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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的日常写作,作者是奥斯维辛最重要见证人之一莱维

曾梦龙2017-11-14 19:00:41

最残忍的恐怖,也不得不在人类的精神面前屈服……莱维笔下的“福索内”勇往直前,他的墓碑上刻写着生命的全部意义。——《洛杉矶时报》

作者简介:

普里莫·莱维,意大利犹太人,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 174517 号囚犯。 1919 年,莱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 1943 年,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从事工业化学这一行当 30 年,同时作为一位作家,写作了“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建基于其化学家身份和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 1987 年 4 月 11 日,莱维从他出生的房子坠落身亡。

作为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莱维的文字具有一种与其他受难者不同的特质,他秉持一种化学家的冷静与节制书写记忆,同时,又如菲利普·罗斯所说,“本该充满悼念情绪和无尽的绝望,相反却充满活力”。他的文字,让人们更理性地思考人性。

译者简介:

杨晓琼,译作另有《想象共和国》。

书籍摘录:

“蓄谋”

“不,不,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我要么跟你说说那些国家,要么跟你说说我经历了什么事。但对于你,我还是告诉你我经历了什么事吧,因为这是个挺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是真想写出来,就花点儿心思,好好打磨、修边儿,把它敲锤成形,这样你就能写出一个好故事。虽然我年纪比你小,但我经历过很多,有很多故事。或许你能猜到那些国家的事,那也没所谓。但我要是跟你说了那些地方在哪,我就会惹上麻烦:那里的人虽然好,但他们也有点儿难搞。”

我跟福索内才认识两三个晚上。我们是在食堂里碰巧遇上的,那是我们所在的偏远工厂专为外宾设的餐厅,我作为一名涂料化学师,因为工作需要到了那里。那儿唯有我们两个是意大利人。他才来三个月,但他曾因为其他事在那一带待过,所以他对当地语言掌握得不错,此外,他本来还会四五种语言,虽然说话时语病颇多,但很流利。他约莫三十五岁,高而瘦,近乎秃顶,皮肤晒得黝黑,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他面相严肃,表情相当凝重,没什么变化。他讲故事不是特别擅长。相反,他的语调变化不多,时常轻描淡写,颇为简略,仿佛担心人家觉得他夸张。但他也时常放任自己,于是,不知不觉地,他真的有些夸张。他词汇量有限,又频频用那些烂大街的词句表达自己,但他自己似乎觉得这些表达新颖又机智。要是听故事的人没有笑容,福索内就会把那些词句重说一遍,就像在跟傻子说话似的。

“……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会在这个行当里,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到世界各地的各种工厂和港口,并不是偶然: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所有的小孩都梦想进入丛林、深入沙漠、游历马来亚,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过我想要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否则,它们就会像某种你终生患有的病痛或某场手术留下的伤疤,一旦天气阴潮,又会复发作痛。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我可以一直等到自己富了,然后做观光客;我也可以做装配工。所以我就成了装配工。当然还有其他的路可走:你或许会说,可以去做走私犯,或者诸如此类的行当。但这些不适合我。我想游历异国,但我也一样是个普通人。到如今,我已经有了一种没法安分的性子,一旦被迫安定下来,我就会害病。要是你问的话,我会说,这世界很美丽,因为它总是不同。”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会儿,眼睛无神,却稍有异样,接着又耐心地说了一遍:“一个人待在家里,或许平静安稳,但这就像吮吸一个铁做的乳头。这世界很美丽,因为它总是不同。所以,就像我说的,我去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奇遇,但最离奇的故事还要算过去这一年在那个国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能告诉你它在哪儿,但我可以告诉你,它离这儿很远,离我们的国家也很远,我们在挨冻,但那里十二个月里九个月都热得跟地狱似的,剩下三个月会刮风。在那儿的时候我在港口工作,但那儿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港口不属于政府,它属于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拥有着那里的一切。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得先去拜访他,得穿得笔挺,打着领带,跟他吃点东西,说会儿话,抽根烟,样样都不紧不慢。你想想!我们可是每分每秒都算好的,我的意思是,雇我们是很花钱的,但我们也为此自豪。这位一家之长有一种一半一半的性格,一半时髦一半老派;他穿一件优雅上乘的白衬衫,连熨都不用熨的那种,但他进了大门之后要脱鞋,他让我也把鞋脱了。他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棒(但这也不是很难),但他不让我见家里的女眷。他属于某类进步奴隶主。还有,你能相信吗?他把自己的相片框起来,每个办公室都挂,连货仓都挂,好像他是耶稣基督或者什么人似的。但整个国家大致是这样:有驴子也有电传,机场建得让咱们都灵的卡塞勒看起来都寒碜,但通常,你骑马就能最快地赶到一个地方。他们那儿夜店比面包房多,但你常常会看到街上走的人有沙眼。

“我不介意跟你说,操纵起重机是个特别棒的活,要是桥式起重机就更棒了;但这不是谁都能干的。这样的活需要那些懂得其中诀窍的人,能教事物运转的人,像你我这样的人;而其他人,那些助手,你随时随地都能招到。让人惊奇之处就在这里。在我说的这个港口,工会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你知道,在这个国家,你要是偷了东西,他们就会在广场上剁掉你的手,左手还是右手取决于你偷了多少,也许还可能是一只耳朵,但都有麻醉剂和一流的外科医生,瞬间就能帮你止血。不,这不是我编的,而且谁要是对有地位的家族出口诽谤,他们就会割掉他的舌头,绝没什么‘假如’和‘可是’。

“不过,除了这些,他们还有一些相当难搞的组织,你得应付它们:那里所有的工人都随身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像带着个幸运符一样,要是广播上说发生罢工了,那所有事都会停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动一个手指头。就此而言,假如他想干点什么,他就很可能要吃刀子,可能不是当场、当时,而是两三天后;他也有可能被掉下来的横梁砸到头,或者喝一杯咖啡就当场倒地不起。我不愿意在那儿长留,但我很高兴在那儿待过,因为有些事,你要是没看见,就不会相信。

“嗯,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在那儿是为了在码头上架起重机,那是个大家伙,它有可伸缩的吊臂,妙极了的桥架,四十米的跨度,以及一百四十马力的升降电机。上帝,多棒的机器啊。明天晚上记得提醒我给你看照片。当我把它完全架上去之后,我们就进行测试,它好像走在天上一样,像丝绸一样顺滑,我感觉他们都要把我捧成公爵了,我给每个人都拿了酒。不,不是葡萄酒:是他们那儿的酒,他们管它叫卡姆芬,味道像发霉了,但它能让你平静下来,且对你有好处。但我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份活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技术上的原因,在这方面,从第一颗螺钉开始便一直顺风顺水。不,是一种你感受得到的气氛,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滞重。人们聚在街角低声嘀咕,叹着气,面面相觑,我没法理解;墙上不时会贴新闻报纸,大家会围拢起来读报,也有人让别人读给自己听;我就被独个儿扔在一边,像只呆鸟一样立在脚手架的最上边。

“接着暴风雨便降临了。有一天,我看见他们用手势和口哨招呼彼此:他们都走了,于是,因为我独自一人什么也没法干,我也从塔楼上下来,准备去瞄一眼他们的会议。那是一个建了一半的棚屋:后来他们用梁木和厚木板搭起了一个台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台上演讲。我不太懂他们的语言,但我能看出他们很愤怒,就像受了冤枉。过了些时候,那个年长的人物上来了,他似乎是个地方带头人。他对于自己所说的内容似乎也十分笃定;他语气平静,十分威严,不像其他人一样大喊大叫,而且他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往那一站,其他人就都闭嘴了。他做了一个平静的演讲,他们看起来都很信服;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便都举起了手,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当他询问是否有人反对时,一只手也没人举。接着这个老人从前排叫了个男孩过去,给了他一个指示。男孩跑开了,去了工具商店,并立刻就回来了,手中拿着一张那位大老板的相片以及一本书。

“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检查员,当地的,但他能说英语,我们关系还算融洽,因为跟检查员走得近总归不会错的。”

福索内刚刚吃完一份分量很大的烤牛排,但他又把服务员叫了过来,让她再给他端一份。比起他的金句格言,我反倒对他的故事更感兴趣,但他照例要重复自己的话:“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个圣人都需要蜡烛。因为想和他们走得近,我送了那位检查员一根鱼竿。所以他跟我解释了情况。简直疯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人们都在要求厨房按他们的宗教习惯给他们做饭。虽然说到底大老板自己也是固执偏信某个其他宗教的,但他兀自拿着一种现代腔调——这个国家里有太多宗教信仰了,要每种习惯都照顾到是不可能的。总之,他叫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么他们在现在这样的食堂里吃饭,要么食堂干脆就不办了。罢工已经发生了两三次了,但大老板一丁点儿都没让步,因为生意进度本来就慢。于是工人们就萌生了跟他动真格的念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要报复他。”

“你说的动真格是什么意思?”

福索内耐心地解释道,差不多就是给他下咒,用邪恶之眼瞪他,给他下降头。“但可能不是要他的命。相反,那时他们绝对不想让他死,因为他弟弟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想吓唬一下他,你知道,让他突然得病,或忽遇意外,让他改变主意就好,同时让他明白,他们知道如何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要求。

“于是那位老人拿了把刀,把相框的螺丝拧开。他看起来像是这方面真正的老手。他打开书,闭上眼睛,然后用手指到其中的一页。接着他又睁开眼,读了些我和检查员都听不懂的东西。他拿起相片,卷起来,用手指用力压紧。他叫人给他拿了一把螺丝刀,这把螺丝刀已经在酒精灯上烧得通红,他把螺丝刀捅进了压平的相纸卷。他摊开相片,把它举了起来,于是大家都鼓起掌来。相片上有六个烧焦的洞:一个在前额,一个在右眼附近,一个在嘴角,其他几个洞都在背景上,没触到脸。

“然后老人就那么把皱皱巴巴还穿了孔的相片放回了相框,小孩跑去把它挂在了平常的地方,大家都回去工作了。

普里莫·莱维,来自:由出版社提供

“唔,四月末,大老板病了。没人出来公开宣布,但流言不胫而走,这种事情你应该也很明白。起初他的情况似乎很不妙;不,他的脸一点事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件事也已经够怪的了。家里人想把他弄上飞机,送他去瑞士,但他们没有时间了。是他的血液里生了什么毛病,十天后他就死了。而他本是个皮实的男人,我告诉你,他之前从没病过,总是坐着自己的飞机满世界飞,下了飞机就去泡妞,或者从天黑赌到天亮。

“这个家族告工人们谋杀,或者说‘蓄谋杀人’;有人告诉我他们那儿是这样叫的。他们有法庭,你理解吧,但这些法庭属于你最好敬而远之的那种。他们有不止一套法律;他们有三套法律,他们选用哪套取决于哪套能更好地为强势一方或给钱多的一方服务。就像我说的,这家族的人坚持说这是谋杀:他们有杀他的动机,有让他死的行动,而他也真的死了。辩护律师说,这些行动不足以致命:它们最多能让他紧张一下,火大一次,或者起些丘疹。他说,要是工人们把那张相片剪成了两半或者浇上汽油烧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就是降头起作用的原理,大致就是:一个洞就造成一个洞的破坏,从中剪断就有从中剪断的威力,以此类推。听到这个,我们不禁要笑,但他们都深信不疑,连法官也是,甚至辩护律师们也一样。”

“那审判最后结果怎么样?”

“你在逗我吗?它还在审呢,而且天知道还要审到什么时候。在那个国家,审判没有能结束的。但我提到的那个检查员答应告诉我结果,既然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要是你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

服务员来了,端来了福索内点的分量堪称壮观的奶酪。她四十岁上下,弓着背,瘦得看得见骨头,直直的头发上沾着天知道的什么东西,而她可怜的小脸看起来像怯生生的山羊。她长长地看了福索内一眼,而他回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写着满不在乎。她走开之后,他说:“她看起来有点像扑克牌上的梅花J。但是他妈的,生活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

他努努下巴指着奶酪,带着勉强的热情问我要不要来一点。然后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嚼一边继续说:“如你所知,在这里,姑娘们总是缺男人,我们就变得紧俏。生活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我是说,厂里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


题图为普里莫·莱维,来自: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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