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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如何改变了美国社会?

曾梦龙2017-10-12 19:00:25

海耶斯是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美国精英的失败——的优秀记述者,他切中了千百万美国人心知肚明的事实——皇帝没穿衣服,但他不是一个绝望的犬儒主义者,而是对如何重建和彻底改造美国社会及政治提出了重要的洞见。我们仍有时间治愈我们的政治痼疾。——《国家》杂志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男,美国人,美国《国家》杂志编辑,《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卫报》《华盛顿月刊》《新共和》等报刊的撰稿人,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主持人。 2010 年至 2011 年任职于哈佛大学 Edmond J.Safra 基金伦理学研究中心。

书籍摘录:

第一章 赤裸的皇帝们(节选)

现在看着你所犯错误酿出的苦果,体会一下你给自己惹的灾祸吧。

哈辛

美国感觉破落了。

过去 10 年里,这个已经习惯于伟大和发达的国家不得不让自己适应它那踟蹰不前的经济。从 1999 年至 2010 年,以计入通胀后的收入看,美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下跌了 7% ,大多数美国人要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动荡不安。层出不穷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这个国家“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而那种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比他们父辈生活得更好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然降到了 1980 年代初民调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您捧着这本书的时候,情况可能已经反转。可是,考虑到过去 10 年的经济运行曲线和藏在我们眼下不断蔓延的危机背后的体制失灵,即便是一轮人人乐见的经济增长,也无法消除这个国家现在弥漫的深层不安。

我们铺天盖地的幻灭感,通常会显现在那些狭隘的新闻报道上,它会影响总统的支持率,有些政党会从中获益,有些则会身受其害。美国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人要么认为是与自己意识形态对立的一些人看好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要么当成种种政治无能的产物: 比如政治僵局,你来我往的互相抨击,还有选民与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之间的渐行渐远。

但是,过去 10 年间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无能,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各个支柱性体制几乎全都出了问题。这一点要比前者更加严重,而且更具破坏性。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旷日持久而又折磨人的经济困顿,只是精英治国失败、近来不断爆发的腐败和无能的最新例证而已。

究其原因,是这 30 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秩序,同时也造就了一群不去改变这种现象反而令体系失效、腐败丛生的精英。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理解的精英不是这样。我们不承认我们关于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最根本想法和共同信念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而且已然同意让某个阶层的人来替我们作决定,只要我们找对了人,接下来的一切就会顺顺利利了。

来自:亚马逊

要从权威危机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我们将不得不重建我们的政治体系,给它一个崭新的面目,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安德鲁·史密斯,在 2011 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告诉我,这个运动无关“左右,而是上下”。在一片锣鼓、叫喊和反复念叨“我们!是!那 99% !”中,他凑近我说:“我想这对有些人来说会非常可怕。”

超越左右政见分歧并不只是一个口号。那些致力于最深层结构性体制改革的人都坚决认为,不应再以传统的标准去划分左右。正如精英政治的失败殃及了一些看似与此无关的受害者——因伯尼·麦道夫的庞氏骗局而破产的棕榈滩退休人士,因母亲的住房断供被银行收回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你会发现,在那些与精英政治失败有关的案例中,左派与右派的差异并不比我所谓的造反派(insurrectionist)和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之间的区别更明显。

保罗·克鲁格曼就是一个典型的造反派。此人曾坚定地相信精英的能力,并捍卫新自由主义的专家治国论,反对把国家交给普通人去治理。如今连他都开始相信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一定出了大问题。“新千年伊始,”他在其 2004 年的著作《大破解》中写道,“美国似乎有幸拥有了一些成熟的、有能力领导经济发展的领袖,在紧要关头他们会做好该做的事。他们会坚持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他们能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即使一些自认为悲观的人基本上也表现出了乐观: 我们觉得那些过于乐观的投资者也许会如梦初醒,但事情终将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这 10 年呈现出的败象使克鲁格曼对精英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并讽刺仍持精英论的人为“非常严肃的人”。现在,他常赞许地引用像激进作家娜奥米·克莱恩这样的造反英雄的观点,这在 1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造反派不仅认为我们现有的机构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崩坏,而且相信让这些精英变得有责任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迫使他们放弃自身的权力。造反派把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直线下降看作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如果它能够激发社会发生必要的动荡和变革。造反派想要人们重新反思美国一些大机构——政府、企业,还有我们的文明社会。

站在造反派对面的是制度主义者,他们把权威受到侵蚀和公众信任的不断下降视为可怕的趋势。比如埃德蒙·伯克,这位制度主义者对于支柱性机构受到不知情的乌合之众攻击,并被指责是颓废和道德沦丧的感到震惊。就像他 1790 年对英国议会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令他恐慌的原因之一,是这场革命把波旁王朝的整个政治体系变成了一片废墟,革命者“推翻了他们的君主、教会、贵族、法律、税收、陆军、海军、商业、艺术以及制造业”,对“一种非理性的、不道德的,充斥着剥夺公权、没收、掠夺、残暴、血腥和专制的民主”大开方便之门。

占领华尔街运动,来自:维基百科

制度主义者害怕生活在一种没有核心权威的社会中,担心它随时会崩坍而落入暴民之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是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制度主义倡导者(时报的社论版有他多篇文章),还在 2009 年阐述了它的愿景。布鲁克斯援引《论制度化思考》的作者、政治学家休·赫克罗的观点这样写道:“制度主义者对他暂时遵从的、在他之前创立的规则有着一种深深的敬意……缺乏制度意识会滋生犬儒主义并破坏行为习惯。”

许多像布鲁克斯这样在我们的支柱性机构身居令人艳羡职位的人——从大学校长到 CEO ——都具有制度主义者气质。美国参议院两党几乎人人都是制度主义者(没有哪个机构能无能到美国参议院这种地步还依然深受其成员爱戴)。即将退休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在其告别演讲中谴责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美国人对政客的不信任,为参议员们彼此不信任、贬低参议院、从政策制定过程中脱身提供了借口”。他说,他希望这些人能经受住这种考验,转而正视参议院自身的独特职能。而这些职能,恰恰是批评家认为参议院不可能进行自我调整的问题所在。

从多德对其所在机构的辩护中可以看出,很多制度主义者坚信那些处于权力核心的人所付出的辛劳与他们收获的信任不成比例。 2011 年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尽管克林顿婉转地承认了精英的失败,但摩根大通银行的 CEO 杰米·迪蒙还是为那些被愤怒民众攻击的银行家们做了辩护。“我认为像这样不停地叫嚣着反对银行家——对人们来说,真的既无益又不公平,”在此次论坛某个环节的发言中,他如此说道,“在我看来,大家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

在区分制度主义者和造反派的时候存在这样一种分歧,即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不信任——一种将会使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的、阴暗的虚无主义倾向,还是比这要稍微轻一点,仅仅是这些支柱性机构本身的渎职和腐败。

但即使是最狂热的制度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行不通。“我对这些政治领袖的信任度就我个人标准而言降到了一个低位,”戴维·布鲁克斯 2010 年在《纽约时报》网站上这样写道,“其实我认识这些人,也喜欢他们。我认为他们只是被体制所害,这种体制埋没了他们的良知,激发出了人性的恶。”

保罗·克鲁格曼,来自:维基百科

归根结底,你无论是站在制度主义者还是造反派一边,都表明你已经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支柱性机构和统治阶层是何等的糟糕。应该在边边角角进行一些改革,还是必须大刀阔斧地整顿,甚至完全推倒重建呢?

巴拉克·奥巴马说起来让人觉得他好像是站在赞同大刀阔斧整顿这一边的,但做得却像相信只在边边角角作些改革即可的人。这正是为什么他在任期间让这么多人觉得沮丧的问题所在: 他竞选时扮演造反派,执政时却变成制度主义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毕竟他自己也是这些明显处于危机的体制的产物。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悲剧性的反讽是: 他的当选标志着 1960 年代以来精英政治的最高成就,但也就在那一刻,这个体系开始了内爆。

就像所有的统治秩序一样,精英政治倾向于在其最具特权的成员中培养一种持久的忠诚。在这个漫长的痛苦不断的时代中,许多表现最为突出的人物,比如奥巴马,都是我们所谓的精英政治体系塑造出来的。这个体系内部存在关联性的机构旨在选择社会上最聪明、最勤奋并最雄心勃勃的人,并把他们培养成领袖: 本·伯南克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药剂师和代课老师的儿子;肯·雷由密苏里的一位牧师和一位农场主抚养长大;全美金融公司(Countrywide)的 CEO 安吉洛·莫兹罗是纽约布朗克斯出生的一位屠夫的儿子,也是他直系亲属中第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执行长伯德·塞利格是第一代罗马尼亚移民的儿子,他家在密尔沃基有一家租车公司;高盛的 CEO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是在布鲁克林公租房中长大的;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则是伯明翰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女儿。

被招进精英政治体系顶层的人也培养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信任自己的精英同僚,并仔细聆听那些身处赢家核心集团的人士的意见。这种对精英们的专长和判断力的信任,一直是奥巴马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奥巴马的信任其实是建在了往上浮的奶油上,”乔纳森·阿尔特在其关于奥巴马执政第一年情况的著作《诺言》中这样写道,“由于他自己就是美国二战后精英政治的产物,所以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他爬上来的阶梯去看这个世界。”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来自:msnbc

《精英的黄昏》讲的是这样的故事: 同样的社会秩序既创造了神奇的大选之夜,让美国梦看上去如此活灵活现,也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这个故事始于上一次的权威危机,其标志是我们称为“ 60 年代”的长期社会动荡。当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平等达到了一个高点。工会非常强大,工资稳步上升,而且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要素——医疗保险、住房和高等教育——是美国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的。

然而,在种族、性别、性取向方面,这个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并且被一小撮自成一体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所控制。通过持续攻击对拉长越战负有责任的统治阶层、家长政治以及种族歧视,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使之变得更好。

为取代过去的白人统治阶层,美国接受了精英政治这样一种源头可追溯到建国早期的理想。除了过去一直提倡的自主和勤奋工作外,精英政治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它通过向妇女和少数族裔敞开大门,同时重视年轻人甚于资深人士,重视个人才华甚于“组织人”听话的美德,把 1960 年代社会运动的诉求纳入其中。但是,无论这种带来时代剧变的社会运动许诺过怎样的平等,当尘埃落定时,出现的却是一种更加开放但依然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精英政治消除了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的不平等,但是以每个人的能力和动力完全不同为由,在原地建起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它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模型,即给予聪明人和迟钝者、勤奋者和懒散者极其不平等的回报与资源。最极端的是,这种价值观颂扬一种“才能上的贵族制”,而这是与我们的民主理念极难调和的一种统治模式。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指出的,“精英政治是对民主的嘲弄”。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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