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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欧元区的危机,其实是德法两国的思想之争?

曾梦龙2017-12-29 19:14:33

经济政策上的国际差异大多源于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思想差异。本书阐释了过去十年间国家之间经济理念的关键差异,以及它们如何制约政策选择,极具价值。——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前美联储主席

作者简介: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Brunnermeier)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专业讲座教授,同时任教于普林斯顿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他撰写了大量关于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的著作和文章。

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专业教授及欧洲研究专业讲座教授,曾出版《欧洲货币联盟及欧洲的复兴》(Making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nd Europe Reborn)。

让-皮埃尔•兰多(Jean-Pierre Landau)是巴黎政治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曾任前法兰西银行副行长,法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前言(节选)

2010 年 10 月 18 日是改变欧洲政治的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诺曼底的海边小镇多维尔,与法国总统萨科齐讨论欧洲债务危机。新闻照片中,他们穿着黑色雨衣,漫步在潮湿而清冷的秋日木栈道上,萨科齐指手画脚地争辩着,而默克尔则显得一脸茫然。事实上,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德法两国不得不捆绑在一起,达成戏剧性的妥协:德国将放松法律规定,并对法国做出让步,作为回报,法国将同意允许“私人债权人适度参与(债务重组)”。默克尔总理认为(她在德国拥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银行对过去不审慎的信贷发放负有责任,并应承担其成本。 2008 年 9 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救助,这种不得不进行救助的心态需要有一个终结。这场“法德协议”中的一些基本要点,在两个星期前布鲁塞尔召开“北约首脑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谈时就已经达成,并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当其他欧洲领导人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得知以上结果时,都大吃一惊。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以下简称欧洲央行)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份协议是一个错误,而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则对此感到愤怒,他警告欧洲政策制定者:“如果你们要重组希腊……你们必须有能力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接下来危机不会蔓延到其他欧洲国家。”市场对此亦有同感。就在多维尔会谈之后,欧洲外围国家政府债券的利率迅速上涨。德国对市场纪律作用于欧洲外围国家表示欣然接受,而法国评论员则认为,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利率上涨是不合理的——这纯粹是流动性效应。

首先,多维尔会谈明确显示,在寻找欧洲金融危机解决办法的艰苦过程中,德法两国对“适当的经济政策”持有不同观点构成了困境的核心。这一事件还突显出有多少权力已经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转移到德法这两个很难有共同语言的大国手中。

默克尔,来自:维基百科

欧元危机在欧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之争,使权力在欧洲内部大范围转移。 2009 年底,以欧洲最小经济体之一的希腊财政问题为导火索,一场酝酿已久的关于适当的经济哲学和欧盟未来设计理念的争论,终于沸沸扬扬地爆发了。这场争端是欧洲南部和北部之间的理论之争,尤其是在作为北部代表的德国和作为南部代表的法国之间。但争论并不局限于德法两国:芬兰、奥地利,有时还有斯洛伐克和波兰,它们的行为有时候甚至比德国更加德国,而法国则通常被视为欧洲地中海地区的领袖。这场争论,在日后推动英国脱欧的公投辩论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场冲突常常被认为是莱茵河两岸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战。意大利被分隔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看起来在思维和经济上类似于德国,而南部则更多地对法国式理论表示赞同。在这里概述的法国和德国的立场,应当被理解为“思想类型”。这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旨在思考事物截然不同的特性,来更好地理解问题、争论以及制度。韦伯及其后的每一位优秀分析师都深知,现实情况混乱不堪,但他们认为,概念性澄清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独特性的来源。

本书的核心就是思想之争。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对导致德法两国经济理念相互对立的长期历史、知识和文化根源提供一种解释。有人可能会认为,每个国家都完全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种狭隘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利益是通过思想观念持有者对未来展望这一透镜来诠释的。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传统和经济学派,由于历史发展道路不同,欧洲各国遵循着不同的经济哲学,由此也派生出有关如何应对危机事件的不同政策描述。以前,这些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总被一带而过,从来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欧洲一体化进程按理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和平举措之一,但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一种“过分乐观”的倾向。事实上,各国之间的差异往往深植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深处,导致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接踵而至。政策制定者们使用的同一个词有时指的是不同的概念。举例来说,“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朝向一个共同的稳定文化不断靠近;而在法国,它意味着共同指导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同样,德国人把欧元作为旧汇率机制的改良版本,是仰仗德国马克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而法国人则把欧元视为崭新的全球货币,以及实施更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渠道。

当然,在欧洲国家之间也存在直接的利益差异,包括在德国和法国之间。但是,利益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透镜来解释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常常被一些分析家简化为基于净资产地位的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单纯竞争关系。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德国已经通过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明确建立起净债权国的地位。法国则偶有盈余,中间穿插着大量的赤字。因此,德国(及一般的债权国)可能被认为十分重视严格的债务偿还,即使这意味着把债务人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他们更愿意保持低通胀以增加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相反,法国(及一般的债务国)似乎更乐于接受债务减免,偏爱更高的通货膨胀以蚕食债务的实际价值。但这个论点遭到反驳。净资产头寸是一个国家公民对外国人享有的全部权益,是净资金流动的总和。但是,资金净流量掩盖了更大规模的总流量,以及各种不同的个人和机构的资产水平:在净债权国可能存在大量有影响力的债务人。同样重要的是,明智的债权人通常希望债务人财力雄厚和富有活力,从而能够在未来偿还债务。拼命挤压债务人可能会降低悉数收回款项的机会。债务人也都应当知道,不偿还贷款或者违约将破坏他们未来再次借款的机会。因此,对双方的主观判断取决于对另一方的看法:债务增长是好还是坏?是对发展的良性推动还是一种肆意挥霍资源的迹象?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判断:正像韦伯提出的一个著名类比:“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理想化的利益。然而,已经被‘思想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形象’(world images),常常好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在利益动力学的推动下沿着哪条轨道行动。”

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样充满了误会和曲解,这与经常出现在男女关系当中的情况相类似。一位广受喜爱的美国心理学家试图要提供“改善两性沟通以及在两性关系中各得其所的实用指南”。根据他的观点,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这本书非常成功,售出了 700 万册。他的说法被罗伯特·卡甘(Robert Kagan)改编后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宣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是时候了,”他说,“不要再假装欧洲人和美国人拥有相同世界观,甚至拥有同一个世界观。”欧洲现在已经发现,他们拥有自己版本的同床异梦。

关于相互对立的哲学,对其基本元素的描述其实很简单。北方的观点是关于规则、严谨性和一致性,而南方的重点则在于对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的需求。这其实是康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对立。经济学家们早就熟悉这种辩论,把它称为“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对抗(rules versus discretion)。

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来自:维基百科

一些更具体的政策偏好遵循总的大方向。基于规则的危机解决方案,会引发对价值破坏、资不抵债和避免外部救助的担忧,因为救助可能会树立不好的先例,并鼓励其他从业者的不当行为(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道德风险)。自由裁量的方法将许多经济问题看作暂时的流动性问题,可以通过注入新贷款而轻易解决。这里的流动性提供是不需要成本的:外部救助不会招致损失;事实上,连锁效应会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在这一愿景中,世界的多种可能状态——多重均衡——以及政府和货币当局的仁慈行动,可以使整个政体从不好的状态转变为良好的状态。对此,沮丧的道德风险观点的拥护者指出,随着坏榜样的出现,成本将在未来大量累积。

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在伦敦——当时正值奥运会开幕前夕——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宣言是继多维尔会谈之后欧元危机的第二个分水岭。德拉吉承诺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随后催生了“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OMT)。根据这个计划,在一定条件下,欧洲央行将随时准备购买受困国家的政府债券。潮流已经转向,在没有任何直接交易的情况下,外围国家的利率显著下降,流动性观点的支持者们的看法得到印证。默克尔和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隐性支持,对德拉吉的承诺取得成效至关重要。然而,保守的德国人在德国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质疑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对他们来说,利率下降完全是因为欧洲央行暗示可能会对外围国家政府债务提供担保。最后,该政策的可靠性将取决于它是否与德国的愿景保持一致。

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强调稳健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查尔斯·狄更斯借米考伯先生之口告诉大卫:“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结局是幸福;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二十镑零六便士,结局就是痛苦。鲜花凋零,树叶枯萎,太阳沉入恐怖之中,于是——于是,简而言之,你就完了。就像我这样!”相比之下,南部或者说法国的做法则强调社会团结。 1793 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 21 条是对“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最高陈述,它指出,“对公众的补贴救济是一份神圣的责任。社会对不幸公民负有扶助义务”。南方的观点也试图使团结的理念跨越国境,而这种做法受到北方人的抵制。一般情况下,基于规则的观点与价格稳定相关,自由裁量方法则包含了管治经济的思想。


题图为电影《大卫·科波菲尔》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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