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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族主义总是让人不安? | 2017 年度图书推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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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族主义总是让人不安? | 2017 年度图书推荐④

张容南 好奇心日报2018-01-08 07:07:41

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大问题”,这里推荐了两本新书,《世俗时代》和《血缘与归属》。还有几本旧书。

严格地说,它们并非以“年度最佳图书”的严谨推荐给读者。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书,恰好有助于我们思考。

我们以人文社科(除小说)、商业和科技、生活美学、小说作品四个维度推荐。

前三类候选书目来自于:20 几家专业出版机构的推荐;《好奇心日报》编辑、记者、特约作者的推荐。小说部分,我们综合了作家、译者、学者、书评人、图书编辑、文学批评家的意见,向他们约稿完成。其它部分由《好奇心日报》的编辑和特约作者完成。

我们尽量读完了这些书,“真诚地认为它们的确不错”——与去年一样,这是我们推荐之前应尽的本分。


这是人文社科类年度图书推荐的第四部分。

它包括两本新书,《世俗时代》和《血缘与归属》。其中,《世俗时代》的书评作者为张容南。她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也是《世俗时代》的第一译者。著有《一种解释学的现代性话语:查尔斯·泰勒论现代性》,译有《认同伦理学》、《保守主义:从休谟到当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集》(合译)、《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100 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合译)等。

《世俗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  张容南

享誉全球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于 2007 年在哈佛出版了《世俗时代》一书。在这本书中,泰勒对其一生最为关注的世俗性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并将他早先的思考都囊括其中。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把《世俗时代》称为“我有生以来读到的最重要的书之一。”

那么,《世俗时代》为何重要?对西方人来说,在世俗的时代,信仰上帝越来越成问题,世俗性则成为一个默认选项,不再需要特别的证明。而对于我们这些东方人来说,由儒家主导的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西方现代性强势地进入同样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处境以及我们对生活意义的寻求。在物质愈加丰裕的现代社会,很多人试图追问生活的意义却深感迷茫。泰勒试图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思路。立足于基督教传统,他将从中世纪的神学传统中摆脱出来的现代西方社会看作世俗的社会。在世俗社会中,宗教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并不比其他世俗的选择更具优先性。

作为一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哲学家,让泰勒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与 500 年前的西方人相比,信仰上帝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他选取了一种解释学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世俗化并不是现代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普遍中立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意义框架更替的产物,即世俗的人本主义取代了过去由神构筑的那个意义世界。在这样一个意义世界中,我们对宇宙的解释可能是由自然科学提供的,对社会的看法可能来自契约论。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绿野仙踪》时,我们很难理解桃乐丝和她的朋友对西方女巫的恐惧,甚至会讥笑那种恐惧。泰勒将这一意义世界定义为一种“内在的框架”,因为它是对超越性封闭的。正是这些在内在框架中生活的现象学经验,让泰勒将我们生活的时代称为世俗时代。

出于对世俗性的特殊理解,泰勒强调世俗性的第三种意义:世俗性 1 指的是宗教退出公共领域,世俗性 2 指的是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衰落,世俗性 3 指的是信仰状况的改变,即信仰发生改变的语境。泰勒表明他是在第三种意义上来考察世俗性的,根据这种理解,世俗性的转变是“从一个信仰上帝是不可挑战和不可置疑的社会,走向一个信仰上帝变成众多选择之一的社会,并且信仰上帝不是最容易被选择的。”信仰上帝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人们还有别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些选择是世俗人本主义的。所谓世俗的人本主义,泰勒指的是一种无神论的人本主义,以对应于有神论的人本主义,如伊拉斯谟或克尔凯郭尔的人本主义。他说,在现代西方,我们必须以复数的方式来谈论世俗的人本主义。其中有启蒙运动的各种版本,浪漫主义的各种版本,康德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等等。还有很多颠覆人本主义的版本,如反人本主义和超人本主义。泰勒将相竞争的世界观的激增比喻为“新星效应”。

那么,在内在框架中会有怎样的生活体验呢?首先是冲突的,或如泰勒所说,是处在“交叉压力”下的。我们可能是世俗主义者,偶尔感到“精神性的”拉力。或者相反,我们可能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但会经历刺透灵魂的怀疑。相竞争的世界观的激增意味着具有反思性的人们会同时感受到来自多重方向的拉力。其次,我们很容易感到不确定,或“支离破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难和那些不分享我们世界观的人进行沟通。而这会让我们怀疑自身信念的真实性。泰勒看到,内在的框架已经构成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处境,他并未天真地想要完全抛弃它。但他乐观地相信,由于人们在内在框架中感受到不足和缺失,他们将重返信仰的立场,或确立新的精神性形式(不一定是宗教的,还有非宗教的精神性形式)。因为泰勒相信,不管我们的价值立场如何,我们都接受人类生活中关于伟大和完满的某种定义。且不管采用何种版本,人们必定会去追求在他们看来称得上是完满的生活。

泰勒的研究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有关“世俗时代”的说法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因为在当今世界很多地区宗教共同体仍然十分兴盛。还有批评者指出,现代社会的张力并非泰勒所说主要存在于宗教信徒与非信徒之间,而是存在于一元论者和多元主义者之间,或封闭社会的鼓吹者和开放社会的鼓吹者之间。但这些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误读了泰勒。泰勒虽然强调内在与超越之分,但他同样强调开放与封闭的差别。在他看来,开放的心态对于宗教徒和世俗主义者都同样重要,因为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向其他立场开放的心态才有助于人们的和平共处。

此外,《世俗时代》的写作方式主要是思想史的,而非社会学的。泰勒并不打算对作为一个全球现象的世俗化进行论述,他坦承这是他做不到的。他要做的只是对影响现代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做一种哲学的系统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中泰勒虽然明确地亮出了他作为天主教信徒的身份,但他既非神学的护教者,也非传统的美化者。他尊重现代社会已取得的价值成果,并站在一种超越的立场上反思现代性的种种不足和问题。在泰勒为此书写作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向我们提出一个邀请,“我提供了对西方发展路径的刻画,这也许有助于中国读者问一问自己,这幅图景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中国的轨迹?”因此,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宏大的西方思想世界的变迁地图,还向我们提供了一面对照审视自身思想传统的镜子。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照一照吧!

查尔斯·泰勒,来自:维基百科

《血缘与归属》

为什么民族主义总是让人不安

好奇心日报

巴尔干跟欧洲人学会了新的思考自我的方式——民族主义——之后,这里就成了火药桶。

即使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地区的人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也没有民族概念——1912 年,第一次见到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的英国外交人员,感到十分惊讶:“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族,在户籍上全登记为穆斯林。” 至于因为拜伦而被大家记住的希腊人的民族起义,多少有诗人夸张的成分。研究土耳其历史的诺曼·斯通说,“大部分希腊民族主义的传奇故事都是虚构的”。

但民族主义引进来之后,一切就复杂起来。这好像多少证明了那个说法:先有民族主义而后有民族——至少在巴尔干这个全球最著名的最复杂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交汇地,有这么一点迹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那本流传甚广的《想象的共同体》里为民族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在技术上也有解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一个说法叫“同时性”,“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遇到和认识的也不过是 2.4 亿同胞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这让美国人更能产生对这同一人群认可的可能性。安德森认为,报纸在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之后,基本上算是从技术上确定了“同时性”的存在——“我们知道,特定的早晚报绝大多数将会在这一刻和另一刻之间,只在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

这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有各家之言,但接下来显而易见的可能是,对于后发展民族来说,底层因为经济不平等而被动员,学生、知识分子——尤其是有宗主国家求学经历的有双语能力的知识分子成为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推动者。

在最著名的民族独立事件中,圣雄甘地、尼赫鲁和真纳这三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国父级人物都在英国接受教育。1950 年代法国学习的 8 个人——其中包括 5 个教师、1 个大学教授、1 个公务员和 1 个经济学家——他们不但领导了柬埔寨的独立,而且还搞起了大屠杀……

当然,大屠杀与民族主义并没有相关性,它只是一个巧合。但民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的一个重要存在,按照叶礼庭极其简洁的总结,这一信条就三点:1)世界上的人们区分成各个民族;2)这些民族应当拥有自决权;3)完全的自决权需要国家地位。

叶礼庭(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是《血缘与归属》的作者,这本写于 1990 年代的书考察了 6 个地区的 6 个民族主义样本——《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探讨民族主义产生缘由的理论著作,《血缘与归属》则可以通过这 6 个故事看到民族主义让人不安的细节。

它也是从巴尔干地区开始。

“如果我是塞族人,当地的克族警察会保护我吗?如果我的新老板是塞族人或者穆斯林,我还能保住肥皂厂的工作吗?”

叶礼庭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因为不再有国家能够确保旧有的种族间协商。结果,每个人都匆忙地、混乱地转向另一个可以得到保护的来源:军阀。”——军阀不仅提供保护,他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告诉他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邻居,就必须将他们从我们当中赶出去。”

“军阀说:清除你的邻居,你就再也不必害怕他们。住在你自己的镇上,你就可以和平生活。有我和我的小伙子们保护你。”

这是民族主义让人不安的第一个原因。军阀被引入,意味着一切变得不可控。而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还在于,“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必定在他们的想象中显现得越大。弗洛伊德将此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其结果必定是,“敌人之间互相需要对方来提醒他们自己实际是谁。因此,一个克罗地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塞尔维亚人的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克罗地亚人的人。没有对另一方的仇恨,就不能清晰地界定顶礼膜拜的民族自身”。

“不可控”并没有结束,而是还在集聚。

“一切都由对方负责。在纯粹民族主义幻觉的道德宇宙中,一切行为都是被迫的,是必需的悲剧。城镇必须被摧毁,是为了解放它们,人质必须被打死,大屠杀必须进行。为什么?因为对方先开始的,因为对方是野兽,不会明白除了暴力和报复之外的任何语言,等等。”
“民族主义战争中的每一个人都说着命运、被迫、放弃道德的词语。”

而且,因为我们是一伙的(以赛亚·伯林说:“当我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他们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个人’的感觉。”)所以,当某个地区因为军阀的穷兵黩武和经济上的压榨掠夺(通常来说一定是这样的)而民不聊生的时候——“你也许认为这些长队(担心银行破产而等待从银行提款的长队)中会充满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怨言……然而再一次,所有本应指向米洛舍维奇的愤怒被导向西方,导向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因为他们支持克族人;导向美国人,因为他们援助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如此等等。”

明摆着是民族主义者们把问题搞砸了,但除了导致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仇敌忾,并没有什么其它结果。

并且,很快就会上升到最终的诉求。“没有国家地位,人们会在巴士上蔑视你,人们会嘲笑你到底是什么人,身为一个民族是不够的。为了拥有尊严,你必须拥有一个国家”。——即使是魁北克这样冷静理性地区的民族主义诉求,最后也是这样一个结局。

最后你会发现,民族主义跟冷静理性和发达与否关系都不大。相信全球化的魁北克人、立志要做一个进步的、现代的魁北克人——他们同时还希望成为一个“法兰西的北美人”。

没有人愿意称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个词意味着把你自己封闭起来”,一个魁北克民族主义者说,她认为魁北克的文化应当向世界开放。

以赛亚·伯林,来自:isaiahberlin

但是,“我们只是想要待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最后的最后,他们又回到前面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军阀的那个原初问题。

叶礼庭记录了一次他和一群魁北克人的对话。

一个人说:“那个,其他地方允许公共资金资助的学校系统采用与主要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吗?”
“很好。”我回复,“我不是说魁北克人不宽容。你们不是这样,我是在问,为什么你们感到如此不安全。为什么你们相信你们的语言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来保护它?”
“我们并不是不安全,我们只是想要待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是的,坦白说,我们厌倦了在加拿大做少数民族。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做多数派。”
“哇喔,这听上去太糟了。多数人的暴政吗?”我问。
“那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只是民主。”一个学生说。
“就算你们正确,假定你们需要一个国家保护你们的语言,你能肯定它可行吗?”我问。


banner为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来自:flickr,长题图为叶礼庭,来自:c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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