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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极受欢迎”的一部加缪传记,展现了他迷人的一生

曾梦龙2018-01-19 19:03:42

他是20世纪反历史潮流的伦理主义流派继承人,他的作品或许是所有法国文人中最具原创性的。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萨特

作者简介:

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 1927 年生于纽约, 2014 年逝于巴黎。大学期间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赴法国一年研究法国文学界。在美国取得艺术学硕士学位后,他又重返法国,长期旅居巴黎。洛特曼曾长年为美国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撰写关于法国和欧洲文学与文化的文章,也担任过美国杂志《出版商周刊》的驻外记者。此外,他还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从事过欧洲城市规划研究。

译者简介:

肖云上,上海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译有《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跨国公司》等。

陈良明,复旦大学法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译有《自我欣赏回忆录》《小王子的秘密:圣-埃克絮佩里传》《名人死亡词典》《埃薇塔·贝隆夫人传》等。

钱培鑫,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国语言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译有《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思想录》《科学精神的形成》《拿破仑传》等。

书籍摘录:

第三十六章《反抗者》(节选)

在日记里,他列出的作品篇章都冠以希腊名:

Ⅰ. 西西弗神话(荒谬)——Ⅱ.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反抗)——Ⅲ.复仇女神的神话。

两件事干扰了这个恢复健康和重新工作的夏季。一件是国际性的: 6 月 25 日爆发朝鲜战争;他有所警觉,但是希望这场危机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像他这样的艺术家不参与创造历史,他对来信听取意见的日本作家团这样回答:“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默无闻的努力真正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另一件是私事:与他政治随笔的出版有关。他本希望这部作品获得广泛的读者。但这一次,读者或至少说报界似乎以一种“朝圣般的静默”迎接他。他不无苦涩地注意到中肯的评论都来自国外——特别是瑞士。(他在私人文件中保留着一条好评语,不过出自一位保守派记者之笔:“与其说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出版,不如说是法兰西意识的觉醒。接下来,一篇姗姗来迟的评论更让他高兴,发表在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报纸《极端自由主义者》上:“阿尔贝·加缪文笔超凡,思想崇高,同纪德刻板呆滞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迅速对当代青年产生了刚劲挺拔、充满阳刚之气的影响……”)

他在大瓦尔坦读列宁的作品——“消化”列宁的思想——同时他向朋友们坦言这并不是出于兴趣。一个月深居简出,写作进展神速,尽管要做的事还很多。“我急于了结眼前的一切,您知道,”他在 9 月 19 日给勒内·夏尔去信,“我傻乎乎地想象,从此生活将重新开始”。

9 月份回到巴黎以后,他还记录一些小说、戏剧的设想;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似乎每次殚精竭虑地写书的时候,都使他萌发各种各样的设想,他将这些想法老老实实、一点一滴地记在日记上(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有一条有关纳粹分子如何对待被拘捕的知识分子的笔记,也许准备收入那部神秘,但从未动笔的作品,书名叫《体系》或《文明世界》。这则笔记后来成为《堕落》中的一个细节:囚犯被关进极窄小的牢房,狱卒从牢房前经过,张口就可以唾他的脸)。

加缪一家终于找到了住处,但不能马上安顿下来。他暂时住在博若莱大街的一家小旅馆中。米歇尔·伽利玛的父亲住在附近,就在家喻户晓的女作家科莱特家的楼上,窗对面是王宫花园。加缪喜欢这个地段,而且他以后每次想与朋友圈子保持距离时就住到王宫饭店来。“我能够写作,这是关键,”他在给夏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有所恢复……这一年很艰难,对我来说特别不容易,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如此。”

接着加缪在玛达姆大街安顿下来,离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五分钟的路程,离伽利玛出版社十分钟——他考虑再三,终于没有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在这条普通的大街上他找到了一套“舒适的”房子,相当宽敞,住得下孩子和妻子,还可以接待客人。

那一年,瑞典文学院一致同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威廉·福克纳。在日记中,加缪记下了这位美国作家答记者问的回答,这些回答表达了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怀疑态度:他们不懂得写作永恒的主题,如自尊、荣誉、痛苦。福克纳将现代虚无主义归因于恐惧:当人类不再感到害怕的时候,他们就又能够写作流传于世的作品了。《哈佛导报》请求他写一篇评论福克纳的文章,加缪只是简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福克纳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唯一能与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相提并论的当代作家,他像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一样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圣殿》和《塔门》在加缪看来是福克纳的代表作品。

从此他避免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萨特派所喜欢的会议,马尔罗积极参与的政坛,传统宣言,传统左派请愿书——而越来越深入地投入一种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其实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后来才意识到)。他利用自己的声望,给那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政要,发出私人的、谨慎的、机密的信件。例如,他特别关心希腊的局势;那里共产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滥捕和随意监禁,波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从 1950 年起直至去世,加缪就这样通过私人渠道与希腊当局交涉,请求他们手下留情(然而在 1950 年 12 月,他与萨特、布勒东、莫里亚克、勒·科尔比西耶等重要人物一同签署请愿书,为了解放监禁在营房里的年轻的希腊知识分子)。在去世前几年,他还写信给希腊首相,提出“二战”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共产党人马农里斯·格莱佐兹应受到公正的待遇,并保证对首相的干预绝对保密。

加缪发觉他的天然盟友多数是非斯大林派的左翼人士: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联主义者、因道义或宗教的原因拒服兵役者,事实上,他的斡旋大多是为了减轻无政府主义者或拒服兵役者表明立场之后造成的后果。这些人认为《反抗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哲学:反抗运动源于个人的愿望,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且并非一定导致行刑队或斯大林主义者的集中营世界。个人奋起反抗 20 世纪专制政府的荒谬和专断统治构成了《反抗者》的关键之一,这本书也部分地揭示了 50 年代加缪的扑朔迷离:作家根据他的良心和正义感独立地行动。

1951 年 1 月到 7 月,当《反抗者》的写作进行到最后的阶段,加缪不断听到令人担心的消息。从 1950 年 11 月开始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 1 月份又发生了汉城撤退。法国笼罩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

法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可能入侵并占领他们的国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记述与弗朗辛·加缪一起听完巴托克音乐会,走出音乐厅时弗朗辛同她说的话:“我么,俄国人侵占巴黎的那一天,我将同两个孩子一起自杀。”在一个高中班级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又写道,学生们之间达成了一个“红色入侵”时集体自杀的协议。

当他们在索邦大学附近的巴尔扎尔咖啡馆谈话时,加缪问萨特,一旦俄国人入侵怎么做。他添了一句(根据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转述):“千万别留下!”于是萨特问加缪是否也准备离开;加缪回答说他将同纳粹占领时期一样。萨特派没有将加缪的建议当作疯话: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证实了这一点,承认这次谈话后的几天中她也同意加缪的观点。她认为如果萨特保持缄默,苏联人是不会碰他的,但她知道萨特无法沉默;而斯大林对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置是人所共知的。另一位作家,也是萨特的朋友,恳求加缪即使留下来也千万别招认……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西蒙娜·德·波伏瓦希望萨特在苏联人占领时逃亡,而不是继续留在法国,他们两人都不愿意去他们厌恶的美国。战争也许是北朝鲜人挑起的,但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事先设下了圈套。

那年春天,加缪与萨特的友谊在《魔鬼与上帝》的排演中暂时恢复了,玛莉亚·卡萨雷斯从中起了重要作用:加缪每次去接她时,途中都会去同萨特喝一杯。彩排的晚上,加缪和卡萨雷斯与萨特派一起去吃夜宵,但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战火又起了。”

他又一次离开了巴黎潮湿的冬季,躲往卡布里。他是驾车去的,并在瓦朗斯稍事停留。他又开始记日记,在日记中坦言在37岁的年纪他不得不重新学会独自生活。 1951 年 2 月份他“一刻不停地工作”。他在给夏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彻底的孤独和想赶紧结束的愿望使我每天工作 10 小时。”他希望 3 月 15 日写完草稿,但不知道对筋疲力尽赶出来的东西是否满意。然后他回到巴黎对整部作品进行修改,这回准备在 5 月份最终交给出版商。

他在普罗旺斯逗留期间,天不停地下雨;天放晴时又很冷,但他至少可以远眺山谷那边的柏树。他将玛莉亚·卡萨雷斯和年轻的俄国恐怖分子卡里亚耶夫的照片摆在案头。

但他如今感到精神极其疲惫。他急迫地等待着春天给他带来解脱,那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春天,一个摆脱了历年的紧张、重新找回一度缺乏的活力的春天。有些日子里,他觉得很满意,因为自己细腻的笔迹写满了一沓沓大稿纸,似乎写作计划已提前完成。他每写完一沓稿纸,大约有三四十页,他就寄给忠实的女秘书伽利玛出版社的苏珊娜·拉比什。秘书打完再寄给他,请他修改复校。

在日记中,他自由地发挥想象,记下了许多新的计划,例如一篇有关命运的随笔《复仇女神》。他还准备就大海写一篇文章(《最近的海》) ,收入题为《节日》(或《夏天》)的文集;为他的剧本和随笔的美国版写序,翻译《雅典的政权》、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如《遥远的爱》《永恒的声音》。有一点是肯定的:完成《反抗者》之后,他将“挑衅性地、顽固地抗拒体制”,他将摆脱一切枷锁,“从今以后的格言”。

与此相矛盾的是,加缪勾勒自己的文学前景时,不时露出一丝淡淡的悲哀。他在卡布里写道:“我长久寻求的最终出现了,默认死亡。”  2 月 5 日,他又写道:“扔下所有问题,一死了之。可是,谁又能了结所有问题之后再死呢?……但至少与我们所爱的人和睦相处……”

他继续写道,他在《反抗者》中希望做到“既讲真话,又保持宽宏大度的态度”。到了 3 月 7 日他不无自豪地写道,他已完成了作品的初稿。他作品的两大系列因此临近尾声。“ 37 岁了。现在可以自由创作了吗?”

热尔曼娜·布雷研究了加缪的作品,她指出,大部分在《西西弗神话》一书之后写的随笔稍加修改,收进了《反抗者》一书,这说明加缪在此书中阐述了这个主题的几个不同侧面。从 1943 年起,他的政论性文章和社论——例如《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几乎都汇入这部重要的作品中,书中阐述的内容是在 1945 年随《论反抗》一文的发表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反抗者》反映了个人的观点,尽管它以政治哲学论著的形式出现。它既公开阐明加缪的文学倾向,同时也陈述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可以在这个讲坛上公开支持文学界和政界的朋友(如夏尔),揭露敌人的错误。如今,这部论作终于要面世了。“某些地方还得修改。”他对夏尔这样说。虽说这本书是献给让·格勒尼埃的,但夏尔实际上成了此书的精神之父。这封信(日期为 6 月 26 日)接着写道:

最终,我带着焦虑与作品分开。我本想做到既真实又有效,但这就意味着一刻不停的倾囊付出。在这部作品的整个写作期间,我感到十分孤独。


题图为加缪,来自:brainpic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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