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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难民问题,你可以听听社会学大师鲍曼的意见

曾梦龙2018-03-01 18:56:32

“经济移民和难民来到发达国家寻找避难所,而发达国家的工商利益集团因为垂涎这种廉价劳动力和熟练技术工人,也欢迎移民的进入,以便为他们赚钱。”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之一。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 1954 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 1968 年被反犹主义者逐出波兰, 1972 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 1990 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Amalfi Prize), 1998 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作品。

译者简介:

姚伟:西南科技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著有《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译有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等主编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在《社会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文章 30 余篇。

书籍摘录:

第一章 移民恐慌及其滥用(节选)

电视新闻、报纸头条、政治演说、网络推特等等,常常传达公众的关注焦点,表达公众的焦虑与恐惧,并加以大肆渲染。现在,它们又纷纷转向“移民危机”这一话题。这一话题现在显然已经淹没欧洲,似乎预示着我们所熟知的、所实践和珍爱的生活方式即将崩溃和消逝。那些舆论制造者,为了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理与情感,并使之从属于自己,而不断地发动宣传战役;当下的“移民危机”,正是这种战役的政治代号。现在,来自那个战场的新闻媒体所造成的影响,的的确确已经导致了一种“道德恐慌”。正如英国维基百科的记载,根据对这种现象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道德恐慌”(moralpanic),是指“一种在大量人口中广泛扩散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使人们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东西,正在威胁社会的幸福安宁”。

正当我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另一种悲剧——一种天生的麻木不仁和道德盲从——又在依次等候上演。移民悲剧的层出不穷,使公共舆论——在一味追求收视率的媒体的共谋下——渐渐地然而也是无情地达到“难民悲剧疲劳”的程度。欧洲相关各国政府打击偷渡导致小孩溺水而亡,紧急修建隔离墙,拉起带刺的铁丝网,建起极度拥挤的难民营……它们竞相推诿,把移民当成烫手山芋,侮辱、伤害、驱逐他们,把他们圈在狭小的避难地,使他们原本安全的海上航行变得极其危险,使他们的精神高度紧张。所有这些无德暴行,已经越来越不是什么新闻,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新闻”当中。

可叹的是,人们对于移民遭受的各种命运打击,逐渐习以为常;而这种道德恐慌,也终将自我消散,被忘却的面纱包裹着,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也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逝。现在,有谁还记得那些在澳大利亚寻求避难的阿富汗难民呢?他们曾用身体猛烈撞击澳大利亚伍默拉(Woomera)那带刺的铁丝网,却最终被遣送到澳大利亚当局在瑙鲁和圣诞岛修建的大集中营中,并被禁止再进入澳大利亚本土水域。又有谁还记得那数十名苏丹流亡者?他们先是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剥夺了难民权利”,后又在开罗市中心被警察开枪射杀。

叙利亚难民,来自:flickr

大规模移民绝非什么新鲜事。其自始至终与现代历史紧密相随(不过,迁移的方向总是在不断变化,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就会产生“多余的人”。经济的“进步”使本地无法容纳这些人,这些人在本地逐渐变得“多余”,被认为是过剩的、无法就业的人口;或者当地社会转型或政治转型及其权力斗争,导致各种混乱、冲突和纷争,而他们成为牺牲品并被抛弃。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西方各国的错误打算,愚蠢的、目光短浅的、现在公认已经夭折的政策以及军事冒险,导致中东地区陷入了让人绝望的混乱和剧烈动荡,造成了我们现在必须承受的一系列恶果。

可见,目前中东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难民潮)的原因是双重的,这种难民潮对所到之处造成的影响也是双重的,而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反应同样是双重的。整个世界分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两大部分。经济移民和难民来到发达国家寻找避难所,而发达国家的工商利益集团因为垂涎这种廉价劳动力和熟练技术工人,也欢迎移民的进入,以便为他们赚钱。

但是,由于移民数量巨大,加之其既有社会地位脆弱和未来前景不稳,移民潮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具有深层的不确定性,移民获得改善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些移民已处于一种随时可能引发政治爆炸的精神状态,而各国政客们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既想满足其资本家主子的贪欲,又想安抚选民的担忧,并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意图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从总体上看,鉴于当前形势以及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前景,大规模移民不会因为缺少拉动力,也不会因为发达国家日益强化的严密阻扰而逐渐停下来。对此,罗伯特•温德尔(RobertWinder)在其著作前言中进行了尖锐的评论:“我们可以仍然按照我们的习惯,抽把椅子坐在海滩上,对汹涌而来的浪潮吼叫,但是,浪潮不会理睬,大海也不会后退。”那种修建隔离墙,想把移民挡在“我们后院”之外的做法,与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的故事同样荒谬。锡若普(Sinope)的第欧根尼选择居住在破旧的木桶中,并沿着街道把木桶滚来滚去。

然而,最近几年来,难民与寻求避难所者的数量,在敲打欧洲之门的移民总数中的比例急剧上升;这种上升是“正在倒下”或已经倒下的国家日益增多导致的,或者说是无国家也无法律的地区日益增多导致的。在出于各种意图与目的的力量的作用下,很多国家倒下了,变成了无国家也无法律的地区。漫长的部落与宗派战争、大规模的屠杀、肆无忌惮和日益猖獗的强盗抢劫,导致了这种难民的增多。西方国家发生致命误判,错误地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行讨伐,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导致了这种难民的增多。军事干涉虽然消灭了这些国家的独裁政体,却使其完全陷入毫无规则、暴力泛滥的状态。几近失控的全球军火交易还为这些暴力煽风点火、添薪加柴,贪婪攫利的全球军火商使这些暴力更加激烈,全球军火交易以及各国军工产业又得到了越来越追求 GNP 的政府的默许和纵容(在各种国际军火交易大会上,世界各国竞相公开展示自己的武器,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专制的暴力统治,迫使人们背井离乡、抛家舍业,不得不放弃他们所珍爱的一切,从而形成这种移民洪流。这些离开杀人场而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所形成的洪流正在急剧扩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相对稳定的所谓“经济移民”。他们在所有人都是人、希望过上人的生活这一愿望的驱使下,渴望从贫瘠之地迁移到绿草之地,从贫困落后、了无生趣之地迁移到机会遍地的梦境之地。对于由那些试图寻找体面生活机会的人所形成的稳定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始于人类之初,因现代工业导致的“多余的人”和“无用的生命”而加速),保罗·科利尔(PaulCollier)说道:

第一个事实是,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鸿沟已大得让人难以置信,而未来数十年的全球增长过程还将使其进一步扩大。第二个事实是,人口迁移将不会显著地缩小这一鸿沟,因为反馈机制太弱。第三个事实是,随着人口迁移的继续,流离国外的移民人口还会继续增加,并保持数十年的原本的生活状态。因此,这种收入鸿沟将继续扩大。而促使人口迁移的因素和力量还将增多增强,这意味着从穷国到富国的移民必将加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人口迁移并不会达到均衡,而从过去到现在,其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据科利尔统计,从 1960 年到 2000 年,“从穷国到富国的移民人数,从每年 2000 万人增长到每年 6000 万人(当时他只能获得 2000 年的数据)。而且,每一代移民人口规模都在扩大。我们有理由假定,到 2000 年,这种移民人口规模还会扩大”。根据其自身逻辑和动因,我们可以断定,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与互通容器中的液体流动无异。移民人口的数量一定会逐渐上升,直到这个全球化星球的“发达部分”与“发展中部分”的幸福水平被拉平,才会趋于平衡。这种结果是完全可能的,但恐怕得等上很多代人——甚或除非历史的命运出现出乎意料的转折。自现代开端起,来自最残忍、最野蛮的战争和独裁政体的难民,或者来自最原始的饥饿、最绝望的生存状态的难民,就叩响了其他民族的大门。

而这些大门后面的人们,一直把这些难民当作陌生人,即使今天也是如此。陌生人之所以导致人们焦虑不安,完全是因为他们是“陌生的”——并因此是难以预测的,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与互动的人们不同,也与那些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可做何种预期的人们不同;而我们都明白,突然涌来大量的陌生人,可能摧毁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特别是弄瘫痪甚至毁灭我们舒适而熟悉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在街上遇到我们熟悉的,在同一社区、城市或工作场所的那些人时,我们往往会把他们分成朋友或敌人,从而欢迎他们或者只是容忍他们;但是,不管我们把他们归于何种类型,我们都知道他们会如何行事,也知道如何与他们互动,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然而,对于陌生人,我们由于了解和知道得太少,所以不能恰当地理解他们的行事路数和策略,因此也就不能形成我们恰当的应对策略,而只能猜测他们的意图可能是什么、他们下一步将要干什么。不知道如何继续、如何处理不是我们造成的,也不受我们控制的情景,是焦虑与恐惧的主要原因。也许我们会说,“在我们之中有陌生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任何时候都会不期而遇的问题,也是在密度较高的人口中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矛盾的两种窥探(mixophilia)冲动。

一方面,人们为光怪陆离、斑驳多彩的周围环境所吸引,为了寻求和获得未知的和未探索的经验,而乐于冒险与发现;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并试图找出那些未知的、桀骜不驯的、令人不快的、难以控制的事物,以便将其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第一种冲动是城市生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第二种冲动则相反,是最可怕的毒药,特别是对于不太幸运和没有更多资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购买“封闭社区”的房子,并躲入其中,使自己与那些让人不适、迷惑甚至恐惧的,复杂混乱、吵闹喧嚣、拥挤不堪的城市街道隔绝开来。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无法让自己远离散布于异质的、极其冷漠的、不可信任的、充满敌意的城市环境中的那些诱惑和陷阱,为了生存,他们注定要不断暴露在城市暗藏的那些危险面前。正如阿尔贝托·纳德利(AlbertoNardelli)在 2015 年 12 月 11 日的《卫报》(TheGuardian)上所指出的:“近40%的欧洲人认为,外来移民是欧洲所面临的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排在了其他所有问题之前。而就在一年之前,只有不到 25% 的欧洲人持有这种看法。民调结果显示,在英国,平均每两个英国人就有一个认为移民是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过,在日益去规制化、多中心化、脱嵌的当今世界中,城市生活所具有的这种永恒的二重性——良莠共存的特征——并不是使我们一看到无家可归的新来者就感到不安与害怕,对他们产生敌意、使用暴力,甚至利用和滥用这些移民极度贫困、悲惨无助的景况的唯一动因。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对待他们,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动因。这两个动因是由我们后去规制时代生活与共同居住方式的特殊特征所触发的。这两个动因尽管彼此不同,但都会极大地影响各类人口群体,都会强化我们对移民的愤恨和斗争性,但各自影响的是本地人口中的不同群体。

鲍曼,来自:维基百科

第一个动因会导致《伊索寓言》(Aesop’sFables)中“野兔与青蛙”的故事所描述的那种模式。这个故事说的是一群野兔被各种食肉动物追杀,最后实在无路可走时的选择。野兔们只要看见有其他动物接近,就会立刻逃跑。有一天,它们看见一群野马惊慌失措地跑过,于是陷入了极度惊恐之中,慌不择路地跑到了一个湖边。由于前方无路可逃,加之它们再也不想继续生活在这种无尽的恐惧之中,于是决定跳湖自尽。但是,当它们向湖里走去时,惊起一群青蛙,青蛙纷纷惊恐地跳入水中。看到这种情况,其中一只野兔说:“呀!原来居然还有动物怕我们野兔,看来事情还没有糟糕到要投水自尽的地步。我们虽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也没有必要选择死亡。”这个故事所包含的伦理十分显然,即只要还有他人比自己的命运更糟糕,那么自己就会感到一丝安慰,日常遭受的迫害和苦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灰意懒、意志消沉,也会因此一扫而光。

在人类社会中,很多人也常常会遭遇类似故事中的野兔所遭遇的困境——“受其他动物迫害,自己处于困境之中”。最近数十年来,这类人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势头似乎也不可阻挡。其中主要是难民,他们流浪在异国他乡,生活悲惨,没有尊严和体面,而寄居的国家和社会采取各种方式抛弃他们,同时骄傲地自夸自己史无前例的舒适和富裕。这些“野兔”,习惯性地被“其他人类动物”讥讽、责备、非难,其他人都贬低他们,否认他们有任何价值,因此他们感到被冒犯和压迫;同时,他们因为自己完全无法使自己过上当地人那样的生活,也被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法庭谴责、嘲笑和羞辱。在这样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成为公认的假定和期待的世界中,人们拒绝接纳、关照和尊重这些人类中的“野兔”。这些人与《伊索寓言》中的“被食肉动物迫害”的野兔一样,被当成“最劣等的那一部分”抛弃和一笔勾销,被恶棍合法地糟蹋,总是没有希望,毫无逃脱的信心和获得拯救的前景。

而对于那些正怀疑自己已经属于社会最低层、已经被抛弃的本地人来说,发现另一个比他们还要低下的群体,真是一件可以让人灵魂得救的幸事,也挽回了他们做人的一点尊严和仅剩的一点自尊。大量无家可归、不仅在实际生活中也在法律条文上被剥夺了做人之权利的移民的到来,终于为这些本地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来实现这一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近大规模移民的到来激起了各种自恋癖、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变种——沙文主义——的日益复兴,为什么自恋癖、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以及为什么那些奉行强硬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取得了让人震惊的胜利。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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