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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指责性侵受害者?这里有五个常见的思维误区

Shaila Dewan2017-12-07 07:07:37

因为很多人从心理上无法接受骚扰和侵犯行为其实普遍存在的事实,他们更倾向于找理由怀疑这种现象的真实性。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挺身而出揭发这件事,现在已经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细节。她给这个声称性侵自己的人发过友好的短信。性侵发生时,她没有反抗。

对于女性举报的不当性行为——不管那是上司的非礼举动、猥亵或是强制发生关系——人们总会提出各种理由进行质疑。随着性侵丑闻接二连三地登上媒体头条,各种各样的理由也在美国社会流传着。

其中,最常被提起的质疑理由包括拖延了很长时间才举报,或者对事件的回忆模糊不清等。不过专家表示,它们恰好是性侵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典型情况。

终止对妇女暴力国际组织(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ernational)的研究主管、心理学家金伯利·朗斯威(Kimberly A. Lonsway)为执法部门开展性侵方面的培训,她说:“我们思考性侵的方式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而我们的想法和实际发生的性侵事实往往背道而驰。在很多例子中,当出现性侵的特征时,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我们质疑性侵的真实性。”

之所以会有这种思维方式,其中一部分要归因于人们普遍存在的思维误区。公众和警方严重高估了虚假举报的概率:根据最可靠的逐案审查结果,被举报的性侵案件中只有 5% 到 7% 属于虚假举报。而神经生物学研究已经表明,被视为不可靠证据的创伤后反应——比如麻木或者无法回忆时间线等症状——不仅合理,而且相当普遍。而当涉及到强奸等严重性侵案件时,人们都觉得应该是陌生人在黑暗的巷子里实施的,并基于以上认识断定受害者应该作何反应——可是,绝大部分性侵都发生在熟人之间。

当受害者举报的性骚扰案件涉及上司或者是当权者实施的侵犯时,这些举报的可信度往往会经受质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指控都是真实的。专家认为,应该对揭发者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具体手段则包括搜寻证据或者借助指控者的相关背景信息,比如他们过去是否有歪曲事实的习惯等。

不过专家表示,因为很多人从心理上无法接受骚扰和侵犯行为其实普遍存在的事实,他们更倾向于找理由怀疑这种现象的真实性。比如,有数据表明,施暴者更有可能挑选遭遇过侵犯的受害者下手。然而,若是女性受害者不止一次报案,人们反而不太会相信她的指控。

下面是人们在评估受害者叙述的真实性时,常出现的几个错误认知。

受害者的表现不像曾受过侵犯

前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爱德华·马丁斯(左)和理查德·霍尔(中)被控在警车内强奸女性。

一名 18 岁的年轻女性说,今年 9 月她在警车内遭纽约市警员埃迪·马丁斯(Eddie Martins)和理查德·霍尔(Richard Hall)强奸。这两名警员的律师则指责她在社交网站上的诸多行为,比如发布“挑逗的”自拍照、炫耀自己获得的媒体关注和数百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据《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报道,涉事警员的代理律师写道:“以往的案例中,遭受恶性强奸、心情极度抑郁的受害者从来没有作出过此等行为。”

不过,受害者的表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人们对性侵的反应并不总是一致。创伤受害者的表现可能是镇静的,也可能表现出烦躁不安或显而易见的愤怒。

而在后期,他们可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对自己进行药物治疗、参与高风险性行为、远离身边的人或是尝试重新获得控制权等等。专家表示,有些遭遇过性侵的儿童会实施性侵,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预料到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掌控局面。

心理学家韦罗妮克·圣瓦利耶(Veronique Valliere)不仅为性侵犯和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还为军方和执法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她表示,由于青少年习惯用自己获得的“点赞”数来衡量自尊心,他们应对创伤后心理压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注意力转向社交媒体——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是人们面对无助和恐惧感时常有的反应,”她补充道,“意味着她认为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她没有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这是她重新获得控制权的方式。”

她和施虐者维持着友好关系

2015 年,哈维·韦恩斯坦出席戛纳电影节。

有些女性声称遭到了哈维·韦恩斯坦的猥亵或侵犯,且事后仍与其保持联络。她们表示,韦恩斯坦在娱乐圈极有权势,出于职业的需要,自己必须与这样的人物保持良好关系。《纽约时报》揭露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后,韦恩斯坦当时的法律顾问之一,丽莎·布鲁姆(Lisa Bloom)向韦恩斯坦公司(Weinstein Company)的董事发送邮件,提出了一个应对方案。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公布其中一部分女性在哈维对其作出所谓的性侵后,仍与他亲密合影的照片。

性侵者会不遗余力地争取信任并表现出和善的一面。而且,即便是发生了性侵,人际关系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专家指出,受害者——尤其是女性——习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罗德里克·麦克利什(Roderick MacLeish)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曾为上千名遭天主教神父和学校教师侵犯的受害者提供法律代理服务。他说:“受害者认为自己是过错的一方,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希望继续与施虐者保持联系。之后,他们会痛苦地醒悟到,施虐者这么做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

如果性侵犯是上司、老师、教练或者亲属,受害者除了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外别无选择。

受害者还会区分哪些是安全的行为(比如和韦恩斯坦在颁奖典礼上公开合影),而哪些是她们必须竭力避免的(比如单独到他的酒店房间赴会)。

她没有立即报案

莉·考夫曼控诉阿拉巴马州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对其实施性侵。图为考夫曼现身 NBC 电视节目《今日秀》。

莉·考夫曼最近表示,约 40 年前,14 岁的自己遭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Roy S. Moore)性侵。她说,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担心将此事公之于众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担心自己的离婚史和财务问题会削弱证词的可信度。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与她接触后,她终于决定讲出自己的故事。她后来称,“要说真有什么的话,我已经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

不过,负面结果并不是阻止受害者举报不当行为的唯一因素。专家指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施害者是受害者信任的人,那么受害者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认识到当时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是一种侵犯。

广播电台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被数名女性前下属指控,对她们实施性骚扰。其中一名指控者蕾雅·布拉沃(Reah Bravo)向《华盛顿邮报》表示:“经历了整整 10 年时间,以及现在的这场文化清算后,我才理解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美国反强奸、虐待和乱伦网络(RAINN,Rape, Abuse and Incest National Network)主席斯科特·伯克维茨(Scott Berkowitz)表示,受害者普遍存在困惑和自责的情绪。他说:“很多拨打我们全国热线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被强奸了吗?’”

性侵犯会助长受害人的困惑和羞耻感,同时利用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心理。圣瓦利耶说,她治疗的性侵犯主要使用两种手段掩饰自己的罪行:一种是将性侵伪装成恶作剧或幽默的行为;另一种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说:“如果他们掩饰得够好,那么受害人就可能陷入极度困惑之中,觉得自己才是坏人,不该把性侵犯想得很坏。”

她的说法自相矛盾

今年 6 月,安德烈亚·康斯坦德在宾州诺里斯敦蒙哥马利县法院出席比尔·考斯比性侵案审判。

安德烈亚·康斯坦德(Andrea Constand)指控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对她用药并实施强奸,从而引出了一场延宕 10 年之久的刑事审判。不过,人们对证言中的几个地方提出了质疑。一处是性侵发生的时间在几次陈述中都不一致。另外,考斯比声称双方是自愿发生关系的。因陪审团意见存在分歧,该案以未决告终。

同样地,针对贝芙·纳尔逊(Beverly Nelson)提出的指控,摩尔的竞选团队也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表示怀疑。纳尔逊声称,摩尔在 1970 年代末在汽车内对其实施性骚扰。摩尔的竞选团队说,纳尔逊对某些细节的表述——比如他们会面的餐厅何时打烊,以及垃圾桶是在餐厅的后边还是一侧——与事实不符。

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助理詹姆斯·霍珀(James Hopper)说,人的记忆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一旦开启大脑的保护电路,负责调配注意力的前额皮质会立即受到损害,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受害者可能还记得墙纸的图案或某种强化的感受,但忘了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霍珀说,即便大脑仍然清楚记录着有关创伤性事件的信息,它可能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维持着所谓的“超级解码”模式(super encoding),而之后这种功能就会受到损害。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丽贝卡·坎贝尔(Rebecca Campbell)专门研究性侵受害者的应对机制,她将他们的回忆比作散落在桌子上的数百张便条。这意味着信息可能准确,但也是混乱且不完整的。然而,对受害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涉及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这些要素。

她没有反抗

当人们遭遇抢劫时,不会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反抗。

不过在性侵类案件中,未能反抗是陪审员考量的一个关键要点。通常双方都承认发生了性行为,问题在于它是否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而反抗则被视为一个立见分晓的检验办法。不过,女性通常会避免使用暴力。

男性和女性都会假设自己在经历与受害者相似的遭遇时会做出何种反应,并且与受害者采取的行动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他们想象的反应通常都包括激烈地反抗。即便他们与性侵犯的身高和体型都相差悬殊,也是如此。圣瓦利耶说:“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突然都会功夫了。”

神经生物学研究已经表明,面对危险,将所谓“战斗或是逃跑”的反应描述为“战斗、逃跑或不动”或许要更准确。即便一开始作出那样的反应,身不由己的受害者也可能变得动弹不得,因大脑和身体的保护性反应,而陷入瘫痪或软弱无力的状态。

即便如此,受害者还要面临人们的审查:未能反抗也好,她在性侵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也好,都被看在眼里、经受评判。圣瓦利耶说,她经常会展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照片,来比对性侵与其他犯罪的不同之处。“我们绝不会问受害者,‘为什么你要参加那次马拉松比赛,为什么你要将自己置于那个境地,你为什么没能跑更快一点,你为什么没跑慢一点?’”

她补充道:“一旦暴力发生在人际交往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受害者总有办法反抗。”


翻译:熊猫译社 夏鱼

题图版权:Bertrand Langlo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决不让步》剧照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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