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作者简介：

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现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硕士毕业于德国洪堡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科学，之后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的博士后研究资助，主攻欧洲史，尤其是德国史。格瓦特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巴黎政治大学进行项目研究和讲学，著有《俾斯麦神话》《希特勒的刽子手》等，《战败者》是其 2016 年出版的最新力作。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双方都毁灭了。所有的皇帝及其继承人都被杀死或废黜了……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所有人都遭了殃；他们所给的一切都属徒劳。没有人能得到什么……那些从战场上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归来时无论是带着胜利的桂冠还是失败的噩耗，他们的家园都已被战祸吞噬。

温斯顿·丘吉尔，《不为人知的战争》（1931）

这场战争是暴力的开始而非结束。在这个熔炉里，世界被锻造出新的边界和社会。新的铸模想要被鲜血灌满，而权力则被铁拳掌握。

恩斯特· 荣格，《作为内在经历的斗争》（1928）

1922 年 9 月 9 日，由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而引起的仇恨降临到士麦那城。当土耳其骑兵开进这座奥斯曼帝国曾经最为繁华的国际化都市时，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一直在士麦那和平共处，但近十年的战争改变了这种民族关系。奥斯曼帝国在 1912 年至 1913 年巴尔干战争中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 1914 年 8月它作为德国的盟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发现自己又一次沦为战败国。在被剥夺了阿拉伯地区（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中东”）的领土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及其羞愧万分的土耳其穆斯林很快又面临新的威胁：在英国首相戴维· 劳合· 乔治的鼓动下，一支希腊侵略军于 1919 年在士麦那登陆，他们决心要在小亚细亚半岛基督徒居民的稠密区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帝国。

三年的残酷冲突给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造成了惨重伤亡，而今战争已经明显不利于希腊。希腊军队被富有才干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 凯末尔（他将来有个更为人熟知的敬称—“土耳其之父”）引诱进了安纳托利亚中部，他们战线过长，指挥无能，在凯末尔 1922 年夏季发动的大规模反攻下被击溃了。仓皇撤退的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穆斯林居民一路烧杀抢掠，这使得在士麦那的基督徒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会遭到报复。但是，这座城市的希腊占领当局的虚假保证，以及停泊在港口的至少 21 艘协约国船只给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错误的安全感。既然当初是西方协约国—特别是英国—鼓励雅典政府出兵占领士麦那的，那么在穆斯林打算报复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出手保护基督徒吧？

随着这座城市悲剧大幕的开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土耳其军队攻占士麦那不久，士兵们就逮捕了希腊入侵的坚定支持者东正教大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把他送到少将指挥官萨卡里· 努尔丁帕夏那里。少将把克里索斯托莫斯扔给了住所外面聚集的一群土耳其暴徒，他们叫嚣着要取大主教的人头。一个旁观的法国水手回忆道：“人群尖叫着扑向克里索斯托莫斯，把他沿着街道拖到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犹太老板伊斯梅尔从门口紧张地张望着。有人把理发师推到一边，抓了一块白布勒在克里索斯托莫斯的脖子上，叫道：‘给他刮个脸！ ’他们扯下主教的胡子，用刀挖出了他的眼睛，砍掉了他的耳朵、鼻子和手。”没有人来管这些事，饱受折磨的克里索斯托莫斯被拖进一条背街小巷，扔在一个角落里直至死去。

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的惨死，只不过是暴力狂欢节的前夜序曲，这令人想起了 17 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时期对敌人城镇的洗劫。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估计有 3 万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还有很多人被土耳其士兵、准军事部队或是当地的青少年团伙抢劫、殴打和强奸。

9 月 13 日傍晚，第一座被点燃的房屋是在这座城市的亚美尼亚街区。到了次日上午，大部分基督徒的房屋都起火了。几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逃到海边码头避难。英国记者乔治· 沃德· 普莱斯在港口停泊的一艘战舰上目睹了屠杀，记录下了这“令人无法形容”的场面：我站在“钢铁卫士”号上看到的是一道连绵不绝的火墙，足有两英里长，锯齿状排列的20多处熊熊烈焰如火山爆发般喷吐而出，火舌扭动着蹿向 100多英尺的空中……海水被映成深深的红铜色，最糟糕的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拥挤在狭窄的码头上，身后是不断进逼的烈火，面前是深不见底的海水，从那里不断传来恐怖绝望的疯狂尖叫声，几英里外都能听到。

当土耳其军队封锁码头时，许多铤而走险的难民试图逃到盟国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去。越来越清楚的是，协约国不打算介入或是尝试用船只来搭救难民。很多恐惧至极的希腊人跳海自尽了，还有一些则拼命游到某条协约国的船上。老人和孩子惨遭被热浪从建筑物里驱赶出来的疯狂人流践踏，牛马在无法撤离的情况下折断前腿被推进海里淹死—这是短篇小说《在士麦那码头上》中的经典场景，作者是当时尚未成名的《多伦多星报》记者欧内斯特· 海明威。

海明威只是记录士麦那之劫的许多西方记者中的一个，这座城市的可怕遭遇占据了好几天世界各地新闻的头条。英国的殖民地大臣温斯顿· 丘吉尔写信给加拿大总理谴责这一暴行，称这是一场“人类罪行史上罕见的地狱狂欢”。

士麦那基督徒的残酷命运，以及前述土耳其穆斯林进行的屠杀，无情地告诉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立即带来和平。实际上，丘吉尔有关暴行罕见的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与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发生的同样悲惨的事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绝非罕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时间段，通常认为始自 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战协定的签署，迄于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然而，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主要的战胜国，即英国（爱尔兰独立战争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和法国才有意义，它们在西线停止了敌对活动，的确意味着战后时代的开始。

然而，对于生活在里加、基辅、士麦那，以及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 1919 年没有和平，只有连绵不绝的战乱。俄国的哲人和学者彼得· 斯特鲁韦，在俄国内战期间从布尔什维克转向了白卫运动，这使得他能从当时公共知识分子更为有利的角度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停战协定而正式结束了。然而实际上，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们所经历的和正要经历的，都是这场大战的延续和转型。” 不需要看很多就可以证明斯特鲁韦的话：大大小小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武装力量，在整个东欧和中欧到处厮杀，暴力无处不在，新政权的更迭充满了血腥。仅在1917年至 1920 年间，欧洲就经历了至少27次以暴力方式进行的改朝换代，许多都伴随着可能或已经爆发的内战。

最极端的情况当然就是俄国本身， 1917 年 10 月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战，最终导致 300 多万人丧生。即便是在其他较为平静的地区，很多同时代的人也都有着和斯特鲁韦相同的观念，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带来稳定，局面反而高度动荡，和平就算不是完全虚幻，也危如累卵。在革命后的奥地利—现如今已不再是那个欧洲最大内陆帝国的中心，而只是阿尔卑斯山中一个弱小的共和国— 一份发行很广的保守派报纸在  1919 年 5 月的一篇社论中，以“和平时代的战争”为标题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针对战败的奥匈帝国土地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它看到战后的冲突已经延伸成为一道从芬兰到波罗的海国家，穿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一直通过巴尔干半岛到达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的弧形。

奇怪的是，这篇文章并未提到爱尔兰。这个西欧新兴国家有着和 1918 年至 1922 年间的中东欧国家相似的历史进程，至少在爱尔兰独立战争（1919—1921）和随后的内战（1922—1923）期间是这样的。这种相似性没有逃过当时都柏林的精明观察家的眼睛，他们认为，爱尔兰的战乱是一场更为广阔的欧洲动荡的一部分，这场持续的动荡源自 1914 年至 1918 年的世界危机，而后又有所不同。就像诺贝尔奖得主叶芝在其最著名的诗歌之一《基督重临》中所描写的那样：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何等粗野的猛兽，它的时辰已至，
正慵懒地走向伯利恒往生？

欧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混乱“和平”的充满暴力的过渡，是本书的主题。它不谈我们较为熟悉的英国和法国，或是 1918 年西线的和平，其目的是重现那些当时生活在战败国的人们的经历：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奥斯曼帝国（及其继任者）以及保加利亚，不过，那些失败者的历史还必须包括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在 1918 年秋都是战胜国，但国运很快就开始衰败。对于雅典来说，希土战争把胜利变成了 1922 年的“大灾难”。与此同时，很多意大利人感到， 1918 年对哈布斯堡帝国军队来之不易的胜利并未获得相应的回报，六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令他们耿耿于怀—最有力的表达是当时流行的概念“残缺的胜利” —由此滋生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此时严重的工农骚乱让很多人相信，意大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迫在眉睫。在很多方面，意大利在战后的经历相较于英、法两国更类似于中东欧的战败国，其高潮便是 1922 年首位法西斯总理贝尼托· 墨索里尼的上台。

通过聚焦于那些战败的欧洲内陆帝国，以及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态，本书将要厘清不是被战时宣传所歪曲，就是被1918年成王败寇式观点所左右的情况，那时新成立的中东欧单一民族国家为了自身合法性的需要，都对它们所脱离的那个帝国进行妖魔化。这种解读使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为民主的协约国和专制的同盟国之间一场史诗般的战斗（然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最为专制的俄罗斯帝国正是协约国的一分子）。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对于奥斯曼、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晚期的学术研究，都对同盟国仅仅是流氓国家和抱残守缺的“民族监狱”这些黑色传奇提出了不同意见。这种重新评价对于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来说都很重要，在今天的历史学者看来，它们比之 1918 年后的八十年带有更多仁慈的光芒（起码是具有更多的两面性）。甚至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尽管战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似乎确定了这个压迫少数民族的国家的凶恶本质，但更为复杂的图景正在逐渐显现。

最近有些历史学家指出，直到 1911 年至 1912 年，奥斯曼的未来仍然存在着某种可能，即生活在帝国的各民族和宗教团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公民权。而秉持民族主义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UP），在通过  1908 年革命取得政权之后，与奥斯曼帝国更加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 1911 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大量民众的支持。 1911 年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的黎波里塔尼亚省（利比亚北部的一个地区）的入侵，以及 1912 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得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建立了独裁统治，并深刻改变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高达 30 万的穆斯林，包括一些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人的家庭，被粗暴地从巴尔干半岛上的家园连根拔起，从而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一场难民危机和政治风潮。 

题图为电影《敦刻尔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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