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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969年,赶上了外企的好时候,应对方式就是“读书”|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⑦

文化

他生于1969年,赶上了外企的好时候,应对方式就是“读书”|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⑦

温欣语2017-10-12 07:45:21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人生的前 20 年,徐创新都和父母、弟弟住在这间 40 平米的房子里。

徐创新身上有很多矛盾点。

他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人看看书,写写文章,风花雪月”,但他偏偏是个需要大量社交应酬的销售总监。

他骨子里向往安稳和踏实,但 20 岁后他就几乎没在老家杭州居住过,前后辗转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他认为自己名字里的“创新”可能预示着自己终将一生奔波。

徐创新 1969 年出生在杭州庆春门外的电信局家属院里,这幢楼被他和小伙伴称为“大雄宝殿”,高耸的斜顶上散落着瓦片。徐创新的父亲是电信局的普通职工,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加上弟弟,一家四口住在 40 平米的房子里,家里摆放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用“四大件”: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和自行车。

从小父母就告诉徐创新:“父母没什么能够给你的,你以后要靠自己。”

1988 年徐创新上大学,一年后中国推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报告》,等他毕业时,他只得“靠自己”自谋出路。他应聘到国营企业后又跳槽到外企,在之后近 30 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从来没让自己闲下来过。“工作时间工作,非工作时间就读书,就这样过来了,”他说。

徐创新戴副眼镜,说话温和,看起来很斯文。他对自己身为浙江人这一点颇为骄傲。浙江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多,平地少。他认为正因为地小,这里的人必须更勤奋才能谋得一份生计,用徐创新的话说:“我们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哪天可能就没饭吃了。”

他应对恐惧的办法是不停读书,徐创新先后取得了四个学位。最初他只是杭州大学的专科毕业生,在职期间他又念了北大和电大在杭州设立的经贸本科。被外派到北京时他住在亚运村附近 60 平米的老公房里,每周末他还要到十公里外的北大校园里攻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他最近的一个学位是 2010 年浙江大学的 MBA,那时候他住在上海,两年半时间,他每个周末往返于上海和浙江,光是车程就是 4 个小时。周末他就借住在小时候父母的家属院里,“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尽管徐创新并没有享受到他那一代人分房以及分配单位的福利,但他仍把自己称作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1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而后连续 30 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1992 年徐创新 23 岁的时候,正值这 30 年的中间段,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确定了中国的市场体制改革目标,“如果还是计划经济,我可能就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徐创新说。

90 年代徐创新经历过外企光环最耀眼的时期,他先后加入过味全和卡夫。如今,他已经在卡夫工作了 18 年时间,为了开发新市场,他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城市。最近几年他基本都在上海,市场已经相对饱和。

而外企的光环也早已不再。

现在徐创新和妻子住在上海闵行区七宝镇一套 140 平方米的公寓里,这是 2007 年他搬到上海时花 270 万买下的。徐创新的儿子最近刚到美国读 11 年级,这也就意味着未来 6 年徐创新都要承担儿子在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为了支持儿子到美国求学,徐创新去年卖掉了杭州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子。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相信把儿子送到“最强大的国家”念书,也会“沾最强大的光”。

徐创新夫妻俩还计划在美国买房,最近他们正因为外汇管制问题而头疼。

以下是徐创新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庆春门外”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的城乡结合部,我们叫庆春门外,中国以前的城市四周都有城墙围起来,城墙外就是护城河。我们杭州有艮山门、庆春门、涌金门……七八个门,我们在其中一个门, 这个门出去就是郊外,进去就是城里。

那边以前大部分都是农地,我父母是电信局的职工,电信局有个单位设在庆春门外,我们是家属院,下面是单位,都是福利分房。父母现在还住在那边,只不过后来房产改革,他们花了一点钱,产权就变成自己的了。

那个家属院有几幢,面积不一样,加上我弟弟四口人,我们从小的搬到大的,我在那个家属楼住到大学毕业,住了 20 多年,结婚之后才买房子。最小的时候也只有 40-50 平米,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厨房也是三、四家公用。我们人长大了跟单位申请,就给我们大一点的房子,现在我父母住的应该有六七十平米,有点像现在的老公房。

那个房子不像现在单家一个阳台,我记得走廊是连通的,每家门开了出去就是阳台,很热闹。小孩一起玩,跑来跑去。邻居家楼上楼下 5 层楼,没什么秘密,都玩在一起。就跟他们现在回忆大宅院一样,谁家烧点好吃的还会分享。

房子跟大雄宝殿一样,上面是斜顶,我们就叫它“大雄宝殿”。以前的房子都是这样,四层楼,上面是瓦片。一层七户人家,我们家住在最高一层,紧挨着楼梯口,几家都是连通的。

那时候住宅的条件都不是很好。40 平米,两个房间,没有客厅。放了桌子和电视,父母住前面这间房,我和弟弟住在后面这间。后门的厨房和洗手间隔了一个很窄的通道,几家连通,两户共用一个洗手间。

小时候在那里过的挺开心的,无忧无虑,很多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是一幢楼里的。那边附近都是农地,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抓知了、抓鱼、抓蛐蛐。我们非常热衷抓蛐蛐,晚上我们出去抓,第二天一早,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把自己的蛐蛐拿出来斗,看谁的斗赢了,这个时候是很快乐的。

有时候我们也去城里,学校组织去少年宫、春游秋游、去西湖。其实杭州很小,西湖走一下就到了。

徐和父母住的第二套房子,面积 60-70 平米

我父亲是电信局的,他们经常要去外地施工,他就是开车的司机。我母亲是纺织厂的纺织工人,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

那时候我们叫做“电信工程总队”,改革以后就变成电信工程公司。那个时候,叫什么呢?电信、铁路还有电力,这三个行业就是铁饭碗了。那个时候有个说法,“铁老大”,铁路是最厉害的,能进铁路那就是非常好的工作了,福利待遇很好,都是国家管。第二就是电力局,再来就是电信,电信就是装电话,那个时候私人电话很少。

那个时候,哎哟,铁老大啊,电力啊,电信啊,银行啊,能进就很不错。因为很安全,工资水平比一般的工厂工人要高,工作环境也更好。

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除了拿到手的几十块工资,就看福利待遇。最大的福利待遇就是分房子,小的就是节假日分吃的。我记得夏天我父亲单位分西瓜,一箩筐一箩筐,到中秋节就是月饼,一年四季节假日都有,有时候还会发津贴。铁路银行这方面非常好,这是实实在在看到的福利,老百姓讲究实在的东西。

到我 13、14 岁的时候,私人开始有电话了,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装电话很贵,我记得当时装机费就要 1000 块,所以装电话蛮奢侈的。而且你申请了,付钱以后还不一定马上给你装,你还要通关系,帮帮忙,排队。电信工人来你们家帮你拉线装机,你还要送烟。

所以电信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吃香,后来就衍生出“近亲繁殖”——儿子去接老子的班,因为基本上在本单位本系统工作,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关系。我记得我们楼里面年纪比我大的,他们找工作基本都在电信行业,有些干脆就儿子顶父亲的班。

我们家就是普通人家,以前的四大件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和自行车,这些基本上家里都有。小时候父母是公家单位,饭是有的,房子是公家分的,只不过小一点。那个时候大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没什么太大差异,最多就是买了自行车被注意一下,或者谁家先装了电话,也仅此而已。没有像现在一样有天壤之别。

“四大件”

即使我们楼上楼下的干部,他们也就房子大一点,工资可能稍微高点。但换成现在他们就可以买别墅,我们只能住公寓。

以前穿的衣服只有两种颜色,蓝色和军装色。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白衬衫、红领巾、蓝裤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比。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物质供应相对贫乏,没有很多选择。

“七山二水一分田”

第一次高考我考的不好,又复读了一年再考,考上了杭州大学的公共关系,专科,读三年。现在杭州大学并到浙江大学了。

那个时候公共关系刚好开始热,有个电视剧叫做《公关小姐》,讲深圳一个商业公关的经历。公关在当时是新兴的,所以还不是专业,叫做“公共关系专门化”,属于政治系。因为公关最早起源是政府关系,然后再扩展到商业领域,就是外交嘛。

我们浙江包括杭州考大学的分数相当高,在浙江省考大学到现在都是这样,同样是考北大清华,我看 2017 年其他地方的高考状元到了浙江,可能也就排 4-50 位。江苏的理科状元到浙江也只能排到 4-50 位。

不同省份的特点,人的传统,确实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浙江总共有 4000 多万人口,地域又很小。我们说“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形态都是山,平地只有百分之一。所以浙江变成了人多地少,这么小的地方集中了这么多人,人就必须更勤劳,逼着自己努力。

别的地方一年水稻只种一季,我们要种三季。同样一块地方,我们的产出要是别人的 2-3 倍。很多浙江人因为地少,要谋生,只能漂泊到外面去。比如义乌金华很多人就往全国跑,以前义乌人讲“鸡毛换糖”,挑一个货郎担,到全国去用鸡毛换糖,做这种小生意去维持生计。义乌现在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所以浙江人都比较刻苦。

浙江还有个传统是重教育,“学而优则仕”,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把书读好,因为没有自然条件可以依赖,只能靠自己,自己有更多学识才有更多机会谋生。但成都就不用,就打打麻将,因为成都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没什么恐惧,但是我们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哪天可能没饭吃了。

那个时候你只要考进大学,就是包分配,会给你分配工作,这个工作会比你自己去找更好。大学分配进去的都是干部,其他进去的就是工人。我是 88-91 年上大学,我读了三年,毕业后就不包分配了。如果你父母是干部,可以把你介绍到关系单位去,但我父母就是普通工人 ,我只能靠自己。

我就自己去应聘杭州一个国营百货批发公司做销售,百货公司算是当时蛮好的地方。我主要负责浙江省内的日用品、化妆品的批发。那个时候商业流通渠道不像现在这么多元,基本上还是走国营渠道,商店要进货,上家还是国营。他们从厂家进货,批发给下面的商店,有一些计划经济的框架。

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改革了,有私人的批发公司了。国营内部有个人承包,壳子还是杭州百货批发公司,下面有日化分公司或者是日用品分公司,这个公司就让经理承包,其实有点私营的味道了。

“外企光环”

那个时候工资很低,一个月三四百块,属于中低水准,我工作了两年多,就去外企了。我进百货做的是销售,在味全也是做销售。我也没有别的技能,只能做销售,和人打交道。

那个时候外资企业慢慢多起来,外资企业有个好处就是薪水给的高,比国营高很多,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还应聘过杭州的可口可乐,那个时候饮料是如日中天,我们叫杭州中萃,其实是可口可乐跟我们当地的饮料厂合资的。可口可乐把全国各地的饮料厂全给打死了,要么合资要么都索性把它们吃掉了 。

我记得去应征的时候,厂门口不说有上千人,也有几百号人,就为了一个销售岗位。当初可口可乐可能要扩大销售组织,招十个人,结果几百个人去应征,竞争很激烈。我们就傻傻的站在厂门口,你能看到厂门口乌泱乌泱都是人,它有一轮、两轮、三轮,还有笔试。

当时外企的光环是非常绚丽诱惑的,我记得还有黄龙饭店,杭州第一个五星级饭店。招一个服务员,也是乌泱乌泱很多人去,都是中外合资。

那个时候饭店的收入也不错,门童是高收入,因为小费给的多。当初改革开放,中国的酒店为了接待外国人或者是外籍华人华侨,我们传统的酒店水平设施很差,建这种就是吸引外资。那个时候可以付美金和港币,外国人有付小费的习惯,你开个门就给你几美金或者几十块港币,有时候炫富,出手还很大方。我听说门童一个月下来有时候比大堂经理赚的还多。现在黄龙饭店还在,是新改造过的。

现在外企没有以前的光环了。外企太多了,做销售太辛苦,薪水也不像以前和国营差距那么大。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选择的余地多了。现在民企私企的待遇已经超过外企了,民企也规范起来了,不像以前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也找了很多职业经理人,有现代的企业和管理制度。

现在反倒是外企找不到人了。

在 93 年、94 年味全的工资我记得也不过 1000 出头一点,如果奖金加上去有 1500-1600,还算可以,普通的工资也就 500-700 吧。我做了差不多五年,被外派过很多地区。我其实在进了味全后,就很少在杭州工作了,都是在外地。

在味全我待的最长的是广州,负责华南的销售,那个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市场,我负责开发,建团队,建营业所,做了 2-3 年又去江苏建营业所,再开发市场。那边待了一年不到,又回到杭州,没多久就到了现在的卡夫,在中国是跟雀巢合资的,我在卡夫做了 18 年了。

我的销售工作地转换很多,广州,北京,现在是上海,都是在杭州以外的地方工作,因为销售你要地域扩展、市场扩展,要派你出去建新的团队,开发新的市场。我的适应力比较强,我命中注定就是到处跑,我的父母给我取名“建新”,永远都在新的城市、新的领域、新的生意。我觉得冥冥中是一种默契吧 。

卡夫当时招的是浙江省区经理,我在浙江做了一年就到了上海,上海不到一年又调到北京,负责北方。北方是新市场,我在北京待了五年,2000 年 8 月份去的,一直到 2006 年。

我当时住在北京的亚运村,租金 3000 多一个月,因为我是外派的,租金和车公司都帮忙承担了。我比现在的北漂好很多,其实我没有“北漂”的概念,北漂的标志就是要住地下室,但是我没住过。

我是外企,基本的待遇都有,我自己住一套两居室,60-70 平米,就是一般的老公房,板楼,有电梯。我记得我们那个楼,前面是部长楼,后面 20 多层是宿舍楼,我的房东就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职工。 在院里面散步,我还看到过那时候的文化部部长王蒙,朱镕基过年的时候还会来这看望老干部。

徐在北京时租住的宿舍

我后来做到了销售经理就开始管理了,管理其实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学问大的去了,没办法 1-2 节课告诉你人怎么管,得建立在你对历史、人文、经济,以及过往和人接触中对人的认知和了解。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从利益的渠道,你要懂。

我管过北京人、 东北人、西北人、广东人、 广西人、 海南人、 江苏人、浙江人、上海人。这么多人每个地区都有很独特的个性,人文特点和习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才能把握当地人的个性,他们的思考价值点。如果我像去管上海人一样管北京人,就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北京人好面子,觉得自己是爷,你不要大庭广众说他的不是,驳他的面子。如果你觉得他做得不对,需要改,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当面讲,他就能听进去。我是吃了几次苦头才知道为什么我的管理方式适得其反。我有次跟大家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说:“徐总,那个哥们儿好面子,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他,他下不来台,接受不了。”

如果你听到东北人跟你讲:“徐总,没问题!您放心吧!”一个月有 30 天,你会高兴 29 天,然后就要哭一天。因为根本就没有他们保证的那么好,东北人喜欢说大话。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不好,他们就这么生活,这么表达的。

上海人一般来讲很精明,他们愿意守规矩,只要大家把游戏规则讲好。如果游戏规则不讲清楚,他不一定按照你的去做。

但北京人就是看情绪,他把规则放在脑后。我今天跟你好,咱们是哥们儿,我一定帮你。但是如果你把他惹毛了,对立面了,他就不看规则了,比较情绪化,感情用事。

广东人比较实在实惠,只要有钱给他赚,有实惠的东西,他都愿意挖空心思去做。所以你就要用利益刺激他们。比如在广东我们就搞销售竞赛,这个月前几名的有奖励,这个季度谁拿冠军奖励多少钱,他就会有动力。

你到了成都,你再刺激他也没用,反正小富即安,我这样就可以了。你就要用其他的方法。

“我一般都不会让自己闲下来”

我本来是杭大的专科文凭,我那时候觉得从学历上讲,专科肯定不值一文,所以后来我还读了北大的经贸专业本科。北大在杭州开了一个班,是跟电大合作的专升本。

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又去北大读了中文系,是在职的。那时候我也不求文凭,完全是凭着兴趣。我对文学很感兴趣,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和诗词歌赋。

北大最有名的就是中文系。我在那边读了三年多,拿了汉语言文学的学士学位。我们周末两个白天上课,我每天都很忙,早出晚归。我当时已经成家了,但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在北京,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不抓紧学习,时间就浪费了。

我北大的同学都是在职的再来读书。文凭对他们升职加薪就很重要,我的很多同学是北京故宫,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很多是文化新闻口的。

在北京五年后我回广州待了一年,后来就回上海了,一直待到现在。

我一直认为大学文凭本身不代表什么,但是你接触了大学的课程和教育,潜移默化对你的思考,看问题的角度分析肯定是有影响的。我北大毕业的不代表我一定很牛,北大毕业的笨蛋也有,他只是在某个领域有专长。

专科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我觉得我没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是很大的遗憾,所以只能后面抽时间学习。

到上海后我也找时间继续读书,我在浙大读了两年半 MBA。其实这个对于工作来讲没有太大帮助,最关键的是自我提高,我们这样的背景和经历,只有自己充电才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未来。我一般都不会让自己闲下来,工作时间工作,非工作时间就读书,就是这样过下来了。

当时正好也有一个福利,读完 MBA 公司可以给你报销学费,那时候我们学费还算便宜,全部读完两年半是七万多,现在可能要将近二十万。

我都是礼拜六和礼拜天上课,因为我人在上海工作,就周五开车去上两天课再回来,周末就住杭州父母家。上海到杭州大概一百八十多公里,开车单程两个小时左右。就这样每周去两天半,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我和我父母都是这样,都希望做事就把事做好。

我觉得只是工作还不够,工作专业性比较强,但知识面、技能面还是比较窄。销售这个工作,你可以说是一个专业,但对人的能力是一个集大成的要求,谈判、分析、客户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策略性市场的产品和品牌定位,紧紧靠这些是不够的。

专业的能力其实在专业以外。

重要的是你思考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态度,拿捏的分寸。这种拿捏来自于你对文学、历史的喜好和了解,因为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一个个历史事件对现在的销售有什么帮助?你在处理几千年的历史演绎下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对你现在的销售有帮助吗?我觉得很有帮助。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积淀,它会潜移默化影响你。

“蚂蚁搬家”

2003 年,我在北京四环外,离朝阳公园不远的地方买了一个 100 平米的房子,当初买是 60万,6000 块一平米。

当时买房是考虑到我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因为租的房子毕竟不稳定,租期到了要涨房价,每年都在涨,但是公司的补贴不会涨。老公房配套环境也差,而且当时公司还没定下来让我什么时候走,我以为这辈子说不定就在北京了。

那个时候想反正买了后面房价肯定会高,但没想到那么高,如果知道这么高,当时砸锅卖铁借钱也要多买几套,我现在就不用工作了。结果 2006 年就通知我调回上海,我就把房子卖掉了,跟北京告别了。卖的时候是一万 ,差不多翻了一番。上个月我故地重游,问了一下已经是 600 多万了。

到上海我就买了现在七宝的房子。2007 年买的,当初是 2 万多一平米,贷了 150 万,这个房子买下来一共是 270 多万,现在已经是 900 万了。但我们还得住啊,哪怕 9000 万,也得住啊,总不可能自己扫地出门。

房价涨了真的吓人啊,房价肯定是涨,租还不如买下来,哪怕到时候我回杭州,卖了赚的也比工资多。因为这个房子卖也好,不卖也好,肯定是赚的。

徐现在住在万科朗润园 140 平米的房子里

说起来,我的第一套房子是 1999 年在杭州买的,是个一百平米的两居,这套应该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是我自己结婚买的。我们那时结婚自己买房子的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结婚是一定要买房子的对吧?我们那时候很多人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在家里弄一个房间就做新房。我们那时候自己和双方父母用积蓄凑了二十万,还是一次性付的房款。

我 1993 年开始工作,到 1999 年结婚已经六七年了。一开始还没那么明确要买房,慢慢地交了女朋友,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念头。那时候家里穷,所以生活上很节约,就是为了攒钱,你要娶老婆嘛,肯定要节约些。

不过我们那时候钱大部分还是交给父母,比较传统,就留十分之一给自己。我们本身也没什么开销。我不抽烟不喝酒,吃饭和玩也都很便宜,而且那时候都尽量在家里吃饭。为了节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什么交际,也不善交际。

后来我做销售也是找不到别的办法,就只好做销售了。我其实本身不怎么喜欢交际,个性使然吧。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看看书,不需要太多朋友,有几个好的,谈得来的就可以。我不希望太浪。

这可能跟我的个人成长有点关系。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不爱交际的人,本身也没给我们交际的基因。那时候我母亲还要“三班倒”,父亲也很忙,他们也没时间照顾我们或者带我们出去玩,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

就一直是这样,这个改变不了。我也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但这只是为了工作。为工作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从本性出发,这些不一定都是你喜好的。工作不是我的爱好,准确的说这是谋生的手段。做多了,也习惯了。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为工作而工作。对我来说看看书,写写文章,风花雪月,这些蛮好。但是我需要物质条件,所以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工作。

我儿子是 2000 年出生的,还在北京读了幼儿园,现在你看到的这架钢琴还是从北京搬过来的,他读的是刘诗昆音乐幼儿园,刘诗昆是钢琴家。儿子在北京还学学钢琴,后来回来就不弹了,蛮可惜的,其实不是为了考级 ,空余弹弹琴总比发呆好。

去美国读高中是他初二做的决定,就想先读美国高中,再念美国大学,因为在国内读书也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应试教育,但是高考你要进好的学校,这里七宝好的高中就是七宝中学,市重点,他也考不进,这条路就没了。

只有第二条路,读民办的,就只能去国外了。民办的你要考国内的好大学估计有点困难。不像公立中学这么狠,不会对高考这么重视。

所以就选择去美国,我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美国,去最强大的国家读书,可以沾点最强大的光。

去年为了他去美国读书,我们就把杭州的那套房子卖掉了。我们 99 年用 20 万买的,去年卖了 200 万。 为了他去美国读书我们真的是砸锅卖铁,因为美国实在是太贵了。 读一年高中人民币就要 50 万,包括住家,加学费要 7 万多美金。读书可能还有学杂费、旅游费、飞机票...

你还得先付学费才能够去啊,老美都很拽的。

我不是很担心他,男孩子本身就要靠自己闯荡。不过最近伊利诺伊的新闻(中国 27 岁访问学者章莹颖被白人男子绑架,最后身亡),那个新闻估计把有女孩的家长吓得够呛,美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儿子妈妈说要搬到美国,但我看有点悬,因为照顾儿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还有很多障碍,主要是现在控制外汇外流,不让你把钱汇出去。我之前看在美国,50 万美金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我想通过黑市换一换,可以直接汇出去,但现在不能直接汇出去了,汇出去这边银行的渠道就给你掐住了。

只能蚂蚁搬家了,一点点搬。那天中介还说,看能不能以生活费的名义一点点汇。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物质方面,其实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因为这个年纪,谁都要依靠你,上也要靠你,下也要靠你,自己也要靠自己。稍微不慎可能就会被卷入到社会的漩涡之中,掉入底层。明天公司说,你不用来了,你就失业了是不?虽然我们找工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随着年龄变大,想要开始新的事业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作图:林玉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公司名稍作处理。

题图与内图均为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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