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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陶艺师在景德镇办了12年陶社,她试图建立的规则基本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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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陶艺师在景德镇办了12年陶社,她试图建立的规则基本没什么用

李麑2017-09-05 15:47:59

12年的经历既让她看到了传统技艺值得敬畏的地方,也看到了传统消失时的混乱。

1998 年,35 岁的郑祎第一次抵达景德镇。这次团队旅行缘于一位加拿大同行的疑问——作为香港的陶艺师,全盘接受西方教育,为什么千年瓷都没能成为你们的“麦加”?最初郑祎对景德镇不抱期待,认为那不过是个千篇一律生产仿古瓷器的地方,匆匆和 60 个老外一同启程。

她在那里没有遇到什么年轻人,当地陶瓷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大多迅速离开了这个行业。曾经挣回大量外汇的十大国有瓷厂陆续改制,整座城市有些破败,直到她偶遇一个巨大的拉坯现场。传统拉坯,一个人转动转盘,造出一个碗或一个罐子的雏形。郑祎看到的却是五个师傅合力完成的一次“表演”,他们拉出了一口巨大的缸。多年之后,她带着这几位拉坯师傅去伦敦手工艺周表演,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国外大件陶瓷通常使用机器,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纯熟的手工技艺。

之后的每一年,郑祎都会去景德镇,每一次都会发现新惊喜,“这里不缺传统技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2005 年,她和日本陶艺大师安田猛在这里设立了一间乐天陶社。他们租下了雕塑瓷厂的厂房,第一个项目是国际驻场艺术家,邀请了海外的陶艺工作者。郑祎告诉《好奇心日报》,最初的设想很简单,这里有技术,老外想学,乐天建了一个像样的落脚之处。

乐天陶社邀请当地师傅为驻场艺术家做技法演示

活着的传统技艺是乐天最“畅销”的课程

“这班老外是最早的‘景漂’”,郑祎笑称是她最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了“景漂”这个词。根据今年 4 月景德镇中外陶瓷艺术协会公布的数据,目前活跃的“景漂”数量有三万人,其中包括 1200 多名外国人。

驻场艺术家的工作室其实非常简单,郑祎没有花大力气改造设计厂房,简单的白墙、工作台和架子,空间宽敞,却没有空调。即便如此,这间工作室也很难预订,一直爆满。截止今年 8 月中旬,这个计划共接待了超过 910 人次的艺术家,最难熬的冬夏两季,没有空调的工作室也被早早预订。夏天的常客往往来自印度,“40 多度的天气,他们还要做柴烧,我都已经要中暑了,他们还觉得没差啊,印度也一样热”。冬天则是芬兰、挪威和瑞典来的人多。

外国陶艺师冲着那些活着的古老技艺而来。单哲奇曾是景德镇乐天陶社的员工,他回忆当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设计“课程”,挖掘这座瓷都每一道工序的老师傅,帮忙引荐。单哲奇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加入了乐天,他也得以重新认识这座城市。

20 岁的“毛窑”是乐天陶社的一个调研对象,这里有整个雕塑瓷厂温度最高的窑
近两年景德镇的大规模推倒重建,也波及毛窑

景德镇曾在计划经济年代陆续组建了十几家大型瓷厂,人们习惯称为“十大瓷厂”,乐天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厂也是其中之一。这些瓷厂从九十年代后期陆续改制,一些被遣散的工人盘下厂房、机器、窑成立了小作坊。

乐天陶社曾请雕塑瓷厂经验丰富的粉彩师傅、印坯工、烧窑工来做技法演示。建国前,传统的工序技术是被垄断的,不外传,清末景德镇的烧窑工人基本都来自江西都昌,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家族的人代代相传。如今,老师傅们教起了外来年轻人,其中不乏“洋学生”。

“今天学徒制已经不可能了,西方国际还在读陶瓷的人都是有钱人,他们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中国的年青一代读完大学,很少愿意去民间学艺,要靠陶瓷吃饭,起码要七年时间,才能把技术熬成熟。现在谁都要赚快钱,哪里都一样。”郑祎感叹,找不到学徒,许多传统技艺逐渐流失。

为民瓷厂老照片,和它一样的国有十大瓷厂曾是景德镇的支柱,在 90 年代纷纷改制(图片 /《瓷都晚报》)

2016 年,乐天陶社曾举办了一次关于雕塑瓷厂老师傅们的展览,“景德镇雕塑瓷厂工艺师傅邀请展”,总共收集了 100 多位师傅的工具和他们的故事,这也是这座国有瓷厂六十年的记忆。

一座 20 岁的“毛窑”曾是乐天陶社的调研对象,因为烧制了大量的毛泽东像而得名。雕塑瓷厂改制后,烧窑工李怀忠没有赋闲在家,从厂里盘下了两座窑,后来改建成三座靠管道煤气烧制的窑,这也是整个雕塑瓷厂温度最高的窑。李师傅接到了许多烧窑订单,来自瓷厂的工人们,也来自“景漂”。乐天陶社拍下了李师傅的“通讯录”——一整面水泥墙,墙上五颜六色的粉笔记下了瓷工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这也是景德镇之所以吸引年轻人的原因,这里每一道工序都有成熟的匠人,即便不懂完整的工序,“这里可以买到各种现成的材料,只要懂设计,最后烧制也很容易找到烧窑的老师傅。”

三万多景漂的想象力

郑祎一次在景德镇叫出租,司机一眼认出她来:“你不是乐天陶社的老板吗?我有去过你们周五的讲座。”每年三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周五晚上,乐天都会邀请一个人到乐天做分享,艺术家、景德镇当地的手艺人,中国人或是老外,配有翻译。

“这里不像北京上海,景德镇真的很封闭,没有什么玩的地方,大家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每个周五的观众也形形色色,“不只是做陶瓷的人,出租车司机,还有老先生跑来听,后来说想跟我们学陶艺。”

今年 7 月,乐天陶社在上海的分号办了一场有趣的作品展,创作者是一位名叫“发哥”的退休男子。12 年前,发哥所在的单位倒闭,他不想提前退休,突然想学泥塑,做好了泥塑又满上海找可以烧成型的地方,最后来到了乐天。郑祎没有收他课程费,免费提供工作室让发哥使用,作为交换,发哥帮乐天陶社看门、打扫卫生。

“其实不是只有年轻人觉得闷”,乐天陶社在景德镇的创意市集,收到过几次老年人借用子女的身份证来报名的摊主。

每周五的讲座现场

每周五的免费讲座上座率颇高,平均一两百人。郑祎曾邀请日本陶艺师铃木秀昭分享釉上装饰图案,Nelson Reyes 介绍过一款免费的建模软件 Fusion 360,他认为即便在强调手工的景德镇,科技依然有作用,建模软件、3D 打印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还是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有一周我们不想讲陶瓷了,就找了一个舞者,教大家跳 Tango。我们还讲过精酿啤酒和手工烘焙,都是找的景德镇的年轻人。”

Brandon Schnur 是来自美国的驻场艺术家,也是 West Virginia 大学陶瓷工作室的技术管理员。他发现景德镇大部分的陶瓷从业者从不佩戴口罩、手套或是其他防护装备,经常在没有通风设施的封闭环境里工作。他干脆开了一门完整的收费课程,进入到“景漂”们的工作室一对一指导,教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陶艺工作室,如何正确地使用材料,保证安全。

“我自己就亲眼看过有人烧着了跑出来,很多烧窑师傅就站在煤气窑旁边,叼着根烟,只要(煤气)泄露一点点就会爆炸。景德镇的煤气罐也都是不合格的,隔着很远就能闻出味道。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管理可言。”

一个九年的创意市集和它的“游戏规则”

直到今天,郑祎还是不能习惯景德镇,“不讲知识产权,只信拳头”,“我每次回到上海都会内心喊‘啊,Civilization!’”

今年是景德镇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的第十年,它不小清新,“小清新(的作品)进不了我的市集,这里你不会看到哆啦 A 梦、SNOOPY”,但更重要的是,郑祎花了十年时间摸索了一套“游戏规则”——“很多人都想进这个市集,玩这个游戏,却都不愿意按照游戏规则来,我只能说,大不了不玩。”

2008 年夏天,几个年轻人找到郑祎,想在乐天陶社的咖啡厅前摆摊。他们觉得这座城市要么是已经成名的“大师”,要么就是瓷工,年轻人没有出路,就想摆摊看看作品有没有人愿意买。郑祎同意了,但要求他们不可以只摆两周就收摊,必须要做满八周再看。

最早市集的名字就叫“周六地摊”。第一周来了 17 个人,赚了 1000 块,第二周来了 25 个人,却惨淡得只有 30 块。到第八周,开始有外地的陶瓷爱好者加入。

“原本我预计这个市集需要五年才能成气候,结果不到两年就做出来了。”早期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市集摆摊,一个摊位费只需要五块钱,人们经常为了抢夺好的摊位发生冲突,甚至有人提前一天晚上就睡在摊位上占座。

2008 年只有零星的几个摊位,如今白色帐篷下都是乐天陶社创意市集
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现场

“原本只有十几个二十个人,突然发展到,有将近 350 个摊主,大家你仿我(的作品),我仿你(的作品)。后来就开始做筛选,每个月提交申请,我们再从中选 80—120 个人。”

原本人人可以摆摊的市集有了准入门槛,被剔除出去的摊主不满,矛盾不断。乐天陶社一度雇了一位雕塑瓷厂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不请还好,这个保安后来自己偷偷放熟人进来,一包烟就能收买他。”2011 年发生了一次暴力冲突事件,摊主把保安打得头破血流,创意市集停业整顿。

目前每个月人们仍然需要提交作品申请摊位,评审是郑祎本人,每个月在微博、微信公布入选者的名单和摊位区域,早年需要熬夜占摊位,如今已经相对成熟。“现在市集有 ABCD 四个区域,A 区摊主的作品长期发挥稳定,200 块一周,但他们也得进步,如果被我发现连续几个月都用类似的作品来申请,也要请回去。B 区的摊主是需要观察的,(作品)有时好有时不好,100 块一周。C 区是传统做青花、粉彩的师傅,或者他们的姨妈、姑爹什么的,我也放一块,200 块一周,D 区是餐饮区,100 块。”

郑祎告诉《好奇心日报》,她曾经试过放手让员工做筛选,但结果“很糟糕”。“他们选的作品不行,我看得多了,很明显能知道哪些是仿的。我们申请的时候要提交作品图片,有人甚至就从 Pinterest 上贴张图过来,很离谱吧!”郑祎曾在微博上放出广西美术学院学生的毕业作品,仿造乐天员工的作品,也多次放话,仿造者一经发现就会上市集的黑名单。最近有人发现乐天陶社的 logo 被盗用,这个香港人顺便在朋友圈里普及了一句广东话,“告到你甩裤”。

“有一次有五个壮汉冲进我办公室,拍我桌子吼,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进市集。我直说,你儿子申请的东西都不是他自己做的,一看就知道是厂里师傅做的东西。你拍我桌子?大不了我不做了。”

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现场
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现场
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现场
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现场
乐天陶社创意市集现场

有人曾经偷偷自备了一张台子放在市集旁,装作是摊主。“我选的(名单)怎么会看不出来,就让他回去,做好了以后再来申请。还有一些人夹带私货,申请上了,还带了一些没有申请过的作品来,这也不行。”

现在每个月的申请人数比较稳定,200 多人,最终选择 60~80 位摊主。“以前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个申请人,很多人已经放弃了,知道自己肯定进不来,就掉转头去了其他市集”。乐天陶社之后,景德镇出现了若干个类似的创意市集。

“我问过我们的摊主,一半以上都是外地来的,清华美院、央美、国美、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见得多了,知道什么是好的设计,本地学生做得反而不够。”市集成了一个难得的平台,人们可以在市集上直接接触作品的创作者,上午看完市集,下午就约去创作者的工作室参观、下单。

乐天曾经出过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 30 间工作室,人们可以按图索骥,在工作室开放日去参观。

2016 年北京设计周,郑祎从这个市集上选出了 20 个年轻人参展,之后又去了伦敦的手工艺周。去年 5 月,她在大英博物馆做了一场演讲 Young Craftsmen of Jingdezhen, Porcelain Capital of China,介绍这座千年瓷都的新鲜血液。

《福》系列是郑祎的作品,由三万多只陶瓷蝴蝶组成的汉服

漂着,还是离开?

“其实我是做艺术的,谁想要做运营管理那些事情啊”,郑祎自嘲。乐天陶社的老板之外,她曾经创作过一件汉服,35000 个指甲片大小的陶瓷蝴蝶在景德镇烧制,运回上海缝制。这件瓷衣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长期展出。

但传统景德镇的消失比她预期得要快。

早期“景漂”的经济成本很低,整个城市的物价水平低,租金低。但景德镇不会永远便宜。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租金上涨,一些原本自然形成的作坊一条街被拆除,代之以新的文创园区。万能达曾是景德镇最热闹的批发市场,这里有 90 多个大大小小的作坊,人们能在这里买到各式各样齐全的素坯,如今被拆除,老师傅们得不到安置。

郑祎有两个当地老瓷工的微信群,最近她在群里经常听到的声音是“拆了吧,都拆了我们也就都不做了,回家打麻将好了。”

有的人还留在景德镇,有的人正在前往景德镇,也有的人已经离开了那里。前面提到的乐天陶社前员工单哲奇早在 2012 年就结束了“景漂”的生活,回到老家辽宁岫岩,在城郊建了一间工作室。他自己造了一方柴窑,建造技术是和日本大师学到的。这里没有景德镇那样最基础的原料,但他已经在景德镇学到了完整的工序,开土、练泥、做坯、修坯、施釉、窑烧。

郑祎如今常住大理,图为他们自制的窑
大理的工作室一景
单哲奇回到老家,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图片 / 单哲奇)

“现在可能没有(传统的)72 道工序了,但大工序都差不多”,工作的第一项是找寻当地的石材。他以工作室为圆心 200 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一一排查废弃的矿坑。“东北有很多这样的矿藏,石材还是很丰富的”,他在这里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土,被陨石撞击形成的泥炭土,再制作成料。这个系列为“陨瓷”。

“我最初的设想就是在景德镇待十年,大家学到想学的技术,十年后学成了就可以走了,去往下一站。现在杀鸡取卵,我不知道当老师傅们被赶回家,都不做了,我们还留在这里学什么,老外还来看什么。”

郑祎对景德镇有些无奈:“你说是‘景漂’,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景嫖’,来景德镇,利用他们的师傅,给点钱,做点东西,那不是跟‘嫖’一样么。对景德镇的这班师傅没有贡献,对陶瓷产业没有贡献啊。谁会留在这里?”

单哲奇回到了老家,郑祎的下一站选在了大理,乐天陶社在大理床单厂开了个分号。她对这个新开始又一次充满希望,“它不是开发商(的项目),也不是政府行为,是一班摄影师拿下来的。”

但艺术家会是好的管理者吗?郑祎谈到一位摄影师花了三年时间管理床单厂,现在“快疯了”,“他想种田,我整天骂他,每天发微博都不在讲床单厂,只谈他田里长出来的胡萝卜。”


文中所有未标明来源图片由乐天陶社提供、长题图:stock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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