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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著名大屠杀幸存作家阿佩费尔德逝世,他曾经历什么?

Joseph Berger2018-01-06 07:52:05

“他试着呼吁人们打破沉默,从而勇敢地点亮了被秘密和悲伤笼罩的灵魂。”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当地时间周四,著名以色列小说家阿哈龙·阿佩尔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去世,享年 85 岁。他的作品往往采用隐晦的手法,营造出令人不安的气氛,娓娓述说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真相时,从自欺欺人到慢慢觉醒的故事。

他在贝林松医院(Beilinson Hospital)去世,该院证实了他的死讯。

阿佩尔费尔德的母亲在二战初期就被杀害了,他本人则逃离了一座劳改营,躲藏在一群不怎么友善的农民中勉强度日。正因如此,大屠杀是阿佩尔费尔德作品中的一大主题。他通过孩童的视角,用看似天真懵懂的口吻,拐弯抹角地展现小说的主题。不少评论家指出,故事中的恐怖行径都是在幕后发生的。他也很少正面叙述纳粹的迫害,不会去描摹手持皮鞭的纳粹冲锋队员、或是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

相反,书中的人物都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各种可怕的事件就像远处传来的雷声一般,遥不可及。这让他的作品平添了一丝贝克特戏剧的荒谬,也透出一股卡夫卡小说的寒意。

《1939 年的巴登海姆》(Badenheim 1939)或许是他最著名的小说,被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誉为“一部小小的杰作”(a small masterpiece)。小说中,一群高雅的小资产阶级犹太人住在维也纳郊外一处度假区里,事不关己地享受着日光浴、互相打情骂俏,还津津有味地吃着果馅卷和冰淇淋。后来,卫生委员会(Sanitation Committee)要求将所有犹太人登记在案,但他们却自欺欺人,对这些可怕的事置之不理。不久后,他们还帮着委员会自行移居到了波兰,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很快就会被赶进集中营里。

小说《奇迹年代》(The Age of Wonders)中,度假归来的一对犹太母子在火车上遭遇突查,被要求登记身份,预示了接下来两人在牛车上度过的艰难旅程。在 1986 年出版的小说 To the Land of the Cattails 中,他同样描写了一对母子结束了向东的旅行后,坐在嘎吱作响的火车上的场景。

1988 年,《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刊登了一篇阿佩尔费尔德与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对话实录。他在对话中表示:“那些天真的人永远都是倒霉蛋、傻乎乎的受害者。他们注意不到危险的信号,很快就会被卷入历史洪流,最后掉进陷阱。我对这种人性的弱点很感兴趣,简直着了迷。人们都说,犹太人靠阴谋诡计统治了世界,但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了。”

阿佩尔费尔德笔下不幸的人物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犹太人。他们试着与自己眼中的乌合之众划清界限,认为是那种人的存在才让反犹人士把犹太人妖魔化了。对他们而言,眼前的危险莫测,最终的结果也难以预料。同时,他们也受到人性的束缚,不断地欺骗自己,拒绝相信正在迫近的现实。相比之下,凶手和迫害者很清楚自己的计划是什么。

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不幸,并且深知大屠杀不仅会吞噬一切被同化了的顺民,也会淹没一切看似虔诚的信徒。对历史背景的了解让一桩桩可怖的事件显得更为惊心。

阿佩尔费尔德隐晦的写作手法能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心智上的交流,也为他赢得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他的每本新作都备受期待,而他也没有让人失望。每隔几年,阿佩尔费尔都会出版一部希伯来文作品。而在 1981 年至 2011 年间,至少有 16 部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

和阿摩斯·奥兹(Amos Oz)、亚伯拉罕·约书亚(A. B. Yehoshua)、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等世界级的以色列作家一样,阿佩尔费尔德也是以色列文坛数一数二的人物。罗斯曾形容他是一名“流离失所的作家,专门书写流离失所的故事。他把流离失所和茫然无措变成了独特的小说主题”。而评论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则写道:“他试着呼吁人们打破沉默,从而勇敢地点亮了被秘密和悲伤笼罩的灵魂。”

1932 年 2 月 16 日,阿佩尔费尔德出生在靠近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的一座小镇上。如今,这里属于乌克兰,但在当时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他有着圆圆的脸,略显淘气。用罗斯的话来说,他“像一名善良的巫师,既幽默又富有思想”。他的家人对中产阶级的地位相当自豪,全家说的是当地富人圈子才使用的德语,绝不允许用鄙俗的意第绪语(Yiddish)交流。每年夏天,他们还会到巴登海姆之类的矿泉疗养地度假。

2005 年,阿佩尔费尔德与德国多特蒙德市长格哈德·朗格迈尔(Gerhard Langemeyer)合影留念。当时,他获得了该市的内莉·萨克斯奖。这一奖项以犹太诗人、剧作家内莉·萨克斯(Nelly Sachs)的名字命名,她曾于 196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图片版权:Peter Brenneken/Associated Press

他曾对罗斯说:“我父母渐渐认同了犹太人生来罪恶的观点,并把它融为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我过了许多年才理解父母,而通过他们,我一度也认同了这种看法。我们每个人都被灌输了厌恶之情。直到我们被逐出自家大门,住进贫民窟时,我才有所改变。我发现,非犹太邻居的大门突然都关上了,留下我们独自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

阿佩尔费尔德和父亲被迫步行穿过泥地,前往一座位于乌克兰的劳改营。他设法逃离了劳改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凭着机敏的头脑先后为几位农民放牧,但一直都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后来他加入了苏联红军,为炊事员打下手。在他的多部小说中,儿童角色通常都过着这种朝夕不保的流浪生活。就如《奇迹年代》中的情节一样,他在二战结束后回到了故乡,但这片土地上已经找不到犹太人的踪迹。

阿佩尔费尔德在意大利一座难民营躲避了几个月后,于 1946 年动身前往当时被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他在一家集体农场(kibbutz)工作,每晚学习希伯来文,并于 1948 年参加了阿以战争。

“我天真地以为,行动会尘封我的记忆,我会像当地人一样事业有成,彻底摆脱关于犹太人的噩梦。可我能做什么呢?”他告诉罗斯,“我需要,或者说,我必须忠于自我、忠于童年的记忆,所以我变成了一个冷淡的人,总喜欢沉思默想。回想起自己出生的地方,还有父母的旧居,这才是我的精神故乡。我的故事都从这儿开始。”

在 1988 年出版的小说《不朽的巴特法斯》(The Immortal Bartfuss)中,那些在以色列土地上默默徘徊的大屠杀幸存者不仅仅是迷失自我这般简单。阿佩尔费尔德写道:“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被拯救了的生命。”

在与罗斯的访谈中,他说大屠杀“是一段非同一般的经历,会让人陷入沉默”,因为人们“被伤得太深,绷带根本不起作用。就连‘犹太国家’这条绷带也不管用”。

此外,就像 1989 年出版的小说 For Every Sin 中的主人公西奥(Theo)一样,有的时候,阿佩尔费尔德发现自己受到其他幸存者的排斥。因为他觉得,与这些人交往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即便如此,这部小说依旧认为,幸存者应该直面过去。在 2005 年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就明确指出:“每一道屏障、每一段距离都会不可避免地让你远离生命中最有意义的经历。”

到了 1950 年代,他得知父亲还活着,而且居住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报纸报道了父子俩时隔近 20 年团聚的情形,称这段经历带来的情绪太过激烈,阿佩尔费尔德一直没能执笔将它记录成文。

他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完成了学业。尽管举国上下拒绝回溯过往,他还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战争写起了短篇小说,并选择用希伯来语,而不是母语德语写作。1971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The Skin and the Gown

他还以教书为生,最后在位于贝尔谢巴(Beersheba)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担任文学教授。

阿佩尔费尔德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和三名子女。

1983 年,阿德尔菲尔德获得了著名的以色列文学奖,而后各种奖项也纷至沓来。然而,当他的作品在以色列刚开始崭露头角时,追捧他的并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而是他们的孩子。他说,那些幸存者“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

1992 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谢泼德(Richard F. Shepard)的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他们的父母仍旧不敢读我的小说。这些人愿意读我的作品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在过去,父母和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不知怎么的,我的小说帮他们跨越了它。”


翻译:熊猫译社 智竑

题图版权:Philippe Merl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Frank May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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