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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多个家庭,10 年时间,他研究了众多“特殊”群体

曾梦龙2018-02-13 18:30:51

安德鲁·所罗门充满原创力,他的写作为21世纪人类的权利宣言打下一段充满智慧的基础。人类不论种族和宗教,皆具有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往后,这项权利还要扩充:人类不论具备何种身份认同,都具有心理上获得接受的绝对权利。——埃里克·坎德尔(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

作者简介:

安德鲁·所罗门,政治、文化、心理作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临床心理学教授、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耶鲁大学贝克莱学院讲师、美国笔会中心理事会主席、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跨性别精神健康特别顾问、密歇根大学抑郁症中心主任。曾获得生物精神医学学会人道奖和大脑与行为研究机构的生命贡献奖。 2013 年发表 TED 演讲:《爱,本无条件》《抑郁,我们各自隐藏的秘密》 2014 年发表 TED 演讲:《生命中的那些惨痛如何造就我们》。他的演讲被《Wired》杂志列入十大必看 TED 演讲,他也成了《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作家、《纽约时报》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 100 部好书作家之一。

作者多年为 《纽约时报》、《纽约人》、《艺术》、《旅行和休闲》等报刊撰稿, 2001 年他根据自己治疗抑郁症的经历而写成的《正午的恶魔》(国内译名《走出忧郁》)荣获美国国家图书书评奖,入围 2002 年普利策奖,并被《泰晤士报》列入了过去 10 年 1000 本最好的书籍之一。 2002 年他为了治疗自己身为同性恋而在成长过程承受的伤害,针对 300 个拥有异常儿童的家庭展开了为期 10 年的走访和调查,写成了本书。

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多发性结节硬化症协会“美好人生书奖”、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纽约分会的肯书奖、年度心理类书选、浪达同性恋文学奖,以及优质纸本书俱乐部新视野奖等十多项奖项。所罗门积极投入多项人权运动,关注主题包括跨性别者的权益、精神健康、教育与艺术等。

译者简介:

简萱靓:中国台湾师范大学翻译所口译组

谢忍翾:中国台湾师范大学翻译所口译组毕业。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儿子(节选)

根本没有所谓 “复制”这回事,两个人一决定要生小孩,就开始投入 “制造”。大家爱用复制一词来指生小孩的活动,暗示着后代只是父母两人相加后的结果,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委婉的说法,用来安慰即将手忙脚乱的准父母。在人类潜意识的幻想里,生育后代之所以难以抗拒,常是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生命永远存在——是自己,而不是某个有独特性格的人。我们预期身上的自私基因会大步往前迈进、代代传承下去,若是生了个有陌生需求的孩子,许多人往往措手不及。当上父母,意味着突然和某个陌生人建立永远割不断的关系,而这个人越不像我们,我们就越难接受。我们都是在孩子的脸上寻求生命不死的保证,若孩子最突出的特质打破了这永生的幻想,我们会视为一种羞辱。爱孩子,就该爱孩子本身,而不是因为能在孩子身上看到最美好的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爱自己的孩子,其实是种想象力的练习。

然而,不论现代还是古代社会,血永远浓于水。没有什么比孩子有成就又孝顺更让人心满意足,也很少有什么状况比养子不肖或亲子离弃更为不堪。但孩子不是我们,孩子身上有无数代的基因和隐性性状,而且打从一开始 (自受孕起)就受我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所刺激。然而我们却是我们的孩子,因为一旦勇敢历经成为父母的蜕变, “为人父母”的现实就永远抹不掉。英国心理分析师威尼科特说: “根本没有新生儿这回事。意思是,如果要你描述某个新生儿,通常你描述的除了婴儿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婴儿无法独立存在,在本质上,婴儿就是某段关系的一部分。孩子若像我们,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仰慕者;若不像,就可能是最激烈的诋毁者。从一开始,我们就哄着孩子模仿我们,满心期望孩子遵循我们的价值体系而活,认为这就是对我们人生最大的肯定。虽然很多人会为自己不像父母而自豪,孩子不像自己却是我们一生的痛。

身份会一代传一代,大多数的孩子身上至少有部分性状和父母一样,这些是 “垂直身份”。特质和价值观一代代由父母传给子女,不只是借由 DNA 链,还通过共同的文化规范,例如种族就是垂直身份。孩子若是有色人种,通常父母也是有色人种。肤色的基因代代相传,身为有色人种的自我形象也是,虽然自我形象有时可能会随世代流动而变。语言也通常是垂直身份。说希腊语的人抚育的孩子也讲希腊语,虽然孩子的用语可能稍有不同,或大部分时候都说另一种语言。宗教是中度的垂直身份,虽说孩子最后可能不再信教,或是改信其他宗教,但信仰天主教的父母多半会养出天主教信徒。不考虑移民的话,国籍也是垂直身份。金发和近视也常由父母遗传给子女,但多半不会构成重要的身份基础——金发算不上重要特征,而近视也很容易矫正。

然而,我们也常看到某些人身上的先天或后天性状和父母不同。这时这个人就必须从同伴那里获得身份认同,也就是 “水平身份”。水平身份反映了隐性基因、随机突变、孕期影响,或是孩子和家中长辈相异的价值观或喜好。同性恋就是一种水平身份。同性恋孩子的父母大多是异性恋,而虽然性倾向并非由同侪所决定,但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却是借由观察、参与外界的次文化而获得。肢体残障倾向于水平身份,神童也是。病态人格也常是水平身份,罪犯很少由歹徒抚养长大,恶行都由自己首创。自闭症及智能障碍等症状亦然。遭奸成孕所生的孩子,生下来就要面对情绪问题,虽然问题源于生母的伤痛,母亲本人却无从得知。

1993 年我受 《纽约时报》委托,调查听障人士的文化。当时我原以为听障不过就是缺乏某种能力。接下来几个月,我发现自己沉迷在听障的世界中。听障孩童的父母大多是听人,也常常认为教养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在有声世界中正常生活,因而投注大量精力在口语及唇语训练上,可能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教育。虽然有些听障人士善于读唇语,说出的话别人也能听懂,但也有许多听障人士做不到这一点,却年复一年坐在听力师、语言治疗师身边,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学习历史、数学、哲学上。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无意间获得聋人的身份认同,从此解脱。他们投入一个认可手语的世界,在那里发现了自我。有些听人父母愿意接受如此重大的新进展,其他人则十分排斥。

我是同性恋,以上状况我无比熟悉。同性恋族群通常在异性恋父母的教养下长大,这些父母往往认为,孩子如果是异性恋,人生会更顺遂,有时还会逼孩子就范,让孩子十分痛苦。同性恋往往从青春期开始发现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从此解脱。我开始写作听障的相关内容时,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才刚问世。人工耳蜗能模拟部分听觉,发明者认为这能治愈可怕的缺陷,带来奇迹,聋人圈却强烈谴责,认为这种手术是在对生气勃发的聋人圈进行种族屠杀。此后两方激烈的论调稍见缓和,但由于人工耳蜗最好及早植入,最理想的时候是在婴幼儿期,因此父母通常在孩子还无法充分思考或还无法表达意见时,就先替孩子做了决定。我看着这些争论,心知肚明,要是也有类似手术可以改变性倾向,我父母一定也会欣然同意让我动手术。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技术即使在这个时代,也会消灭大部分同性恋文化。这样的隐忧让我十分难受,但随着我越来越了解聋人文化,我发现,虽然我认为父母的态度蒙昧无知,但我若是生出听障孩子,可能也有类似反应。我的第一个念头可能就是竭尽所能矫正异常。

我有个朋友生下了侏儒孩子。她不知道养育女儿时,是该让她觉得自己和别人并无不同,只是矮了些?还是该替她找到侏儒的角色模范?要不要去了解骨骼延长手术?我听她诉说自己的彷徨,从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模式。之前我注意到自己和聋人的共通点,感到十分惊讶,现在我又开始认同侏儒。我开始想,不知还有哪些人也等着加入我们这个洋洋自得的人群。同性恋是种疾病,之后却发展出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听障是种疾病,也发展出聋人的认同;侏儒症显然是种障碍,却也出现侏儒的身份认同。我心想,在这片夹缝地带,一定还有许多身份类型。这个领悟令人变得激进。我一直以为自己属于微不足道的少数,但突然间,我发现身边有为数庞大的同伴。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一体。虽然这些经历会把当事人孤立起来,但这些人集合起来就有数百万之众,并因彼此的奋斗而紧密相连。 “例外”无所不在,而所谓的 “典型代表”,境况其实既罕见又孤寂。

我的父母当时并不理解我,同理,其他父母也一定常常误解自己的孩子。很多父母都把孩子的水平认同视为羞辱。家中若有个明显和家人不一样的孩子,一般父母多半没有能力,或至少一开始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知识、能力和行动。这孩子也会明显和大部分同伴不同,因此往往不受众人理解或接纳。暴虐的父亲较少对长得像自己的孩子施暴。如果生父是个恶霸,祈祷自己长得像他吧。家庭多半会在孩子幼年就加强垂直身份,但许多家庭会打压水平身份。垂直身份通常被尊为身份,水平身份则往往被斥为缺陷。

黑人在美国可说相当弱势,却少有人研究如何改变基因表现,让黑人父母得以生出亚麻色直发及乳白肤色的下一代。在现代美国,亚洲人、犹太人或女性的处境有时很艰难,但也不会有人因此认为,这些人若有机会变成白人男性基督徒却拒绝,便是愚不可及的选择。很多垂直身份让人不安,但我们却无意弭平这些差异。同性恋的劣势不尽然多过这些垂直身份,但大部分父母却不断设法把同性恋孩子变成异性恋。畸形的身体常会吓到旁人,身体的主人反而不觉得有那么可怕,然而孩子的肢体若出现异常,父母却会迫不及待地矫正,往往让自己和孩子承受莫大的精神折磨。孩子一旦贴上心智不健全的标签,不论那是自闭症、智能障碍还是跨性别,背后反映的更可能是父母本身感到不自在,而不是这些特征让孩子不自在。很多受到矫正的事情,也许一开始就该任其发展。

“缺陷”一词向来被视为过于沉重,自由派论述往往避用,但取而代之的医学术语如 “疾病”、 “综合征”、 “症状”,也可能各有轻蔑之意。同一种存在方式,我们常会一方面用 “疾病”一词来贬低,一方面又用 “身份”一词来认可。这是错误的二元对立。在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能量/物质的行为有时像波动,有时像粒子,这显示了这两种现象都存在,也指出人类的局限:无法同时看到两者。英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狄拉克指出,在探讨跟粒子有关的问题时,光看起来就像粒子;若探讨跟波动有关的问题,光看起来就像波动。人的自我中也有类似的二元性。很多状况既是疾病,也是身份,如果我们遮住其一,当然就只能看到另外那个。身份政治驳斥疾病说,而医学则忽视身份的价值。这种狭隘的态度同时贬低了两者。

物理学家把能量视为波动,得到一些看法,把能量视为粒子,看出另一些端倪,然后再用量子力学把资讯整合起来。同理,我们也需要正视疾病和身份,并认知到,通常仅会在其中一个领域观察得到,因此必须有一套方法来调和两个领域。我们还需要一套词汇,让这两个概念不是彼此对立,而是在同一状况中相容互补。关键就在于改变我们评判个人价值及生命价值的方式,并用更全面的方式来看待健康。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说: “我所知道的,仅是我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亲近感,上面提到的经验都亟需描述的语言,否则就会濒危。

本书所描述的孩子,都拥有父母十分陌生的水平身份。他们是听障或侏儒孩子;或患有唐氏综合征、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或有多重严重障碍的孩子;有些是神童;有些是母亲遭奸成孕所生,有些人犯了罪;有的是跨性别者。古谚有云: “苹果落地,离树不远。”意思是孩子都像父母。但上述孩子却落到别处,可能是几座园子外,也可能落到世界的另一端。然而,世上有无数家庭学会包容、接纳,最终以这个和原本想象不同的孩子为荣。这个转变的过程会因身份政治和医学进步而更加顺畅,有时也可能变得更棘手。身份政治和医学进步渗透家庭之深,即便只在二十年前都难以想象。

安德鲁·所罗门,来自:维基百科

在父母眼中,所有子女都令人惊奇,前述例子纵然极端,也不过是一个普遍主题的变化式。想知道药物的药性,我们会看极高剂量的效果;想知道建筑材料是否耐用,我们会将之放在不合常理的高温中。看看这些极端的例子,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家中有异类孩子这种普遍现象。特异的孩子能凸显父母的秉性,原本只是不称职的父母变得糟糕透顶,原本称职的父母则变得极为出色。我与托尔斯泰持相反见解:排斥特异子女的不幸家庭,家家相似;努力接纳孩子的幸福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由于当下的准父母有越来越多选项,可以选择不生下另有水平身份的后代,因此我们若想进一步了解差异,生下这类孩子的父母经历了什么事便显得至关重要。父母一开始的反应、和孩子的互动,决定了孩子如何看待自己。这一切经历也会深切改变父母。如果你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你就永远是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这是你生命的重要部分,强烈影响别人如何看待你、解读你。这样的父母往往把异常视为疾病,直到习惯和爱让他们有能力面对奇异的、全新的现实,而这样的转变多半是因为认识了 “身份”。亲近差异,便能适应差异。

今日,前述身份认同都变得脆弱易灭,让众人知道这些父母如何学会快乐,成了延续身份认同的要务。这些故事为所有人指出一条路,告诉我们该如何扩大人类家庭的定义。自闭症者对自闭症有何感受,侏儒者又是如何看待侏儒症?这些都十分重要。接纳自我固然是理想状况的一环,但若不受家人及社会接纳,仅有自我接纳,其实无法消除水平认同族群不断面对的不公平,也不会带来足够的变革。我们身处恐惧异己的时代,大多数人支持的法规剥夺女性、LGBT、非法移民及穷人的权益。然而,纵使社会有这样的同理心危机,家庭中却满溢关爱。我所记录的双亲用爱跨越了鸿沟。如能了解父母如何珍视孩子,我们或许便有动力和智慧做一样的事。深深望入孩子的眼睛,在孩子眼里同时看到自己和全然陌生的事,然后慢慢生出一股热切襟怀,亲密接纳孩子的每一面。做到这一点,为人父母便学会了既关注自己,又无私坦然接受特异孩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做到这样的亲密无间,有这么多父母原本以为自己无法照顾特殊的孩子,却发现自己做到了。爱是父母的天性,即便身陷最严峻的困境也能战胜一切。世界上的想象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题图来自:安德鲁·所罗门个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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