种种原因,国家政府、地方机构、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以及许多个人,都在极力容忍德国人踏足自己的祖国,统治着他们,有的还积极与之合作,有的则会起来反抗。
例如,法国的一些大实业家基本上都在竭力为德国的战争行动服务,并从中牟利,但是数百万的法国年轻人却很痛恨并抵制被带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其他人,比如法国的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和记者就分成两派了。究竟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主要还得看他们做选择的时机和地点了。后来局势出现最重大的转折,与其说是因为本土的进展,不如说是因为 1942 — 1943 年冬天苏联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胜了德国第六集团军(German Sixth Army)。遥远的战事,让数百万欧洲人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顺从或合作,转而强力反抗纳粹,而且越来越坚定。
在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其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的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德国武装部队工作,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机会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本书想呈现的是,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样,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也许对于少数幸运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国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苏联攫取了欧洲大片土地,还有德国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因此,很多国家,至少东欧的那些国家是屡次被占领,不是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选择。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Lvív,过去曾用过的名字有伦贝格[Lemberg]、里沃夫[Lvov]和罗乌[Lwow],主要看这座城市掌控在谁的手中)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这里的人说自己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的忠实臣民,是很有好处的;同理, 1918 — 1930 年,要说自己是波兰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 1939 — 1941 年,生存的本能指引着他们把热忱和忠诚奉献给了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然而 1941 — 1944 年,得罪德国纳粹又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了。 1944 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但是“二战”结束时,很多当地居民都已惨遭杀害或是被驱逐出城。事实上,到了 1945 年左右,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几乎都走光了,填补空白的是乌克兰人和从苏联偏远地区来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时,这里上演着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但不限于此。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试图让一个大约 900 万人的族群从地球上消失。事实上,到了战争尾声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欧洲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接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这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原因,一个是德国人及一众欧洲帮手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冷酷决心,另一个就是同盟国的胜利和一些欧洲人的人道主义冲动。所以,我们会仔细探究德国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体和个人在“犹太问题”上与德国纳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种形式。在那个时期,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复杂游戏背后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支持或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个战争中还有一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比如芬兰和保加利亚,希特勒的命令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力,还有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国占领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这里的武装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国部队赶出去。
虽然“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这个词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至于这个词的定义,这里却无须赘言了。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外国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这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即使不是大多数),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Waffen SS,纳粹组织的作战部队),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做些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到时候,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被德国人或敌对的游击队杀死。

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努力工作,该如何评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该如何评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顺从者了?而你的工程师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对德国的战备物资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又该怎么看?
还有一些人,在德国占领时期继续从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无害职业,比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声世界的法国歌手、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又该如何评判?除了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切瓦力亚还常常在德国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国的法国战俘营,与德国记者交谈,为可怜的战俘歌唱。这等于是给德国做了绝妙的宣传造势,结果纳粹和法国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亚看作合作者,只不过前者指的是与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与敌人合作。战后,他被指控叛国罪并受到审判,结果宣判无罪,即便如此,美国和英国仍然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
还有,表现顺从也因地而异。比如英吉利海峡群岛, 1940 — 1945 年被德国人占领,士兵手脚干净,无可指摘,在这里顺从占领者比较容易。而俄罗斯被占领的地区,顺从起来就比较难,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烧毁村庄,赶走或杀死所有的牲畜,还对人进行扫射。在占领者很少或压根没有占领者的地方,适应德国占领也相对容易。只不过,在希特勒的欧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士兵或警察,这种数据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
虽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逃脱命运这回事。有些人被德国人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德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被当地的狂热分子逼迫选边站,还有些人因为没有影响力或关系,两边都受排挤,得不到救济,就活活饿死了。
“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丹麦居民,而在波兰,不夸张地说,没有谁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战时五花八门的合作和抵抗形态。拿合作来说,简单点的,比如给一名口渴的德国士兵递上一杯水,升级版的,比如支持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手段各异,谴责、追捕、折磨和杀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态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态也是花样上演,包括佩戴爱国主义徽章并藏在翻领下面,以及参加游击队去殊死搏斗,这也是成千上万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真实写照。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无解。比如我们该如何评判黑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时也夺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物资。面包师要求加薪的一场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说起来,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因为市面上仅有的面包都归了德国人。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上所述不过是一团乱麻的线头而已。穿着蓝色制服的波兰警察算合作者还是抵抗者?工作日,他们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交给德国警察,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和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匈牙利的矿工又该如何评判?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发起针对犹太人矿主的大罢工,要求加薪。他们这一举动间接妨碍了匈牙利重工业工厂为德国人生产武器,而工厂老板是犹太人。罢工是由匈牙利纳粹头子主导的,但最终应德国政府要求,被匈牙利军队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
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真正的反纳粹斗士,漫长的战争中,还是有人自始至终都以命相搏,为自由、民主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战。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到了战争末期, 1945 年 4 月,纳粹党卫军中成千上万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年轻志愿军为了守住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入口而殒命。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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