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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中产阶级化成为了一种更加宽泛的概念,它可能掩盖了什么?

Willy Staley2018-01-27 06:56:25

如果说有意的消费主义逻辑影响了我们对“中产阶级化”的理解,或许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化总是始于那些有头脑的人,那些“创意阶层”。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去年冬天,我在去曼哈顿中城区的路上(我到那儿要一个小时,得穿过皇后区的部分地区以及时尚的布鲁克林北部)读到了一篇文章,上面写了一道叫做“排骨芝士”(chopped cheese)的菜是怎么被中产阶级化的。这种用汉堡肉做成的芝士牛排一度是市郊酒店的特色菜,后来引起了追求新奇的美食家的注意。它们在全食超市(Whole Foods)卖 4 美元,比在布朗克斯(Bronx)卖的要贵上一倍,但仍然有人买。

仔细想来,用“中产阶级化”这样的城市理论讨论食物这事儿,可能还是从全食超市开始的。新闻网站 The Grio 上一篇文章写道,2014 年全食超市把羽衣甘蓝称为“新羽衣甘蓝”,作者米基·肯德尔(Mikki Kendall)认为这种做法就是“食物中产阶级化”,是羽衣甘蓝被冷饮店磨碎做成饮料卖给富裕消费者的第一步。肯德尔想知道,这种羽衣甘蓝会不会因此变得更贵。一些人回复说,这没什么可担心的,羽衣甘蓝的价格十多年来就没怎么变过。但是,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大家开始明白,问题并不在于商品的真正价格,这是一种文化所有权。很快,所有被认为受白人美食家青睐的传统菜据说都被“中产阶级化”了:鳄梨色拉酱、蛋蜜乳、汤包、墨西哥卷、越南粉。(越南粉还上过《赫芬顿邮报》的头条,标题为“这位美食家正在中产阶级化越南粉”的新闻令人记忆犹新。)

当我们老生常谈一般地说回住房和经济问题时,中产阶级化就显得有些尴尬笨拙了。2016 年,BuzzFeed 发表了多琳·沙夫里尔(Doree Shafrir)写的一篇关于“微型住宅”现象的文章。“微型住宅”现象指的是一种在极小、可移动的家中“简单”居住生活的风潮,人们把设计癖、炫耀式的极简主义、昂贵的自我克制等等大量乏味的矫揉造作塞进了一块狭小的地方。沙夫里尔指出:“住在休旅车或活动房屋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不过是把住的地方小的事实中产阶级化的说法。”《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萨拉·琼斯(Sarah Jones)把微型房屋和另外两种生活方式趋势联系在了一起:一是“生水”(raw water,未过滤的饮用水,通常是直接从自然环境中收集的),二是“#货车生活”(#vanlife,住在货车里,但什么都往 Instagram 上发)。琼斯写道,这些从自然环境中收集饮用水的人“选了一种穷人艰苦生活的方式,并断开了它和贫穷之间的联系”。她补充道:“喝生水是在把贫穷中产化。”

穷人依旧是中产阶级化的受害者。但是,在这个新的意义中,“受害”指的并不是房租上涨或被逐出家园。他们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他们的自尊骄傲被偷走了。和住房不同,贫穷是一种可能算得上是无穷无尽的资源:杰夫·贝索斯可以获得大量全球财富,然后什么也不做,就光喝从他那辆 79 年的 Vanagon 迷你巴士顶上收集的雨水,可这并不能将我们剩下的这 70 亿人从贫穷中拯救出来。这种隐喻式的中产阶级化展现出的其实是一种不诚实、疏忽大意和无知:这么做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带着一种特权阶级的优越感踏入这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的。他们从他们的“发现”中获益,重新包装他人的生活方式,再一次把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用一种令人沮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但最令人烦恼的并不是他们完全不提及钱的问题,而是他们很讨人厌

不久前,中产阶级化成为了一种更加宽泛的概念,这点并不令人惊讶:这个词所描述的现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产阶级化这个词在揭露很多现象的同时,也模糊了很多地方,掩盖了改变我们生活的更加庞大的力量。随着宏观经济的风向逐渐改变美国都市、少数族裔社区正被不断拆除,研究人员担心房屋住宅的高昂开支拖累我们的整体经济。年轻人不是在房租上花了太多的钱,就是干脆逃离过热的城市市场,到工作更差但住房更便宜的地方生活。我听说,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住在货车里。

“中产阶级化”这个词几乎是不经意间被顺口造出来的。1964 年,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在一篇关于战后伦敦的论文中写到了这个词。环顾四周,她发现城市变得更加现代、富裕了,但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通勤时间更长,交通情况更糟糕,中产阶级工作专业性更强(比如“项目工程师”、“系统分析员”),卑微的工作更少了。一些惊人的事出现在城市的工薪阶层中——他们被水平不一的中产阶级“入侵了”。这些新来的人买下“破旧、简陋的马厩房和村舍小屋”,把它们变成了“优雅、昂贵的住房”。格拉斯写道:“一个地区的‘中产阶级化’一旦开始,就会快速地进行下去,直到赶走所有或大多数工薪阶层居民,然后这个地区的整个社会特点就被改变了。”

她造出的这个术语存在一个延续至今的歧义。“中产阶级化”的英文是“gentrification”,它的词根“gentry”既可以指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也可以指那些从土地所有权上获益的人,既可以指一般小康家庭,也可以特指靠收租生活的人。不过,这种不明确性倒是很合适:在一个正在中产阶级化的社区,土地所有权首先是会发生现实层面的转移,然后再是精神层面的转移,当地企业和机构会转而迎合更加富裕的新来者的喜好。用“中产阶级化”来形容生活方式风潮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第二阶段而非第一阶段,是阶级的标志而非阶级本身。

去年,杰森·帕奇(Jason Patch)、约翰·乔·施利希特曼(John Joe Schlichtman)和马克·拉蒙特·希尔(Marc Lamont Hill)三位学者出版了一本探讨中产阶级化的著作,测试了他们各自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准确地将他们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化者”。 “中产阶级化者”这个词是由“中产阶级化”这个术语延伸出来的另一个新术语。毕竟,英国拥有严格的阶级体系,格拉斯能够轻易辨识出,推动中产阶级化的就是贵族。但在美国,我们用了一个新词来指称那些“推动中产阶级化的人”,他们是积极出击的殖民者,他们就像在旧货商店试衬衫一样试社区。这就把中产阶级化变成了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迎合千禧一代的网站上出现了各种清单式的文章,这些文章或是引导刚冒出头角的中产阶级化者朝着贵族绅士的方向发展(比如 Thought Catalog 网站上的“在布鲁克林,如何从一个城市规划者变成一个好的中产阶级化者?这里有 10 条准则”),或是建议人们继续参与这一过程但甩开“中产阶级化者”的头衔(比如 AlterNet 网站上的“不做中产阶级化者的 20 种方法”)。这些文章不约而同地建议读者在当地购物,和邻居交谈,并且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有影响力。和杂货店老板成为朋友是件好事,但当房东把他的房租涨到三倍多时,你可不能无限制地帮助他。

如果说有意的消费主义逻辑影响了我们对“中产阶级化”的理解,或许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化总是始于那些有头脑的人,那些“创意阶层”。1979 年一本名为《社区更新》(Neighborhood Renewal)的书中,城市理论家菲利普·L·克莱(Phillip L. Clay)列出了中产阶级化的四个阶段:首先,“先锋人士”(通常是波希米亚人和艺术家)为了更便宜的租金搬到荒废破败的地方;随后,中产阶级也来了;第三阶段,他们取代了这里原本的人群;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社区就完全被银行、开发商和富人占据了。这时,艺术家们又会被高价逼去另一个地铁站或另一座城市。在那里,他们会被视为前来寻求冒险的人而受到欢迎。

但是,记者彼得·默斯科唯茨(Peter Moskowitz)在 2017 年出版的《如何杀死一座城市》(How to Kill a City)中指出,克莱的列表中还应该加上第五个阶段,这样才能对应曼哈顿中城区这类地方的情况。曼哈顿中城区有一些造价数百万美元的公寓,这些公寓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被卖给了可能由外国亿万富翁把持的空壳公司,二是它们通常都是空置的。默斯科唯茨写道:“第五个也是中产阶级化最后一个阶段是,社区不仅对资本比对人更友好,它还将变成一个不适合人们过普通生活的地方。”纽约有许多这样的建筑,风中飘着大堆塞满现金的床垫。《纽约时报》去年曾报道过,西村区巴勒克街(Bleecker)就沦为了“高房租枯萎病”的受害者,那里的商业用地租金(一个月 45000 美元)高到连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都开不起店。那些曾经迎合富人喜好的店铺如今都空置着,等待着能够付得起租金的租客入驻。抢劫完了,是时候分赃了,资本扼杀了我们的文化。

然而,文化、以及与文化紧密相连的资本,已经深深在我们对中产阶级化的认知中扎下了根。这就好像是面对不可阻挡的无形力量时,我们抓住了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控制的东西。你不会察觉到投资者可以买卖你社区里每一栋房子,但会关注近在眼前的东西,比如那间员工待人刻薄的咖啡店。资本在全球流动时途经你所在的城市,撞下每一块凸起,撕开每一道裂缝。它们会继续肆虐,直到这里像河里的石头一样光滑平顺——与此同时,你正在货比三家,只为买到一辆价格合理的舒适货车。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版权:Derek Brahney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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