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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子弟侯丽,生于 1973 年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⑥

文化

油田子弟侯丽,生于 1973 年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⑥

李麑2017-09-26 15:48:05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1962 年,还没有一座名为“大庆”的城市(当时的称谓是“安达县”),尚处于保密期的油田对外的“假名”是“农垦场”。那年底,查滨华和杨瑞松这对年轻的恋人刚刚抵达大庆,他们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

“我们当时是主动要求去的,一方面有一种报恩思想,觉得国家培养了我们,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我想油田会建新城市,可以在一片荒原上‘画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毕生精力,按照最新的规划理论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

但这座“现代化”的大庆并未如他们预期顺利成型,他们在大庆接到的第一个正式任务是研究如何用夯土建造民居“干打垒”。

你可能听说过“干打垒精神”。1960 年四万多人来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采油、筑路、建厂,他们生活在帐篷、活动板房内。为了应对 9 月到来的西伯利亚寒流,他们需要在不影响生产的同时,建造可以防寒过冬的居所。“干打垒”是一种单纯依靠泥土夯实建造的简易住宅,没有砖瓦。大庆抽出了一切可能的时间和人力,最终建造了 30 万平方米的干打垒。

但“干打垒”的后续却是,夯土并不牢靠,加上赶工建造,很容易损毁。杨瑞松回忆,有一次睡醒,一睁眼看到了草原,才知道墙塌了。

查、杨二人在大庆生活了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离开。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侯丽发现了这对干打垒建造者,并将二人的故事记录在她即将出版的书中,书名为 Building for Oil: 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开荒者居住在油田上的临时住所内

油田的开荒者

侯丽是油田子弟,她的父亲和查滨华、杨瑞松同辈,是胜利油田的石油工程师。

1975 年,侯丽刚两岁,她和母亲从四川老家赶去胜利油田,和在东营“开荒”多年的父亲团聚,夫妻分居是那个年代的寻常事。

侯丽的父亲是四川人,当时因为家里穷,西南石油学院的“福利”又很好,免学费、免生活费,还有奖学金,父亲就进了这里。

“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很多事情是一环扣一环,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结合得这么紧。中国的能源储藏和工业在空间上分布得很不平衡,能源集中在西部,工业在东部。当时国家很希望解决这种分布不均,四川是当时最有希望的一个点,像自贡一直有天然气。当时人们以为会在四川发现一个大油田,就拉了几十万人去了四川,在这里建了学校。前面几口井产量特别高,人越聚越多,最后发现是空欢喜一场,这拨人马上就去了东北,就有了大庆。”

“我父亲如果再早一点(毕业),肯定去的就是大庆。胜利油田是在大庆之后发现的。”

胜利油田位于黄河入海口,在三角洲之上,沼泽、盐碱地密布。在防洪设施还没有建成之前,这群开荒者需要学会和黄河不断的改道和洪涝灾害“共处”。侯丽还记得父亲告诉她,每次发洪水,他和同事都会被困在钻井平台上,钻井平台很高,他们只能待在上面等洪水退去才能下来。

在一年黄河濒临决堤的时候,侯丽被“分配”了一只洗澡盆,那是他们家的防灾教育。母亲告诉她,洪水来了,就跳进这只盆里当船用。大人们会选其他的家具,每年下暴雨都需要时刻准备着。直到 1978 年防洪工程完工,洪水的“阴影”才算过去。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住在‘首站’,原油输送的起始站,一个特别巨大的储油罐,旁边是一群小破房子。其实从防灾角度看很危险,靠得太近,一个围墙把这群房子孤零零地围起来,外面都是荒野。”

侯丽一家在胜利油田的第一个房子是“干打垒”。

干打垒的外型
干打垒平面图,左右对称的两户

设计时要求有 50 年寿命的干打垒很快倒了大半,但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

油田开荒者最初的住所是帐篷、活动板房,甚至还有一种更“原始”的“地窨子”,人们在土坡上挖穴,里面搭个木板,铺上厚草就可以住。侯丽找到一张老照片,人们戴着厚厚的棉帽睡在地窨子里,可以遮挡风雪。

“干打垒”是一个动作,人们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填入泥土,再用锤夯实。最早的干打垒谈不上设计,就是参照原本农民的建房方式建造,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多,越往上越薄。单纯依靠夯土,无法开大窗,室内采光不足,空间逼仄。后来国家把清华、同济、天津等大学的建筑系学生分到了大庆。

“这是一批特殊年代的学生”,侯丽告诉《好奇心日报》,“他们在 1958 年大跃进时入校,1962 年毕业遇到了大饥荒,没有什么地方会要人,只有大庆要的人最多。”根据她的调查,当年同济大学派去了 20 多个毕业生,他们被要求住在农民家里一年,学习如何设计建造“最好的干打垒”,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温,改造原有夯土建筑的支撑强度和内部空间。

和如今的建筑师进入农村类似,这些“城里来”的设计师需要学习如何建造“本土建筑”。查滨华后来作为代表,在中国建筑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发言,她的描述中,理想被一下子打入现实。

“我原本想干一番大名堂,搞一个有水平的城市。可是现在,领导也来管你,群众也来管你,还根本不让建城市,我这设计意图都给打乱了,还要我这设计人员做什么?这时候,我接到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的来信,他们都在搞小区规划、总体规划,都是大名堂。而我自己呢?自愿来到大庆,却干的是‘干打垒’,根本算不上规划。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像是从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上一下子给摔到了地上,非常痛苦,后悔不该来大庆。”

抵达大庆之后的头两年,如查、杨一样来自各个学府的学生在这里进行着建筑实验。在设计院的大院里反复地盖房、测试。三五个人为一个小组,有的研究基础,有的负责屋顶。杨瑞松告诉侯丽,他们尝试用各种材料做屋顶,最后选择了以炼厂的废料渣油为主要成分,“但渣油熔点低,太阳一晒就化了,所以各种材料的配比很重要。”

最终设计完成后,他们还特意编写了建造手册,教人们最基本的建设步骤是怎么样,可惜现在没有保存下来。

1965 年正在对干打垒进行调查的查滨华一行人(图片 / 查滨华、杨瑞松)
大庆的青年人
第一个建成的干打垒聚集区

“先生产后生活”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这些设计者需要时时强调使用的木材是工业建筑的边角料。

最后这批毕业生设计出了“科学干打垒”,曲面的屋顶。“当年能把夯土的房子建成这样非常厉害”,侯丽告诉我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维护,当时要求设计出来的房子可以 50 年不倒,“但大部分的房子不到三年就倒了大半。毕竟是土的,再怎样维护,一旦外面的保护膜破损,里面的土就会松垮,漏出来。”

科学干打垒的方案设计出来以后,在《建筑学报》上刊登,号召全国向它学习。而同时期,曾经在五十年代被认为是工人住宅样板的上海曹杨新村和长春一汽仿造苏联建造的工人居住区,都已经被作为批判的典型。“它们的建造标准在当时来说太高了,被认为是浪费了大量的经费在住宅建设上面”,侯丽告诉我们,甚至连带着,“城市建设”的思想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只有工业建设。

“那个年代要做一个好母亲,是很难的”

查滨华的那次发言被发表在 1966 年的《建筑学报》大庆特刊上,侯丽正是从这期特刊找到了她。

查是南京人,她的丈夫杨瑞松,温州人,两人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同班同学,成为恋人,一起去往大庆。多年之后查滨华自费出版了二人的情书,记录了 1958~1962 年的大学时光。这批在大跃进年代写就的校园情书,名为《开满玫瑰花的小径》,书的扉页上是“愿初恋的幸福永远照耀着我们!”

情书从上海的大学校园带去了大庆,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书都烧掉了,这一批情书还保留在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干打垒房子里,藏在床底箱子的夹层中。

查滨华还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日记,名为《萨尔图往事》,萨尔图是大庆这个地方在 19 世纪末的称呼,也是整个油田的指挥中心,蒙语词,意为“月亮升起的地方”。

但建造的热情很快被浇熄。查滨华曾告诉侯丽,当初是她建议丈夫,二人一同去大庆,在之后的很多年,她一直自责是她的这个决定“害了一家人”。而她自己的“不幸”是从怀孕开始的。

1968 年夏,查滨华和杨瑞松站在干打垒房子前,这是他们在大庆的第一个家(图 / 查滨华、杨瑞松)

侯丽这样描述查滨华,“她说自己本身是不怕苦的人,但怀孕之后就变得‘娇气’。什么都吃不下去,总是吐,瘦得很厉害,经常晕倒,就被送回到了温州(婆家)了。生产之后得了产后抑郁。丈夫写信,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孩子留在温州,在当地找一个奶妈,让她一个人回来。”杨在信中没有告诉她原因,当时他们设计建造的干打垒已经被“没收”,他们被送去了五七干校。

查滨华勉强同意,在乐清找了个奶妈。临走的当天去告别,在窗外听到女儿的哭声,奶妈正忙着照顾自己的小孩。“她告诉我她当时就怒了,这种母性的荷尔蒙一上头,抱起女儿就走,她说‘死也要在一起’。”

从温州回大庆是一条漫长而辗转的路,先是从温州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原本她想带着女儿在娘家休息几天,但当时她自己的父母也在被审查,家里没办法留她,只能匆匆再次启程,坐船渡江从浦口火车站上车。

那趟火车有 30 多个小时,文革年代人们从车窗爬进来,塞满整个车厢。“她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因为厕所里也全部都是人。她不敢把女儿交给任何一个人,只能抱着。没奶了,女儿就一路哭。”

查滨华告诉侯丽,到达大庆的瞬间,她从火车上下来,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人了”。

“后来她告诉我,其实在那种条件下,不一定非要做母亲。但当时所有的女性走的都是那条路,她没有想到还有别的选择。”

大庆的托儿所

住进五七干校不久,查滨华得了阑尾炎。五七干校距离医院很远,当时是冬天,下着大雪,两天之后她才被送到医院。外科医院的大夫被派去扫大街,是值班的护士帮她做的手术,差点没命。

查滨华后来送女儿去了托儿所,油田的托儿所多是由嫁入油田却没有非农业户口的农妇组织的。家属们后来还组织了农业生产队,种地、养猪、养鱼。托儿所的卫生条件很差,她费力从温州带回来的女儿得了肝炎。“当时大部分家庭都是双职工,没办法(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整个区域的公共交通又很不便利,她不再送去托儿所,就把女儿关在家里面。”

年幼时被锁在家里是很多双职工家庭油田子弟的记忆,侯丽小时候也被锁在家里过。“大人回来时,不会爬的孩子就躺在炕上,脸上全是干掉的泪沟,不然就滚在房间不知道什么角落里。”

“那个年代要做一个好母亲,是很难的”,查滨华向侯丽讲述自己心不在焉地帮女儿穿衣服,一次把两条腿都塞进了一个裤管里,就这么被送去了幼儿园。“我女儿身体特别不好,就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把她照顾好。”

查滨华在《萨尔图往事》中写道:“身为人,一生辛苦,其实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这价值又是不能由自己说了算的,它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人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妇女感觉痛苦的原因之一。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女人背负了更重的担子——生育、孩子、家庭,却要和男人一起比赛——女人的一生好累呦!——但是社会只承认那最终的成绩,却完全不理会你身上有多少负重。所以我曾暗暗希望,希望后代有多一点的女人们甩掉这个担子,轻松地度过一生。”

大庆的生活

80 年代,躲在小破房子里听邓丽君

在没有“城市建设”的年代,“指挥中心”、“基地”这样的军事术语指的是一片集中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区域,医院、百货商店、邮局,距离每个生产队、居住集中点的远近不同,交通方式是解放牌卡车,免费,但颠簸、拥挤。

“要去基地买东西就需要站在交通车上,住得远的需要花上两个多小时,也有近的。大家都穿着军大衣,需要不停地‘动’,不然在车上手脚会冻坏,不是冻伤,是坏死!”

改革开放前,基地能买到的东西非常有限,“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是脸盆、搪瓷缸、保温瓶、被子和油盐酱醋。“颠簸了那么久,其实在那里也买不到什么东西,永远是那些,我们也很少去。”

后来的油田慢慢“长起来”了,附近的农村每逢初一、十五会组织集市,过年则是流动的摊贩,卖爆米花“骗”小孩子的压岁钱。

1979 年,侯丽一家人从半土半砖的房子里搬出来,分到了一套楼房。“当时双职工家庭的标准是 35 平方米的套间,三口之间可以分到 45 平米,当时全国的油田都是标准化设计。”

 “和查滨华不一样,等到七十年代,我们家比较幸运,住得离医院很近,骑自行车去基地的医院也就半个小时,很多生产队也有自己的诊所和赤脚医生。经过简单的训练,打针吃药,这个还是有的。我小时候身体很好,到了五年级才得了一次肺炎。我姐姐生病比较多,小时候得过猩红热,那个时候的流行病。”

八十年代的大庆采油二厂工人俱乐部
邓丽君的磁带

“人们现在常说油田非常保守,但其实它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最早开始跟美国一些石油公司合作,购买钻井平台,购买技术。我们还住在这种砖楼的平房里,我父亲或是单位的同事就有去美国出差的。父亲当时出差买回来三洋牌的录音机,他还偷偷带回来邓丽君的磁带。当时说是靡靡之音,我们就关了窗户在小破房子里面听,也很神奇,还会偷偷录了自己唱。”

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长大的标志是被分配一串钥匙,用绳系着挂在脖子上。“我那个时候怕丢,也不带(钥匙),回家就靠翻墙。钥匙锁着的是平房外面的那间院子,里面的门是不锁的,其实说实话谁也挡不住,但油田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小孩子吃饭都是端着碗到处串门,小孩都会觉得别人家菜比较好吃。石油工人的工资当时还是不错的,是一般工人的两倍吧,也没有别的地方花,只能花在吃上面。”

侯丽还记得小时候最讨厌的一道菜是罗非鱼,当时油田家属生产队大规模养殖,每家常能分到,但总有一股原油的味道,“可能是泄漏吧”。直到多年之后去美国读书,吃到一种英文名叫 Tilapia 的鱼,价钱便宜,味道很不错,查了之后才发现就是小时候自带“原油味”的罗非鱼。

“我一直以为罗非鱼是非洲引进的,里面有个‘非’字嘛。因为那一阵能见到的进口食品还有伊拉克枣,社会传言带有大量病菌,甚至会引发肝炎的流行。”

大庆的孩子

油田子弟的“舒适圈”

1990 年,侯丽考大学。“可能每个人都会如此,特别熟悉一个环境之后,有的人会想留在这个舒适圈里,有的想逃出去。”

“油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村,熟人社会,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瞬间所有人都知道了。一点隐私都没有,管头管脚。这里很封闭也很保守,大家相对平等,但也讲究级别、工龄、行政科级。是‘工人’还是‘干部’,分得很清,沉闷又乏味。”

大部分油田子弟会选择读石化类专业,最终回到石油系统。侯丽还记得一个男同学想去北京,自己报专业时填的是体育专业,被他的父亲关在家里,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谈心,最终被改回了石油地质专业。

“我最初对考古和地理感兴趣,我父亲一听觉得很可怕。”

“当时有个同学的哥哥在同济读书,写信回来,我就觉得‘同济’这个名字很好听,舒同体的字也很好看。招的专业第一个是建筑学,第二个城市规划,我也不知道城市规划是做什么的,就说报这个吧。父亲很高兴,觉得我肯定不会被分到乡下去了。他们那一代人一毕业就会被分到全国各地,特别偏远的地方,就像当时很多上海人不愿意报考大学,宁愿上中专和技校一样,因为这样就不会离开上海。”

“清华来我们学校招生的时候,放了纪录片,招生的老师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最棒的,特别勤奋,你看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教室还灯火通明。我一看就觉得千万不能报清华,太苦了,好不容易熬出来。如果没有那个纪录片也许我会去考清华。”

侯丽的姐姐在油田读了技校,“那是最好的,毕业了之后就有了铁饭碗,工龄也很长。”侯丽还记得父亲送自己去火车站的途中,遇到了油田的同事,“他们都说以后我的工资肯定比不上我姐姐”。

1979 年油田开始建造第一批职工宿舍,侯丽一家人就住在这样的楼房里
职工宿舍平面图,一梯三户

油田里存在着“鄙视链”,侯丽形容自己生活的胜利油田像是一块“飞地”,采油厂算是一个“小四川”,通用语言是普通话。

“我们当时称本地人‘老乡’,这又是一个属于部队的词,其实很居高临下。”后来,成为规划师的她还会到东营,参与了东营规划局的一些项目,她曾经遇到一个东营的同龄人,原籍住在垦利县,两个人其实在同一个地方长大,但生活却毫无交集。

“油田子弟和‘老乡’像是活在两个平行世界,教育是分开的,居住空间也是如此。他们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那个规划局的同龄人长得挺帅,他自嘲说帅也没有用,只要是普通话不标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和油田子弟)‘通婚’,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封闭、隔离的社会。”

如今侯丽和丈夫、母亲和两个孩子居住在上海的楼房里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会有叛逆精神”

进入九十年代,变化突然提速。

侯丽还记得自己 1990 年刚入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是 100 块,来自广东沿海的同学是他们眼中的“土豪”——每个月的生活费有一千,穿的是 Adidas。

1993 年第一次有了通货膨胀,侯丽打电话问家里要钱:“当时觉得很委屈,也很莫名,怎么突然钱就不经花了,一下子(物价)翻了好几遍。他们(父母)也很吃惊,所有人都很奇怪。”

1997 年,侯丽在同济大学读完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92~1993 年很多规划学生毕业去了广东或者海南,侯丽还记得听那些在深圳做项目的同学讲来的“传奇”——“他们收设计费是用麻袋装的”。

那时候大部分还是现金交易,一笔设计费几万块,当年只有 10 元面值的纸币(1988 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中开始重新使用 100 元)。他们用麻袋装着现金,带回家就塞进床底下。”

而胜利和大庆,节奏是缓慢的。侯丽回忆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当时让大家买断工龄,一些人提前退休,拿了十万块走人。但很快,十万块就花完了。我觉得其实大多数在油田的人都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套计划经济体制内,他们过得太舒适了。有的人拿着十万块去做小生意,或者创业,大多赔本。也有的什么都不做,过了几年,发现十万块根本不算什么。改制提了很多年,发生过很多次冲突,国企又让步了,同意他们回来工作。”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七零后,经历的每个十年都有特别大的变化。我和很多人聊过,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会有叛逆精神,不相信任何事情,因为所有你曾经面对过的所谓正确的东西都被打倒过,一次又一次被否定。你必须学会怀疑,你所面对的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还有强韧,这一代人都是从那样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中走过来。”


制图:林玉尧

Banner 及文中未标明出处图片来源均由侯丽提供,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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