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商业

德国现任财政部部长的书,探讨如何抵御全球化浪潮下的金融危机

曾梦龙2017-10-11 19:00:26

“言论与认识的多元化不应被视为危险,而应该看作寻求共同性的出发点。”

作者简介: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1942—): 1942 年出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弗赖堡,早年在弗赖堡大学与汉堡大学攻读法学与经济学,之后长期从事律师与财政管理, 1972 年起当选为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议员,之后一直活跃在联邦德国以及统一后的德国政治舞台上; 1984 — 1989 年任联邦特别任务部部长与联邦总理府部长; 1989 — 1991 年任联邦内政部部长,其间担任联邦德国方面的代表,负责与民主德国协调统一事务,之后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党内屡任要职; 1998 年曾任基民盟主席, 2005 年起出任联邦内政部部长, 2009 年转任联邦财政部部长至今。 2010 年《金融时报》评选其为“欧洲最佳财政部部长”, 2014 年《华尔街日报》称其为“德国仅次于总理默克尔的二号实权人物”,公认的“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强力推手”。

译者简介:

晏小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长期从事欧洲与德国问题研究,现任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著作有《社会市场经济与德国的统一》,译作另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及实践》《变革中的世界政治》《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安逸时代的终结:关于奥地利未来的七点论纲》《战争与资本主义》等。

书籍摘录:

巩固民间社会的基础(节选)

责任感何以重要,以及我们需要推动哪些职能部门

独裁专制通常试图将他们所不喜欢的社会力量排挤到边缘角落——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大多是徒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独裁专制的下场即为充分的证明。自由的制度追求的是相反的目标:将社会力量的行动放在中心位置。自由的制度试图通过各个群体的行为尽可能地让社会自己组织起来。只有在民间社会的行动者仅靠自身无法解决问题之时,国家机构才会采取行动。

自由制度与独裁专制的根本区别还在于:自由制度的国家操心的是法治,而并非道德。与此相反,专制独裁企图用新的道德观念创造出一种新人,如有必要则不惜动用强制手段并通过法令。法制与道德混为一体必将导致不自由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必须在社会中间产生,在家庭、宗教抑或世界观的共同体内产生。在这一方面,国家应采取克制态度。自由制度有赖于此,但正是出于自由的考虑,自由制度并不充当一种中间角色。

民间社会的现状如何?近些年来人们为此欢呼雀跃,并且渴望进一步加强民间社会的建设,以便解决德国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并不清楚如何理解民间社会的内涵。也许人们可做如下解释:民间社会是按照自由、自己承担责任与多样性原则,自己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

将德文的民间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这个词翻译成英文的话,既可以译作“civil society” ,也可以译作“bourgeois society”。英文的这一区别,有助于我们来强调民间社会这一设想的两个基本思路。 Bourgeois society 首先关系到共同行动的经济条件——以下我会回到这一点。相反, Civil society 则与行动本身相关,意味着:个人自愿投入到非国家的群体与机构中去实现共同关切的诉求。

来自:亚马逊

对共同体的责任感

这样的责任感涉及社会的基础,并且会让集体(国家、团体等)受益。在德国,投入其中的达数百万人,他们活跃在体育协会、慈善领域、人口保护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倡议活动以及其他组织中间。我们的自由制度需要这样的投入。国家不可能承担起所有任务——即便它再怎么做,也有违自由的原则。民间社会的责任感不仅仅意味着面对他人承担责任,还意味着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并强化自由—民主的原则。

这种责任感的动机各不相同。许多老年人的投入是出于社会抑或宗教的基本需求,同时还因为他们希望献出他们宝贵的人生阅历与知识。老年人的这种投入日益增加,其他人群却在减少。

只有当人们对一个共同体具有归属感之时,责任感才能油然而生。在协会、城镇、家长委员会里,人们就会准备承担责任。因此,我们的自由社会正是依靠非国家的机制,它们可以激发出内在的赞许、认同、正面的情感、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记忆。

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变动、个性化与虚拟化的进程中,这样的机制在衰退。归属感在变弱,责任感在下降。实际情况是许多公益性协会与组织已经难以寻觅足够的志愿者。但是,我并不相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即使在年轻人中间,这样的责任感仍然一如既往的十分强烈。社会的老龄化也有可能演化出更多的集体导向,正是因为老年人日益踊跃地投入到这样的志愿活动。近些年来,基金会的数量与投入公益用途的钱款在明显增加。

今后,至关重要的是唤起那些眼下似乎不太积极的人群的参与热情,其中包括移民。发现那些能够适应持续的个性化与虚拟化进程的义务投入和政治参与新形式,这也十分重要。例如,借助互联网可以针对新的任务形成新的组织,而在模拟时代要想做到这样的话,组织协调的成本就会太高。在这一方面,维基百科就是一个佐证。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民间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当一个人自身的经营所得已经超出其生活之必需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支援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而这样一个民间社会应该包括前已提及的市民社会的内涵。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竞争与产权、有勇气的企业家、效率与公平、雇工权利以及职业上升机会。内含社会责任感的文化能够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因为物质上的安全感能够向众多的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与更多的机会去帮助弱势群体。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来自:gbf

利己主义者或利他主义者

作家尤丽·策(Juli Zeh)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强壮、漂亮和成功?抑或高贵、乐于助人和友善?”背后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究竟要做一个利己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二者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强大的社会更能够帮助弱者。即使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以及市场的行为,也可以对此做出贡献。谁若是能够承担责任,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同时也不存在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因为谁若是自身难保,也就难以履行自己的责任。哲学家与神学家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此言一语中的。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这场严峻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让很多以往的成就面临考验。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需要国家行动起来。我们需要国家更好地监管金融市场,这是金融市场失灵提供的教训。我们还学到一条教训:无视规则的自由最终会葬送自身。危机的肇事者必须以自身的行动告诉大家,他们也在从其失误中吸取教训。部分精英人士将自由这一概念变成了仅供自身获利的手段,却将社会责任抛之一旁。对此,亦可以称为无度与贪婪。我们必须再度重申,体现出社会责任的成就更为可贵。

开放的社会适用尝试与谬误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犯错,但我们有能力改正错误。这对人类发展与人类的学习至关重要。无论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在为这样的过程提供机会。这也应该让我们即使在危机之时依然抱有信心。

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来自:维基百科

共同参与或相互猜疑

市民社会中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力量,他们可以共同强化内在的凝聚力。就民间社会而言,他们通过对政治秩序的共同投入和参与来促进团结互助。就基于市场的社会角度而言,他们通过参与社会调节的市场经济来推动团结互助,这样的市场经济在造就繁荣并提供上升机遇,同时在成功时向那些处于弱势的人群提供帮助。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面临着高度的流动性、个性化以及虚拟化,这样的趋势在减弱人们的志愿投入,从而对社会的团结互助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对我们制度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及其执行者丧失信任也在威胁着社会的团结互助。一旦人们对关系到自身生存的经济制度框架不再信任,退缩到私人空间的危险就会增大。

许多诸如此类的危险众所周知。与此相反,在我看来,市民社会的另外一个角度较少受到关注。此处涉及的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冲突。市民社会的功效首先在于其将权力的控制让渡给国家,同时社会全体成员有义务以和平的方式,并按照法规来解决冲突。多数情况下根本不需要通过法院来解决这样的冲突。市民社会本身就蕴含着适度与节制这样的理性,与此对应的是对极端与无度的质疑。此外还有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描述的文明的进程: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进程,现代社会中人的控制力日益增强,对他人的同理心愈加增强,并对其行为所产生的长期后果具有日益增强的意识。

所有这些都加大了和平与非暴力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伴随着日益上升的文化与宗教多样性,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上升。凡是将内在蕴含着多样性的现代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都包含着这些因素:经得起冲突的考验,并且为此做好准备;具有诸如宽容、尊重、信任与移情这样的亲和力。首当其冲的是,消除疏离与陌生并将多样性视为充实而并非威胁。

形势在要求国家与社会克服两极分化,增强融合,并共同为此持续不断地强化社会的凝聚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来自:亚马逊

以暴力来解决冲突?

当前,我们的社会出现的一些事态与前述解决冲突的市民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情景让我们充满忧虑。此处所指的事态诸如诉诸暴力和暴力犯罪,尤其是青年与成长中的一代的犯罪现象居高不下,以及激进主义思潮与刑事犯罪的增多。在激进主义势力的暴力行动中,我们发现肇事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其行为在极端化,原因在于他们觉得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无着,无用武之地,同时也不能获得认可。“这些年轻人在寻求依靠。问题只是在于,谁能首先争取到他们——邪教、新纳粹。”——一位调查人员这样告诉我。就伊斯兰教背景的暴力犯罪而言,此类极端化事态在德国也已露头。

在此期间,我们业已发现大量滋生暴力的因素。而且这样的事态一片混沌,失去控制——例如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在其他形势下也会产生滋生暴力的因素,例如在强大的团伙压力下通过暴力手段来扩充其组织。暴力具有多种成因,也有其自身的动力。青少年犯罪往往没有明确的目标,同时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他们明显希望造成这样的感觉,即“弄出点事来”,可以影响学校的日常秩序,产生一种耸人听闻的效果。滋生暴力的因素也孕育在人生的重要经历中,往往早在幼童时代就已出现,例如自身的受暴经历、遭到排挤与歧视、强奸、冷漠以及缺乏关爱。

诚然,我们并不能完全防止暴力与激进主义的出现,但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尊重与认可,通过政治教育,通过包容性的榜样示范,以及通过努力创造良好的生活基础,激发出一种有责任感的行为方式。言论与认识的多元化不应被视为危险,而应该看作寻求共同性的出发点。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能够远离暴力的旋涡。关键在于要有归属感—对于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许多人觉得自己身处社会的边缘,他们想“进入到社会中”。他们有一种比较明显的不公正感,并常常要求其他的人或机构对此负责。但归根结底他们还是希望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与那种要求社会反向重组的思潮相比,这样的人远为普遍。他们需要榜样与认同的示范。

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来自:维基百科

从儿童开始

良好的社会行为是与人共同相处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向幼儿园与学校传授这样的认识。如有必要,我们必须对家长们提供支持,因为社会生活起始于家庭。对此,奥地利作家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有一句精彩的名言:“我的父母主要的抱负与人生乐趣寄托在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两个姐妹和我的身上。我的成长伴随着这样一种温暖的情感,即人们珍视我并 在为我操心。我从中体会到幸福,因为这样的情感令人安心与沉静,免受某些肮脏的贪欲的威胁。”

在儿童成人与定型之前,家庭、协会组织、宗教团体、幼儿园与学校,应该致力于早期的全面传授、增强相互支撑的可持续的预防能力,从而减少暴力行为。

只要公民们一起为社会的凝聚共同努力的话,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主体总是会不断地更新。联邦家庭与青年部长冯·德尔·莱恩夫人以及作为联邦内政部长的我,将会共同推进此项工作。为此,我们发起了一项共同倡议,列举了现存的各种问题,唤起了公众的意识并推荐了可资借鉴的方案。我们在不断地思考:什么是我们市民社会的基础?我们如何增强这样的基础,并使之保持持续稳定,从而促进我们的共同生活?对一项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国家战略来说,这将是核心问题。

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在家庭里奠定的。我们必须手把手地向儿童传授共同生活的规矩与习惯、信任感与价值观。及早地对儿童进行这样的传授是对付疏离、暴力与激进主义的最佳手段。

此外,通过促进儿童的早期开发以及持续的正面效应,可以便于找到进入社会实践的路径。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预防政策范式:抛弃那种短期的、局限于个别单项行动的反暴力政策,转向着眼于整体的预防性促进政策。国际上的研究表明,为了让儿童做好进入一个复杂与开放社会的准备,必须尽早地开始这样的教育。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