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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个成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通德国青年,会有什么故事?

曾梦龙2017-10-31 19:00:01

哈夫纳通过卓越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以生动逼真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德国普通平民的心理状态。其深刻的见解说明了希特勒如何得以大权在握。——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 1907 年生于柏林,逝于 1999 年,被公认为 20 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 1938 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 1954 年以英国《观察家报》海外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德国后,自 1961 年起先后为德国《世界报》《明星周刊》撰写政论专栏。哈夫纳著有一系列以历史为主题的畅销书,其中包括《解读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等。

书籍摘录: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节选)

不问世事的做法,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不论退隐至何处,都躲不开自己原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政治事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分野,已被纳粹革命连根铲除。此后即无法再将那场革命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它不但发生于政治领域之内,也出现于每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当中。其作用能力就像毒气,可穿透任何墙壁。而若想彻底摆脱这种毒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溜之大吉。这意味着移民国外:告别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语言和所接受的教育,尤其必须切断与祖国的联系。

1933 年夏天,我也开始在这方面作好告别的准备。我早已习惯了大大小小的别离,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朋友,还看见原本跟我和睦交往的人,现在或已形同谋杀者,或已与我为敌,不惜把我交给“盖世太保”宰割。我可以感觉出来,构成日常生活氛围的元素已散逸无踪。普鲁士司法界声名卓著的机构,早就在我眼前向下沉沦。书本中的世界与自由讨论的天地,现在已成过眼烟云。以往的观点、意见和思想架构有如槁木死灰,变得完全不合时宜。我几个月以前还合情合理的生涯规划及灿烂前景,它们而今安在?

一切都变得险象环生,连我对人生最基本的观感也出现了变化。各方面的告别带来痛苦之后,又产生令人晕头转向的麻醉作用。我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就彷佛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面悬浮晃荡——轻飘飘、慢吞吞,而且不再有法律的保障。新出现的各种损失与告别几乎不再造成痛苦,反而带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或者让人心生一念:“好吧,即使少了它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觉得自己虽然变得更加贫乏,但也少了许多牵挂。尽管如此,这种告别——心中对自己国家的告别——实在令人难以消受,而且痛苦万分。它来得断断续续、时进时退。有时我根本难以想象,自己终究会鼓起勇气拂袖而去。

我在此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这种情形同样并非我个人的偶发事件,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遭遇。

3 月和 4 月的时候,我的眼前已经持续上演“一头跌进污秽”的情景——其中伴随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民族主义”的胜利吶喊——这早就令我憎恶不已,有时愤怒得表示打算移民出去,不想再跟“这个国家”有任何瓜葛。我宁可在芝加哥开一间卖香烟的小铺子,也不愿意在德国担任国务秘书……当时,那还只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并不能够完全当真。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在这个六合萧条、寒风凛烈的月份,我已经认真考虑,是否的确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了。

现在的我已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上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体育俱乐部民族主义”,早就令我深感恶心。可是今天,它却对纳粹党徒产生精神上的推动力,使他们养成既贪婪又幼稚的乐趣。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彩色斑块,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胜利”,为他们带来了获胜者的快感。别人低声下气所承受的屈辱,使他们乐在其中;别人心头出现的恐惧,成为其津津有味的享受对象。他们以“纽伦堡名歌手”的方式,极力自卖自夸其民族特质。他们更彷佛自慰一般,大肆宣扬“德意志”之心、“德意志”之情、“德意志”之忠诚,还鼓吹人人当“德意志”好汉,而且“要德意志本土化”。这一切早就令我大起反感、深深作呕,不愿为之作出任何牺牲与奉献。

但这种立场并未阻止我继续成为相当不错的德国人。我对自己身为“好德国人”一事心知肚明——这往往也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越轨举动为我带来的耻辱感。我与任何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并无二致,如果自己的同胞,甚至整个国家做出了有损形象的行为,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反之,倘若别国的民族主义者以言论或行为来侮辱德国之际,我会感同身受。可是,当别人出乎意料之外,赞誉我的国家、谈及德国历史上美好的一面、称道德国人某些优良民族特质的时候,我又引以为荣。

一言以蔽之,我是自己民族的成员,这就好像我是自己家庭的一分子。不过,我比旁人更有办法承受外人所作的任何批评,而且我并非一直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和睦相处。更何况,我并不打算为之投入我全部的生命,不愿意高喊:“我的家庭超越一切。”但我毕竟仍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不会否认此点。想要放弃这种归属感、完全弃之于不顾,并学会把自己的祖国当成敌国看待,这绝非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并不“爱”德国,那就好像我并不怎么“爱”我自己一样。如果真有让我喜爱的国家,那就是法国。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纳粹存在,我对其他国家的好感,仍可能胜过我对自己国家的爱意。然而,自己的祖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这并非我所喜爱的任何外国能够取代的,因为它正是我自己的国家。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喜爱其他国家的资格,就会失去一切攸关国与国友好互动的先决条件——民族交流、异国间的情谊、彼此了解与学习、相互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国度。

失去国家的人只会成为“无祖国者”,变得没有影子、完全丧失了出身的背景,最后顶多只是受到容忍而已。但在另一方面,若有人心甘情愿或在逼不得已之下,没有把移民国外的念头付诸行动,他就会在自己的家乡颠沛流离,成为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可是,假如一个人出于自愿,而把心中对祖国的疏离感贯彻到底,终于避居国外的话,这样的行动就需要采取类似《圣经》的激进做法:“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许多人的情况和我一样,只差一步就要移民出去了,却始终无法痛下决心来这么做。从此以后,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充满着无力感,只能在恐惧之中,眼睁睁看着人家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累累罪行,却无法公开为自己洗脱罪责。他们陷入了治丝益棼的困境,面对一重又一重难解的矛盾:到底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祖国作出牺牲,也就是牺牲掉自己的理性判断、道德规范、人性尊严及良知良能呢?

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别人口口声声所说的“德国令人难以置信之崛起”,值得他们为此奉献心力吗?只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使他们不惜斫丧自己的心灵,而且有办法让全世界都见怪不怪,这也不会为国家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同样没有注意到,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其眼中的爱国主义)不但会使他们牺牲自己,甚至连整个祖国都会沦为牺牲品。

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终于让“告别”变得几乎无法避免——德国已经不再是德国。而摧毁德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自己。旷日持久下来,“是否为了忠于自我,所以才必须离脱自己的国家”这个问题,变得显然只是矛盾的表相而已。表相背后的真正矛盾,却已经为各种五花八门的口号和陈腔滥调所遮掩。那个矛盾就是:所要的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我与志同道合者眼中的德国,不仅仅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彩色斑块而已。“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由某些特质所共同组成的架构,其中包括了人道主义、全方位的开阔心胸、探索问题时的苦思冥想及深入彻底、对世界和对自己永不满意的态度,并且有勇气不断改弦更张进行尝试。它同时具有自我批判、热爱真理、就事论事、精益求精、追根究底等精神,于多样化的面貌之下略显笨拙沉闷,不过对即兴自由创作兴致勃勃。其行动迟缓而严肃,却又能够像玩游戏般富于创造精神,不断为自己塑造出新的形式,然后又觉得此路不通而另起炉灶。它除此之外的特质,还包括对于择善固执和特立独行作风的尊重、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多愁善感、具音乐才能。尤其重要的是,它享有很大的自由挥洒空间——缺乏既定的路线与方向,甚至说得上是漫无节制,但它也没有既定的窠臼,而且从不听天由命。

我们私底下引以为荣之处,就是自己的国家在精神层面具有无穷的可塑性。无论如何,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它与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产生归属感。但那个德国现在已经遭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摧毁与践踏,从此一去不返。如今早就摆明到底谁才是它的死对头,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第三帝国”。想要继续对它效忠、继续归属于它的人,必须鼓足勇气才有办法作出这个认知,并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民族主义——此即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祟拜——无论何时何地都绝对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疾病,足以扭曲和丑化一个民族的面貌。其情况就类似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对个人特质所产生的作用,能够颠倒是非、使一个人丑态毕露。不过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这种疾病恰好在德国具有最强烈的毒性和毁灭性。那是因为,“德国的”内在本质就是包容、开放和多元,并且就某种程度而言,还蕴涵了无私忘我的特性。

在其他受到民族主义侵袭的国家,那种精神疾病只不过是个小弱点,其原有的民族本质仍可并行不悖。然而,当德国染上这种恶疾之后,民族主义却将其民族性的最基本价值连根拔起。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德国人在承平的时代,毫无疑问可以是一个既杰出又感触灵敏,而且非常人性化的民族。可是现在,当它罹患民族主义精神病以后,却演变出人性全无、兽性大发的丑恶面目。这不是其他民族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德国人,而且惟有德国人,才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失去一切使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以致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丧失了自我。

就其他民族而言,这种疾病只会侵袭外在的行为;对德国人来说,它却腐蚀了心灵。一个法国人纵使再强调民族主义,他往往仍有办法继续当一个标准(而且令人喜欢)的法国人。陷入民族主义的德国人,却不但已经不再是德国人,而且简直就失去了人样。其所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德意志”,甚至“大德意志”或“泛德意志”的国度。这正意味着德国的毁灭。

当然,我们绝不可因此而认为,德国和德国文化在 1932 年的时候仍然非常繁盛华美,直到纳粹一举将之捣毁为止。病态民族主义在德国进行的自我毁灭,其实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这似乎有加以描述的必要。而其间最大的矛盾就是,自我毁灭的行动每一次都出现于击败外敌,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之后。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来自:维基百科

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国”正在快速兴起之中,接着, 1813 年至 1815 年间的“自由战争”首度带来了严重的倒退。 1864 年至 1870 年间的战争,为它带来了第二次的大挫败。尼采宛如先知一般首先洞察出来,当时德意志文化已经在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战斗中,成为失败的一方。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德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找到适当政治形体的机会。在俾斯麦建立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之内,它等于被套上了束缚行动的紧身衣,从此不再拥有足以代表它的政治力量(只有天主教的团体才是例外)。

“那个德国”遭到右派民族主义者的痛恨,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对之漠不关心。它却继续默默耕耘,坚忍不拔地存活下去,直到 1933 年来临为止。然而,它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它存在于成千上万的家庭和私人团体之内,以及某些编辑室、剧院、音乐厅和出版社之中,甚至从教堂直到内阁等公众的生活领域,仍可不时发现其踪影。要等到纳粹党徒那些激进而能干的组织者出现以后,才“引蛇出洞”,把它从四面八方“用烟熏了出来”。

因此,首先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是德国,而非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打出“德国”的名号,借此来占领和践踏德国,这是其终于逐渐被看穿的种种伎俩之一,但这也是其毁灭性工作当中的一环。

凡是感觉自己隶属于“那个德国”(而非盘踞某个特定地理位置的国家体制)的人,除了告别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告别令人惊慌失措,因为它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国家。可是,德国民族特性原有的包容及多方面的开放,使得德国人可以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承受这种损失。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大家渐渐感觉出来,任何外国都可以比希特勒的“帝国”更像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时人们的心中甚至存有一线希望,于是忍不住问道:说不定到了“外面”以后,反而可以在某些方面把德国部分重建起来?


题图为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来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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