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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联盟,如何引领了德意志帝国的崛起?

曾梦龙2018-01-12 19:24:26

《金与铁》对我们理解近代欧洲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主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犹太人与德国人、经济学与政治学、银行业与外交的关系。——詹姆斯·乔尔,《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26—2016),出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现属波兰), 1938 年移居美国。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康斯坦茨大学任教,并于 1993 — 1994 年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高级顾问。专长为近现代欧洲史、德国史及犹太人史,致力于理解第三帝国如何兴起及其历史根源。着有《文化绝望的政治》《权力的责任》《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现代德国政治文化论文集》《爱因斯坦恩怨史》《我所认识的五个德国》《梦想与错觉:德国历史的戏剧》等。

译者简介:

王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译作有《拷问法国大革命》《古典传统》《古典文学》等。

书籍摘录:

俾斯麦的钱袋和布莱希罗德的地位(节选)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是 1866 年普奥战争胜利的受益者。在私人领域,两人都觊觎对方所拥有的东西:俾斯麦想要足够的钱,以便满足自己对土地的狂热;布莱希罗德想要在普鲁士传统的等级社会中获得稳固的地位。俾斯麦帮助布莱希罗德提高社会地位;布莱希罗德则提升俾斯麦的财富,并让他对现代经济世界有所了解。就这点而言,他帮助俾斯麦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推动者。

两人的合作在 1866 年后成为被认可的事实,象征当时德国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重组。经济正经历变革,贵族们试图扩张或者至少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商人们(有很多暴发户)则寻求稳固的社会地位。在私人生活中,俾斯麦取得不次于公共领域的成就:有布莱希罗德在身边让他认识到商业世界的重要性和价值,为此他推动农业和资本利益、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和解。俾斯麦为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布莱希罗德则帮助保留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里,俾斯麦经历更多的是应付债务,而不是选择投资。公职让他赢得声望,也让他获得财富。 1866 年的胜利标志着俾斯麦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转折点。

丹麦战争结束后,俾斯麦被封为伯爵。 1866 年的六周战争结束后,俯首帖耳的议会(代表感激涕零的国民)投票决定奖赏俾斯麦 40 万塔勒(按照 1974 年的比价,略多于 200 万美元)。这是一笔慷慨的奖赏;罗恩和毛奇也获得较少的奖赏。对俾斯麦来说,这是他巨大财富的发端,尽管若干年后他表示自己并不情愿从议会手中接受那笔钱:“我与这些人激烈争吵了那么多年,不想从他们手中接受任何钱……但最终我还是向诱惑屈服。”

俾斯麦从不否认自己爱财——这样做在他看来显得虚伪而愚蠢。但考虑得更周到的后世历史学家把他的这一面抹去了,就像他们抹去他亲口提及自己放荡的青春或对母亲的“仇恨”。金钱能提供独立、舒适和私密;他很可能会认同海因里希·海涅的说法,即金钱应该被视作获得自由的唯一手段。青年俾斯麦欠过债,这也是其他许多容克贵族的命运。俾斯麦不愿怠慢投资或产业,与大多数经历过贫穷痛楚的人一样,他永远无法允许自己懈怠,把自己看作承担得起损失、重税或管理不善之后果的百万富翁。和对待权力与外交一样,俾斯麦对金钱的态度也极为务实。他还认为,财产是“参与政治事务的最重要的合法条件”。理财反映出性格:节制是美德,挥霍或怠慢是恶习。对俾斯麦来说,做贫穷的贵族或傲慢的有钱人同样没有吸引力。

他体验过艰难。 19 世纪 30 年代末,父亲的欠债和他本人订立的各项高额债务迫使他退出官场(尽管他完全不喜欢官场生活),重新开始打理负债累累的祖产。 1845 年父亲去世后,俾斯麦继承舍恩豪森和克尼普霍夫庄园。他把克尼普霍夫租给佃户,进入政界后又出租舍恩豪森。到了在法兰克福任职时,他的债务状况似乎已经有所好转,并在罗斯柴尔德的帮助下第一次投资股票市场。

1859 年,布莱希罗德开始为俾斯麦服务,但居于从属地位。他为俾斯麦收缴作为驻圣彼得堡大使的 3.3 万塔勒薪水,后者的大部分交通和娱乐开支都来自这笔钱。难怪俾斯麦抱怨说,政府任命新外交官无异于强行向他们贷款。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布莱希罗德本质上充当转账代理人,负责接收和支付钱款。他把任何收支盈余汇往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俾斯麦在那里仍然保留着一个大账户。从所谓的舍恩豪森档案(目前被存放在现任俾斯麦亲王的马棚阁楼上)中留存的记录来看,布莱希罗德当时似乎不太可能投资俾斯麦的任何资金。当时的账目大多是日常内容,记录显示,最初的求助者是布莱希罗德,而俾斯麦则施以各种恩惠。

布莱希罗德最初的角色主要是私人出纳。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负责俾斯麦的投资;根据留存的少数几张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账单之一, 1863 年 6 月 30 日,俾斯麦在该家族户头上的余额为 82247 莱茵盾。俾斯麦将账户留在法兰克福一定有理由;在宪法冲突的高峰,他可能觉得审慎起见,应该把流动财富放在安全的地方,即普鲁士以外。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一定渴望取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投资顾问。尽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商业和效忠关系,他还是觊觎成为俾斯麦的亲信。他急于证明自己的特别热心,急于奉上老银行可能不再愿意提供的好处和服务。其中一项特别的“好意”(也可以用更加难听的表述)是向俾斯麦提供免费期权,让后者不必承担成本或风险就有很大机会获利。比如,1863年 5 月,他致信俾斯麦,表示在 9 月 30 日前他将“为阁下持有”价值 1000 塔勒的柏林—安哈尔特铁路股份,价格为 148 又 3/4 ,以及另外 1000 塔勒的莱茵铁路股份,价格为 102 又 3/4 。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提供以固定价格购买这些股份的五个月期权。俾斯麦婉拒了。十一个月后,当俾斯麦存入 2.7 万塔勒现金时(这笔钱的来源没有说明,但布莱希罗德指出他将提供 5% 的利率,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只愿给俾斯麦4%),布莱希罗德再次奉上价值 4 万塔勒铁路股份的六十天买入期权,而俾斯麦再次给出“否定”答复。1864年 9 月,他奉上价值 2 万塔勒的普鲁士银行股份的一百天期权,俾斯麦在 10 月 1 日接受期权,并于八个月后售出,获利 1100 塔勒。

 俾斯麦,来自:维基百科 

对俾斯麦的私人财产和布莱希罗德为其提供的理财服务而言,1866年是关键的一年。布莱希罗德的年度结算单反映出那一年的极端动荡:俾斯麦的账户波动巨大,布莱希罗德向他提供的利率(与官方贴现率成比例)同样如此。从 5 月 11 日到 7 月 13 日,利率为 9% ;到了 12 月,利率已经下降到 4% 。 1866 年 12 月,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做了第一笔重要投资:他购买了 21623 塔勒、利率为6%的美国债券, 24875 塔勒、利率为5%的萨克森债券(布莱希罗德帮助该债券上市), 16075 塔勒腓特烈·威廉北方铁路(Friedrich Wilhelm Nordbahn)的股份。南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投资美国的良机,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大多购买了大量美国证券。

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当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俾斯麦决定关闭在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的账户。具体日期并不清楚;将资金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转到布莱希罗德的银行一定是逐步进行的,最后一笔 5.7 万塔勒的转账发生在 1867 年 7 月。我们无从得知,为何俾斯麦最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转向布莱希罗德,但转变发生在普鲁士的宪法冲突结束之时,正值法兰克福刚刚失去独立地位,这肯定不仅仅是巧合:随着俾斯麦志得意满地稳固在柏林的地位,把自己的钱存放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可能的优势。现在,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关系更加亲密。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经常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展开商谈。除了会面,他们也直接或通过俾斯麦的助手进行书信交流。从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中,我们知道他们谈的不仅是俾斯麦的私事。事实上,公共和私人领域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他们讨论的话题和交流的消息必然涉及所谓的欧洲政治经济—这正是作为政客和投资者的俾斯麦所关心的。他们谈论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股票市场的前景,也包括具体问题。比如 1868 年,俾斯麦就对“物价上涨和工业就业数据下滑也开始在普鲁士盛行”惴惴不安,表示“天气一好转,政府就将大力推动铁路建设,并设法降低面包价格”。

那些年里,俾斯麦的眼界日益开阔,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即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加深了。布莱希罗德向他传递当时最出色的金融情报:通过布莱希罗德的投资,俾斯麦不由自主地关心起美国、俄国和德国铁路的盈利进展。他了解资本市场,作为普鲁士最大的地主之一,他还了解持续波动的市场中的土地信贷、木材销售和纸张制造。在专业指导和最强烈的诱因(他本人的收益)驱使下,首相开始认清农业—商业世界的复杂本质。

布莱希罗德,来自:维基百科

有时,俾斯麦假意倦怠国事,退归伐尔岑休养生息。俾斯麦远离狂躁的柏林,在心爱的庄园和美丽的花园里享受田园之乐—这样的日子过得越久,与布莱希罗德经常见面就显得更加重要。当国事令俾斯麦烦恼,他在柏林的下属们被授意扣下令其不快的书信时,他仍然保持着对自己私人事务的关心,精心检视布莱希罗德的账单。当时的人知道,他对私人事务的兴趣一丝不苟而且始终如一。 1869 年,当俾斯麦将因为健康不佳辞职的流言甚嚣尘上时,奥地利代办明希男爵(Baron Münch)致信本国外长:“但所有报告都显示,俾斯麦伯爵正在伐尔岑尽心尽力地打理自己的财富,让自己的地产收益更高。”

危机到来时—在欧洲,还有谁比俾斯麦更能分辨真正的和谣传的危机呢—俾斯麦试图保护自己的资本,采取更加保守的行动。当然,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自己的消息(尤其是后者)能帮助他做出投资决定。这种做法在俾斯麦看来无可厚非。我们将看到,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对打理自己的资金表现出同样的关切。几个月后,他对利用政治消息赚钱的想法表示不屑。在某种程度上,他所言不虚:他仅仅是用这些消息省钱,他总是对那些让政策为投机服务的政客嗤之以鼻,比如法国外长格拉蒙(Gramont)。

只有非常幼稚的观察者(或者假装对财富不屑的德国历史学家)才会惊讶于俾斯麦在重大政治危机面前还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投资。他在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获利,从而保护自己的财富吗?俾斯麦会认为,无视自己的地位带来的情报等于自残。权力必须绝对与利益脱钩,公共和私人利益应该泾渭分明,因为后者可能影响前者—俾斯麦和 19 世纪的伟人们可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明白,权力会招致痛苦和折磨,也会带来兴奋和可能的名誉;权力无疑应该得到尊敬和效忠,如果这些有利可图就更好了。利益不会威胁他们的诚实,贫穷也不是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应有回报。


题图为俾斯麦,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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