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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存在一种“德国民族性”吗?这是德国版的《菊与刀》

曾梦龙2017-11-20 19:00:10

“德国人希望自己的大炮是由 95% 的金属加 5% 的哲学思想制成的。”

作者简介: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 20 世纪德国杰出的传记作家。他是法学博士,但立志从事写作。大学毕业后担任《柏林日报》驻外记者,曾亲自采访过斯大林、墨索里尼、凯穆尔等人。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抨击德国纳粹的军国主义政策、预言德国将发动战争,他受到戈培尔等人的关注,被迫逃亡瑞士,并于 1940 年迁居美国。赴美后,他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邀,担任美国对德政策顾问。1945 年,他跟随巴顿、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赴欧洲战场前线,报道欧洲的解放,并为盟军提供对德政策的指导。

20 世纪 20 年代,路德维希写作了《拿破仑传》等,成为享誉全球的传记作家,此外还著有《俾斯麦传》《林肯传》《兴登堡传》《贝多芬传》等。他的写作注重人物性格和心理分析,开创了传记文学写作的新流派。

书籍摘录:

自序

我们现在之所以打这场仗,主因是在上次战争结束之后,协约国并未彻底了解德国人的性格。

如果协约国深入了解他们的敌人,如果协约国在 1918 年后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置德国人,那么近期的这场灾难便很有可能得以避免。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无法了解不久的将来仍会发生类似灾难。因此,那些明白德国人性格特质的人现在应该唤起众人,去注意某些重要事实;他们应该向同盟国提供宝贵建议。同盟国即将得到本世纪第二次胜利,但也可能是第二次失败。提出建议是我们感谢美国致力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方式。

大多数逃离德国的人都希望能返回祖国,重获因纳粹政权而失去的职位与影响力。所以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鼓吹给自由德国一个新的机会,这情况就像当年签订《凡尔赛和约》一样。

我身为自由瑞士共和国的公民,从年轻时就已定居当地,所以我与纳粹政权之间完全没有个人恩怨,我不会一厢情愿地想象德国在战争结束后会变成哪种国家。

埃米尔・路德维希,来自:维基百科

1933 年之前,我每年都会回到我出生的德国,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观察它,并将之与其他国家比较。我的研究结果早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版,也被译成多种不同的语言。我一直以自由主义和国际观点看待事情,使得我在纳粹政权上台前十年就开始受到他们的迫害。

我在《歌德传》及《贝多芬传》两书中描写思想上的德国,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及《兴登堡》三本书中则描写政治上的德国,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一书中更试图将思想与政治两个德国结合起来。

一个民族的性格无法从统计数据或民意调查结果中得知。要明确一个民族的整体特质,只有从直接的体验、对其历史的了解,以及与各类人群和部族的接触中获得。有些人认为,由陌生人评估一个家庭的成员会比由朋友评估来得准确,这是错误的看法。美国人接受的教育中,包括一种“分析自己国家”的教育,并因而拥有与此相关的洞察力,所以在分析美国上,欧洲人自然无法与美国人相比。

本书是一个关于德国人性格的简短研究,书中有一些在德国战败后该如何对待德国人的实用建议。而德国的战败很快就会到来。

接下来的章节内容主要来自我最近的演讲,其中一章是我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证词,其余则是在政府机构所做的演讲。

路德维希

1943 年 12 月

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

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

德国人 的性格是不和谐的。最能表达这种不和谐情况的是德国成语:“他对皮囊下的自己感到不自在”(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in seiner Haut)。

德国人从来没有满意过自己的命运。他无法知足,一直在寻找超越他所拥有之物的东西。德国人是他自己所谓的“拼命向上爬的人”(Streber)。

在这一点上,他与努力想放轻松的美国人正好相反。

德国人汲汲寻找更多权力,而非金钱,即使纳粹成员也不例外。他们更喜欢从一个低阶职位上对下级发号施令,而不是在大房子里与同事一起寻欢作乐。整体来说,德国人不喜欢快乐。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很认真,认为在工作时放松讲笑话是不对的。甚至在喝啤酒及打保龄球的时候,他们也比较忧郁,并不快活。他们雄心勃勃地不停规划和推动计划,产生的紧张气氛让他们无法安心放松。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日耳曼人的记录,是他们在公元 1 世纪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在国王或领袖的指挥下,离开原始森林,越过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如今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地区。追随日耳曼人脚步的英国人或北欧人,都没有这么早就开始流浪,而且流浪这么久。日耳曼人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向南方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征服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地区。最初,他们身上裹着兽皮、头顶戴着野生兽首所做的头盔来到南方;后来他们以艺术家、诗人、思想家等身份再度南下,寻找地中海的美景和快乐。

所有中古世纪和现代的文献都证明他们的流浪仅有部分是因受到权力欲的激发和对奴隶的需要。日耳曼人被内在的不安定驱动,离开了自己的森林。

一种奇特的缺乏自信感让日耳曼人渴望拥有凌驾他人的权力,而且要受到他人的尊重。日耳曼人眼中的“他人”,是指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民族,他们拥有更富足的家园和较高的文化。雅典人建立卫城一千年以后,日耳曼人还在追赶着野熊进入原始森林;他们仍是野蛮人,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在日耳曼人最早出现于欧洲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主要特质已经发展出来,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的方法是制服比自己富裕的邻国,建立一个以主仆为主的阶级结构,训练自己的青年人勇敢,并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

一个有自信的人不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何。无论是在何种领域,或在德国人的整个历史上,向来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德国人一直在问:“其他人怎么看我?”就像是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他却不断地拉着领带、调整背心。

我们在德国艺术里可以发现这个基本特征的两个极端表现:一个是舒伯特的著名艺术歌曲《流浪者》(Der Wanderer),最后一句歌词是“你不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有快乐”(Dort wo Du nicht bist,dort ist das Glück);另一个则是歌德所写的《浮士德》(Faust),描述一名得到世界上所有知识的魔术师,他一生到处寻觅幸福和宁静,但无处可得。“去寻觅那一瞬间”,这个想要超越最幸福时刻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德国人在一生中所有的痛苦与经验。他想要荣誉,被尊崇;要权力,可以展现自己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实力。荣誉和权力,这两样东西对他灵魂的影响力比金钱更强大。安静地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一向都不是他的目的。

即使是现在的希特勒青年团 也不梦想得到更好的车、更多食物,或银行账户里有更多钱,他们梦想的是伟大、力量和征服。

这些基本的感觉已成为德国人的信条、一个神秘的信仰。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国外寻寻觅觅,最后找到他们的顶峰。近千年来,德国皇帝挥军南下寻找罗马,后来的德国知识分子更循路去寻找精神上的伟大。

尽管德国人从未承认,但缺乏天生的自信表现在两个渴望上:征服比较快乐的邻居,接着将征服之举理想化。因此,残暴行为和神秘主义混在一起,使得德国成为一个征服者的民族和一个音乐家的国度。俾斯麦是最出色的德国人之一,他曾对朋友说:“音乐总是唤起我心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渴望: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田园诗般的宁静。”德国最出众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将这两种渴望结合起来,让他成了一名伟大的征服者、诗人,以及学者。

另外,在贝多芬的音乐里,田园诗般的慢板之后总是胜利的进行曲。尽管程度较弱且较不真诚,瓦格纳音乐的元素则是这两种气质的危险混合。发人深思且非常值得非德国人注意的是希特勒是一名瓦格纳迷,他不追求放松,但追求灵感。

舒伯特,来自:维基百科

王位与祭坛

德国的傲慢和自负与他们对服兵役的热情同出一源。一方面,缺乏自信让他们发展出指挥、命令他人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发展出服从他人的狂热。

德国人视他们的国家为一座金字塔,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的一块石头,在他的肩膀上背负着另一块石头;他很有耐心地扛着石头,因为他可以将全部的重量压在他下面的人身上。这是他们发展出服从热情的方式,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理解德国人立正站在长官面前的喜悦程度。

条顿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所以很容易被训练成高效的战士,而且强壮又听话。不论是在今日,或是这两千多年间的任何时刻,身为一个战士总能让德国人满意。他喜欢被敬畏、喜欢受尊敬,但他缺少其他人都有的内在和谐感。他无法放松,因为他缺乏自我满足;即使他并不需要,也总是在寻找一个更高的头衔或职位。他小心翼翼地盯着法国这个富裕邻居的边境,并不是觊觎不属于他的法国水果和葡萄酒,而是他不喜欢看到法国人和平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却不理睬莱茵河对岸德国地区发生的事情。

这个金字塔的想法并不局限于公共生活和政府。它从军营开始,然后进入平民生活的各领域:公民的、学生的、工人的、公务员的生活。

因此,德国人在潜意识里变得猜疑,表现方式是不断地抱怨,也就是法国人所谓的“德国式争吵”(querelles Allemandes)。德国人的国家——金字塔——在构造时必须非常准确,伫立在金字塔上的神必须是公正的。如果有任何一块石头认为自己不在应在的位置,或是认为自己扛的负担过重,他会马上抗议:这既不是因为自由的缘故,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要确定不能让稳固阶级秩序以外的人抢走任何一点好处。

服从和迂腐互补增强。德国人在他们的组织里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公平,就像其他国家的人看守着他们的自由一样,这样宏大的组织使得任何热诚和友好气氛都无法存在。这造成的压力随处可见,在每个办公室、公共交通工具里,甚至在电梯内,如果有人认为一个人占用了太多空间,盯着他的眼光甚至能让他丧命。世上任何一座城市都难像柏林一般,会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遭遇数千个小小冲突,不论是在旋转门或在停车场上,因为在理发店使用护发液而起,或是午餐账单上有 10 芬尼的差额无法交代而起。即使是多年前,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焦躁紧张气氛来临之前,我就注意到周遭频频发生这种情况。就像两名董事在银行办公室里互不信任,或像是邮件室的那些 14 岁的送信小弟,他们猜疑地监视着彼此,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午餐时间多出五分钟。

这解释了一个仅见于德国的奇特现象。只要政府当局与人民之间发生任何争论,围观者总会站在当局那一边。“团队精神”集聚在国家身上,据此可得到“上帝是对的”这样的结论。因此,证人在法庭上总是谨慎恐惧,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为了博得法官的青睐。


题图为歌德,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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