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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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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是什么?

Alexandra Stein2017-08-19 07:33:30

如果两个人互相指责“你被洗脑了”,可以用这篇文章里的原则看看,到底是谁被控制了思想。

亚历山德拉·施泰因(Alexandra Stein)此前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担任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副讲师。如今,她在玛丽·沃德中心(Mary Ward Centre)任教。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背后的社会心理学。2016 年,她刚刚出版新书《恐惧、爱和洗脑:邪教和极权主义系统的附庸》(Terror, Love and Brainwashing: Attachment in Cults and Totalitarian Systems)。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1999 年,我开始正式的研究工作。八年前的 1991 年,我拼尽全力才从一个所谓马列主义秘密组织中逃了出来。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控制着我的人生,掌握着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决定着我的穿衣风格:约翰·莫洛伊(John Molloy)1975 年畅销书《穿出成功》(Dress for Success)里面的款式,外加上量身定做的蓝色西装和松软的红色丝绸领结。更重要的是,他决定着我何时结婚以及是否能要孩子。领导者将自己的命令以备忘录的形式写在米黄色的信纸上,然后让我的“联系人”亲手交给我。我在组织里只是一个级别非常低的成员,从未见过领导者的庐山真面目。

我加入的这个秘密组织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叫做 The Organization。它们所谓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多年以来我的家人一直给我灌输这种价值观,因此我加入 The Organization 时坚信自己能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一份贡献。但是,加入组织后我真正做的事情却和社会正义关系不大:首先我是工厂机械师,负责操纵数控车床;其次我是劳力,在组织旗下的全麦面包店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过至少面包店做的面包真的很好吃);最后我是程序员,参与商用计算机项目编程。这些工作堪称稀奇古怪,与实现社会变革的规划策略没有任何联系。对此,我一直心存疑惑。我经常会向组织里的其他人提问,想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如何能给穷人和弱势群体带来正义(后来我学会了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从头到尾,我只得到了一个严厉的回答:“在实践中斗争。”接着我就要重返劳动岗位,好似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叫做“拳师”的马匹一样,丝毫不了解终极目标但却依旧辛勤劳动。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在组织里得到了“成长和锻炼”。在此过程中,我认识到“在实践中斗争”的做法其实能帮助我们完成改造,让我们为建设勇敢新世界做好准备。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我们最终将为受压迫的自由和解放而奋勇斗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劳动在第一线的“步兵”已经太过疲倦:一年又一年的双班轮岗制、无穷无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者因为不悦或者随便皱皱眉头…所有的一切都让人精疲力竭,我们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才智去继续思考和提出问题。

虽然日常生活让人迟钝和疲倦(或许这也是原因),我还是在 1991 年与另外两个心存不满的伙伴逃出了组织的魔爪。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创建了“抵抗岛”(island of resistance)。The Organization 有一套秘密机制,能让人们不再公开质疑组织本身和它的领导者。我们渐渐破解了这套机制。在彼此的支持和帮助之下,我们开始大声说出自己在 The Organization 生活期间遭遇的真实、凄凉和可怕的故事。这些故事听上去极其不可思议,根本不像是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中西部食品合作消费社里的事情。

在戏剧般的离开组织后,我于 2002 年出版了回忆录《彻彻底底》(Inside Out)。通过这本书,你大概能理解我——一个独立个体,充满好奇和智慧的 26 岁年轻人——怎么会被一个组织控制如此之久的时间。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人而言,这本回忆录算得上警示故事。人们应该对有着欺骗性意识观念和威胁性手段方式的孤立组织充满警惕。

到那时,我已经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和中国对战俘以及国内其他民众进行洗脑的手段。我也读了心理历史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的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以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的《邪教就在我们身边》(Cults in Our Midst)。

辛格在书中描述了六种邪教使用的控制手段,其中三种可以用来控制环境:构建一套奖惩机制;营造无力、恐惧、和附属依赖感;改造追随者的习惯和态度。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封闭的逻辑系统内才可以起作用。

利夫顿强调说,人际交流被控制之后,思想改造随即发生。我发现约翰·洛弗兰德(John Lofland)在《世界末日教》(Doomsday Cult)一书中也提出类似观点。他利用卧底工作对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早期前身统一教团(Moonies)开展无与伦比的卓越研究。洛弗兰德总结出这个邪教组织采用的七个洗脑步骤,而所有洗脑工作的重点都是将信徒与社会大众隔离,确保他们只和邪教成员保持交流和联系。所有学者都认为,洗脑过程的核心是要让受害者与此前的社会关系隔绝开来,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所动摇。接着,邪教要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新社交网络中为受害者创建并强化一种全新的服从性身份。所有洗脑工作能在多个具有威胁性政权的交替过程中逐步完成。

图片来自 Complex

在从邪教带来的混乱和创伤中逐渐恢复的过程里,我无意中了解到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附属理论。根据他的观点,孩子和大人通常都愿意在面对压力时寻求亲密关系(对成年人而言,有时候寻求的只是象征性的亲密关系而已),因为这能让他们在威胁面前找到安全感。我觉得这也许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陷入邪教组织而无法自拔。

最终,朋友们强行将我送到明尼苏达大学。我短暂尝试了一门他们为我设计的课程:乔治·克里格尔(George Kliger)的邪教和极权主义。我在克里格尔教授开出的推荐书目上看到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作品。汉娜·阿伦特是德裔犹太人难民,曾经详细的就人类自由和压迫领域的大量课题展开过深入研究。1951 年,她出版了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书中,她提出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摧毁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而这两个政权的基础都是“让民众感到自己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从而产生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是人类情绪中最激进和令人绝望的体验。”

The Organization 是一个小型组织,成员数量最多时也不超过 200 人。即便如此,阿伦特的作品还是让我清楚的认识到它就是一个小型极权运动。与阿伦特所提到的其他运动一样,The Organization 由一位具有“神赐能力”的独裁主义领导者根据自己的各种奇思怪想进行操控,内部实行独裁排他的信仰体系。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被成功的隔离开来,从而顺利服从统治和领导。

在第一节课中,我还学到了一些关于教学的知识。在最后一部分内容中,谦虚而年迈的克里格尔教授带领我们讨论了人们为什么会在极权主义面前选择被动屈服。他告诉我们说,他亲自体验过诱导别人产生无力感所具备的力量。说到这他站起身来,安静地解开袖子上的扣子。随着他慢慢卷子衣袖,我看到他胳膊上出现一行褪色不是很严重的数字。克里格尔教授说,年少时他曾经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

45 岁那年,我在克里格尔教授的启发下开始攻读人文科学硕士学位(Masters of Liberal Studies)。学习期间,我了解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服从实验。这个实验表明,当实验者要求参与者对陌生人进行剧烈电击时,三分之二的普通人愿意服从命令。

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也开展过类似的实验。阿希的实验表明,75% 的参与者在面对明显错误的事实时会公然拒绝指出其错误,而不是选择做与大多数人意见相悖的少数群体。然后一旦有一个人不同意主流观点,全体一致的“和谐局面”就被打破。此时,之前那种和谐一致的效果便荡然无存。

这些理论和实验对我影响很大。在日后开展关于极端政治团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过程中,这些知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上述诸位学者充分理解极端社会影响的力量,知道这种力量能“驯化”最普通的个体公民,甚至能让人腐化堕落。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原因在于普通人——至少是那些此前不了解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手段的民众——愿意服从于领导者所使用的强迫性统治手段。

2007 年,我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一个位于纽约的“左翼”政治邪教,名叫纽曼趋势(Newman Tendency)。该组织的领导者是弗雷德·纽曼(Newman Tendency),此前在大学里担任哲学专业的讲师。纽曼趋势将马克思主义、选举政治、群体治疗和戏剧以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活跃时间与 The Organization 相同。不过纽曼趋势和 The Organization 不是同一个组织,这让我从事研究时能保持距离感,也不会压力太大。如此一来,我便能更好的回忆和思考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纽曼在 2011 年去世。在此之前,他控制纽曼趋势已经超过四十年。对纽曼趋势的前成员进行采访之后,我发现该组织成员通过各种项目加入进来。不过加入之后,他们全都要接受强制性的付费治疗。长此以往,成员们渐渐放弃自己的工作,开始专心为纽曼趋势效劳。他们共享住房,参加深夜才结束的各种会议,只能与组织外的人保持受严格限制的联系。纽曼趋势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相亲相爱”(friendosexuality)的实践项目,允许成员之间随意发生性行为。加入纽曼趋势之后,组织会给新成员指派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职责就是对新成员进行监控和批评,确保他们能够遵守秩序。如果你是一个富人,纽曼趋势很快就会拿走你的全部财产。纽曼本人甚至要求一些女性成员堕胎。即便如此,有些有孩子的女性依旧选择加入这个邪教。

与 The Organization 一样,纽曼趋势符合我在阿伦特和利夫顿作品中总结出的极权主义五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领导者具有“神赐能力”和超凡魅力,能够独裁专制。如果没有“神赐能力”和超凡魅力,领导者便无法将人们吸引至身边。如果不能独裁专制,领导者便失去欺凌和控制追随者的内在动力和能力。一名此前的追随者这样描述纽曼:“他从别人那里学会虐待的手段。他的确魅力十足。如果他就坐在我身边,我会和他愉快的交流。‘弗雷德,最近过得如何?还在控制教徒让他们腐化堕落呢?是不是还忙着一次性团结十八个女性成员啊?’你知道,纽曼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

不是所有的邪教领导者都追求财富、性欲和政治力量。但是,他们都想彻底控制别人。金钱、性奴、免费劳动力和忠实的战士都只是附加福利罢了。当然大部分领导者会充分享用这些福利,有的人甚至沉迷于此。不过,对追随者的绝对掌控才是一切的核心和关键。

邪教的领导者依靠将追随者与社会隔绝、严酷的等级体系和封闭式组织关系进行统治。有的邪教还在社会上设有合法的机构,用来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体制是极权主义组织的第二个特征。随着这类组织的壮大,它会形成类似洋葱一般的同心圆结构。领导者居于其中,控制一切。每个组织都有很多层结构——领导者、中层人员、精英内部成员、其他各种层级的普通成员、仅仅是关注组织的同路人或支持者。

图片来自 琼斯镇惨案剧照

阿伦特曾经这样形容极权主义组织结构的核心:“领导者位于这些组织的核心,驱动掌控一切。他与最初创建组织的精英核心成员分隔开来。核心成员像光环一般包裹着他,使其成为令人无法一眼望穿的神秘人物。”在这种神秘感的帮助下,普通成员更会觉得领导者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与此同时,通过看似随机的质疑、晋升和降职某些成员,领导者也会在内部精英团体里创造不平衡关系。

纽曼的核心内部团体由一些被称为“妻子”或者“后宫”的女性组成。这些人是他最信任的中层成员,也会在不同的时候轮流“侍寝”。除此之外,他的组织里还有四十个左右的“职业军人”。这些人位于管理层的第二级,负责对信徒开展大部分社交治疗工作。再剩下就是不同层级的普通成员,当然他们也都处于纽曼本人的彻底掌控之下。这些普通成员主要负责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极权主义组织的成员受到强力压迫,每个人身上的个性已经不复存在。成员之间也没有任何充满信任的交流和互动。所有成员都是彼此的“朋友”,但真正的友谊却受到抑制。因为真正的友谊对“事业”、组织和领导者构成威胁,容易让成员分散注意力。实际上,成员们很难建立真正的友谊或者同志关系,他们面对的是三重孤立:与外部世界隔绝;与封闭系统内的其他成员隔绝;与自身内在思维的隔绝。通常而言,独立的思考会让人产生对极权主义组织的质疑。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完整的思想体系。纽曼称其为:“一个历史性的总体,没有开端,没有过程,也没有结尾。”排他性质的思想体系由领导者一手掌控。通过这个工具,领导者便能创建出一个充满秘密和谎言的虚幻世界。

比如说,只有一部分人知道领导者纽曼“后宫”的荒淫生活、用于维持等级制度所耗费的资金、金融欺诈、藏匿的武器以及一次又一次开展的武器训练(目的在于保护资金)。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成员贡献资金、参与志愿活动、全天候为组织效力。可是,成员们却不了解组织内部核心团体的真实生活和领导者的真实面貌。一个人加入极权主义组织时间越长,他所面临的由谎言构筑的世界就越奇异和复杂,而且与正常世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极权主义组织所采用的思想体系具有虚构性,这加剧了追随者心中的困惑,也导致他们最终实现自我分裂。2007 年,朴延美(Yeonmi Park)和母亲一起从朝鲜逃了出来。在回忆录《为了生存》(In Order to Live)中,她回忆了在朝鲜的生活:“朝鲜人民的脑海中始终存在两个故事,就好像飞驰在平行铁轨上的火车一般。”在朝鲜期间,她每天都能看到很多饥肠辘辘的孤儿。即便如此,她依然坚信政治宣传标语中所谓的“一切为了孩子”(Children Are King)。

图片来自 Wikipedia

同样,伊斯兰教的战士们也听信了引爆自杀背心后便能在天堂得到奖赏的承诺。这种极端的脱节让追随者感到无助,根本无法理解现实中发生的一切。纽曼趋势前成员吉莉安(Gillian)告诉我说:“如果你想让他们给你解释清楚,他们会说这是一种你无法理解的东西。任何与你原来背景有关的思想和认知都会被摧毁。一段时间过后,看上去荒谬反常的东西也似乎合理正常起来。”

当然极权主义组织的虚构和谎言开始都是缓和美好的,一切宣传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吸引公众和全世界的关注。科学教(Scientology)的宣传口号是“通往更伟大自由之路”,四处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构建没有毒品的世界。只有资深成员和被充分洗脑的成员才会接触到科学教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理论(比如外星人正从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的火山中疯狂逃出)。如今社会大众之所以能了解这些东西,仅仅是因为内部成员对外“泄露天机”。

对外宣传之后紧跟着各种洗脑灌输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极权主义系统慢慢巩固起自己对成员的控制。阿伦特称之为:“现实世界已经不再重要,整个想象世界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铁幕轰然落下,任何外人都不能打扰。”

整体意识形态的铁幕落下之后,成员就不能再提出问题或者质疑。一旦你说出自己的忧虑,组织中监控你的成员便会对你进行再教育。如果再教育失败(我就是一个例子),你就会被清除出组织,再也不能和此前在组织中认识的人产生联系。

极权主义组织要想获得彻底的控制权,领导者必须学会利用恐惧。这也是极权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极权主义系统所采用的洗脑手段是心理学上的强迫式操控。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或者组织成员会轮番利用“爱”让你产生恐惧心理。鲍尔比说当人感到恐惧,我们不会立即逃离恐惧,而是选择逃向一个安全港湾,也就是某个人。通常而言,这个人能让我们有依恋感。如果我们心中的安全港恰巧也是恐惧的源头,逃向这个人便是失败的策略。因为这会让担惊受怕的我们不知所措,进退维谷。

玛丽·梅因(Mary Mai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依恋心理研究学者。她这种基于恐惧产生的关系是“杂乱无章的依恋心理”。这种心态会产生双重结果:尝试寻求慰藉失败而对恐惧来源产生的困惑;无法思考感受的认知分裂。依恋心理学者将恐惧却不逃避的心态称为“没有解决方案的恐惧”(fright without solution)。这是一种给人带来创伤状态,能使人们丧失理性清晰思考所处环境的能力。因此,拥有这种心态的人也无法采取行动解决眼前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说,人们永远无法在面对威胁时获得安全感,因此一次又一次试图回到安全港寻求庇护。与领导者建立起这种创伤性的关系之后,成员便无法理性思考。于是领导者便能继续向成员灌输更为虚假空泛的意识形态,从而消除和控制追随者心中的恐惧。

这是一个有生化元素的正反馈循环:生理层面来看,受害者想要通过接近安全港来控制自己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和焦虑指数。但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舒适和满足。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大胆预言说邪教组织一定会干涉和控制成员所拥有的其他依恋型关系。一旦邪教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成员便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安全港湾,从而有了逃避邪教组织情绪控制和认知控制的可能。我们常见的其他类型控制关系的原理也是如此,比如家庭暴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皮条客和妓女的关系以及人口贩卖等。

纽曼趋势的成员一直处于恐惧之中:他们被剥夺睡眠,与非组织内的亲密朋友隔绝开来、时常遭遇批评指责。他们深陷其中,无法独立行动和思考。与此同时,纽曼趋势将自己打造成唯一的安全港。前成员丹尼丝(Denise)通过心理治疗加入纽曼趋势。她此前对政治并不关心,但加入之后很快就开始为组织从事长时间义务劳动(只领取很少的津贴)。与此同时,她还和其他成员一起住在集体宿舍里,并与另一个成员谈起恋爱。哪怕是前去纽曼趋势组织的政治活动途中,她也要通过电话亭里的电话接受该组织提供的付费心理治疗。

她说:“我害怕极了。你知道大象的故事:大象最开始被锁链锁住,动弹不得,但它还是想要挣脱。但到了最后,你用一根绳子就能拴住大象。因为在动物的脑海里,它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

图片来自 Pixabay

在利用恐惧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极权主义组织有着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即将到来的天启;对组织外成员的恐惧;对惩罚的恐惧、疲惫的心态;其他多种类型的威胁措施。不过,极权主义组织的领导者永远是唯一的救世主。只有他能领导成员们逃离恐惧,找到舒适的安全感,最终达到天堂——一个完美且经过改造的世界。

在由独裁领导者统治的组织内,孤立隔绝和恐惧是两大基石。可控驱使的追随者屈服:他们放弃生存的本能和独立自主的权力,选择为组织牺牲一切。创造这种可控驱使的追随者是极权主义组织的第五个特征。玛丽娜也是通过心理治疗加入纽曼趋势。加入不久她便成为颇受领导层喜爱的成员,开始在该组织的《全国联盟报》从事全职工作。除此之外,她还负责一切别的事务。为了纽曼趋势,她全然不顾家中的两个孩子。目睹洗钱、欺诈和其他家庭的分崩离析,她也丝毫没有动摇。玛丽娜非常忠诚,她说:“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狂热,甚至愿意为弗雷德挡下一颗子弹。”

每天,我们都能在媒体上看到病态领导者施展高压心理控制手段带来的毁灭性结果:父母在领导者的命令之下对孩子漠然无视或者肆意虐待;恐怖分子为了所谓的自由解放发动自杀袭击;信徒为了帮助领导者实现“繁荣成功”而一贫如洗…要想让人们痴迷到如此地步,极权主义组织需要按照上述的过程对信徒进行充分洗脑和控制。一旦领导者在信徒心中建立起基于恐惧的控制力,信徒们便很难逃脱出来:信徒的认知分裂和对领导者以及组织杂乱无章的依恋心理状态使他们极难认清事实的真相。实际上,任何想要认真思考现状的信徒只会面临更大的恐惧。这会进一步强化杂乱无章的依恋心理,使得他们因为想要获得心理安慰而向极权主义组织和领导者靠拢。

不过,脱离极权主义组织也是可能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你信赖的局外人,让他帮你好好认清现实。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远离组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你能重新找回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种脱身之道。在《马苏德:伊朗反叛者的回忆录》(Masoud: Memoirs of an Iranian Rebel)一书中,马苏德·巴尼萨德尔(Masoud Banisadr)记录了自己因为住院期间远离伊朗奉行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组织Mojahedin-e-Khalq而最终顺利脱离的故事。在《激进分子: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到民主觉醒的心路历程》(Radical: My Journey from Islamist Extremism to a Democratic Awakening)一书中,马吉德·纳瓦兹(Maajid Nawaz)回忆了自己离开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的过程——他在埃及被关进监狱,囚禁期间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批判思考能力。

一再看到与组织思想体系相悖的事例后(比如说感受到“敌人”的善意或者一次又一次看到预言中的天启未能到来),人们便会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如果领导者的要求太过极端,而信徒又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人们也会离开极权主义组织。玛丽娜·奥尔蒂斯(Marina Ortiz)最终成功离开纽曼趋势,原因在于领导者要求她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公共机构抚养(在美国,这类公共机构一般照顾孤儿和不良少年——译者注)。

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充分理解极权主义组织领导者和他们所带领组织的运作模式。不是所有的极权主义组织都招募信徒:有的由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转化而成,有的则直接采用绑架手段扩大规模。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的“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就是利用绑架手段建立起由孩子组成的军队。还有的组织诞生在极权主义国家。如今,很多幸存者都勇敢的讲出自己的经历。这其中有在邪教和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中出生和长大的成年人,有此前为苏丹人民解放军和柬埔寨红色高棉效力的娃娃兵,也有向全世界揭露金氏政权所作所为的朝鲜逃亡者。

我们处于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人口大量流动,不稳定成为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自然而然选择寻求安全感和稳定感。邪教和极权主义政权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兴旺发展起来。在当前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各种心理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压迫。我所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反复强调称,认知和知识才是保护我们的手段和武器。1952 年,阿希写下这段话:“一个人对社会周围环境的准则越无知,他就越容易受到控制。一个人越了解极权主义组织的运行模式和各种手段的效果,他在面对极权主义时就越自由。”

我们的认知必须具体准确:极权主义的控制手段如何奏效?极权主义领导者如何通过孤立、反复宣传和恐惧进行洗脑?二战已经过去七十余年,人们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如今,新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必须利用好宝贵的资源,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抗极权主义的控制。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Vi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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