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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调查报告说:超过八成的中国女记者曾经受过性骚扰

陈莉雅2018-03-09 07:07:50

有女记者表示,虽然平时会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但到了自己,往往没有勇气举报。

几乎所有的性骚扰事件,都是从媒体曝光开始,即便是如今席卷全球的 #MeToo 运动也不例外。

整个运动最初是由《纽约时报》里的两名记者,公开揭露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骚扰事迹而起。自此,不光是好莱坞圈内的性骚扰事件,几乎各行各业的丑闻,每天都会通过媒体曝光,地点也从美国扩及到全球,包含中国。

然而,就在运动范围逐渐扩大的同时,《纽约时报》内部的明星记者格伦·斯拉什(Glenn Thrush)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知名新闻主播查理·罗斯(Charlie Rose)都被爆出性骚扰事迹。

很快地,格伦·斯拉被《纽约时报》停职,他发表声明称:“我向任何在我面前感到不适的女性、以及我在任何情况下的不当行为而道歉。任何让女性感到不被尊重或不适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两则关于媒体的性骚扰丑闻,使得人们开始注意这个以揭露真相为名的行业,其实内部也有不可公开的秘密。

3 月 7 日上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ATSH(Anti-Sexual Harassment)与中国国际女性影展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举行《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发布会,并公开调查结果:有超过八成(83.7%)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2% 的受访者遭遇性骚扰不止一次,18.2% 的受访者遭遇 5 次以上的性骚扰。

这份调查发起人是曾经在广州当地媒体从业 7 年的黄雪琴,她曾在微信公众号上说明自己遭受性骚扰,并在媒体内部公开之后,被以冷处理的方式处理。这促使她从事这项调查。黄雪琴认为性骚扰背后是权力、资源的不对等的关系。有许多职场都没有建立一个公平且能有效预防的性骚扰防治机制。

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开始,黄雪琴将问卷发至媒体记者的 QQ 群、微信群、媒体交流群,以及透过私信联系许多记者所进行的调查,最终一共吸引 1762 名记者参与,搜集 416 份有效样本。

事实上,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广州性别中心也在网络上公开发表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广州性别中心的创始人韦婷婷试图透过调查,理解高校里的性骚扰状况,并呼吁校园里应该建立相对应的性骚扰举报机制。

此前,《好奇心日报》采访韦婷婷,她表示对性骚扰议题的研究,是广州性别中心的重要项目。”性骚扰议题非常复杂,包含我做的(高校性骚扰)报告,也受到一些批评,包含我对性骚扰的定义,以及数据之类。但在性骚扰事件中,当事人主体的声音,我们平时还是比较难听到的。” 韦婷婷曾说。

无论是高校或是记者的性骚扰报告,内容除了有量化的统计,也都会附上当事人的口述故事。

“晚上九点,编辑打电话说回来报社改稿子,我打了车回去,报社里只有四五个人了,我跑去找编辑,编辑让我坐在他位置上,他的位置在办公室最里面的角落里,背后是落地窗。他拉下窗帘,一边问我采访细节一边拉着我的手不断地抚摸我手心”一名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 23 岁女性说。

这份调查也对于性骚扰的行为,列出不同情境。结果显示,有 48.2% 的记者( 149 人)曾经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被开与性相关的玩笑,或是被展示猥亵文字与图片,有 46.3% 的记者( 129 人)则是在没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就被碰触身体与隐私部位。6.3% 的记者被迫从事性行为。

“很多职场中人,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根本不认可 ‘性骚扰’ 或是 ‘职场性骚扰’ 的概念和内容,他们倾向认为这是一种 ‘资源交换’ 。这群人从根本上就不认可男女平等。” 一名 30 岁的记者说。

这种对性骚扰出现错误认知的情况,不只存在于中国。本周,一名 BBC 记者 Farida Rustamova 出面指控俄罗斯的杜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列奥尼德·斯鲁茨基( Leonid Slutsky)行为不当,她说在一次的受访过程当中,列奥尼德·斯鲁茨基跟她说会帮助她的职业生涯,条件是答应成为他的爱人,说这段话的同时,列奥尼德·斯鲁茨基还抚摸她的身体。最近,已经有三名记者同时指控列奥尼德·斯鲁茨基有类似的行径。

面对多人的指控,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则公开建议这些抱怨性骚扰的记者,应该换工作,”你觉得在杜马工作很危险的话,那换工作吧!” 。Vyacheslav Volodin 甚至认为所有的指控,全是政治操作,意图影响俄罗斯即将到来的选举。

尔后,Farida Rustamova 也在 Facebook 上说明心情,表示自己的故事公开之后,其实相当担心自己的安危。

如果回到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从结果也会发现,这些受访的记者面临性骚扰行为,当中有 57.3% 的人选择沉默/忍耐/躲避。至于原因,57.4%的人认为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48.6% 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反抗,38.2% 的人认为这会对自己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

有女记者直言,虽然平时会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但到了自己,往往没有勇气举报。


题图来自 Chiara Cremasch@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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