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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一群想拍好电影的人没有答案,但有话说

娱乐

“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一群想拍好电影的人没有答案,但有话说

王珊珊2017-08-01 15:33:41

为什么他们会走在这条路上,为什么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

7 月 20 日至 30日,从上午到晚上,青海西宁西城区的几家影院一直在放一些“特别的电影”。它们的观众也挺特别:电影参加展映的剧组、媒体、来选片的电影公司,还有一部分影迷。

FIRST 青年电影展办到第 11 届的时候,已经颇有一些独立电影节的模样。45 部影片入围,每一部结束展映的时候,影展执行官李子为都会陪同导演和观众互动;在电影开始前,则一如既往重复那句隆重的开场白:“当灯光暗下的时候,电影在眼前;当灯光亮起的时候,电影在心中。”

“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影展上的一场论坛干脆打出这样昂扬的议题。

新导演的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各不相同的背景在如今的电影行业显得格格不入,但拿出的作品,却无一例外被誉为“真诚、有突破力、愿意捕捉真实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普通人还不知道去哪里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带着惺惺相惜之情的反馈。

《好奇心日报》用一组问题和其中 8 位电影人交流了一下,我们想知道的很简单:在现在这个氛围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小寡妇成仙记》放映现场

他们决定拍出人生第一部电影,“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就过去了,那最后怎么样呢?”

蔡成杰是今年 FIRST 影展的赢家。他的《小寡妇成仙记》讲了一出荒诞的魔幻寓言故事,拿到最佳剧情/导演两个大奖。

此前,37 岁的蔡成杰是一位央视普法栏目剧的导演,但已经为梦想筹备多年:“现在人家都说,你怎么着,突然冒出来一部(电影)。其实真不是突然,从十年前就一直想进(行业),这十年间一直在找机会。”

蔡成杰今年过年前写好了剧本,大年初八回河北老家平泉县开机。他和摄影师兼合伙人搭档焦峰两人掏的预算,只够支撑 9 天拍完。但至少这 9 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拍。

他对《好奇心日报》说:“第一部作品,怎么着也要站着好好地把它拍了。处女作要拍点自由的东西。”

而当回答为什么到今年有这个冲动,以及为什么不像其他新人一样,或许从视频网站从更低门槛开始迂回前进时,蔡成杰给了一个现实的答案:“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真正做点想做的吧。”“要不然你会越来越难受,你到了 40 岁,你再到了 50 岁,你再去看人家,那就更觉得难受。”

“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就过去了,那最后怎么样呢?”

剧组领奖照片,居中为蔡成杰

周子阳 2013 年从厮混的公司里辞职,开始正式写《老兽》剧本时,脑海中是同一种冲动:“13 年我 30 岁,辞职了,也结婚了。我们当初找投资不是特别好找,但是呢,我年龄已经上来了,身边朋友们年龄都上来了,他们看到我非常执着地在做这件事,都愿意帮忙。当时想 16 年不管怎样,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

但周子阳更加幸运,他听说了 FIRST 影展的创投会——去年,他在那里碰到了赏识《老兽》剧本、愿意给予投资的王小帅导演。

这里还有另一种故事。少年人往往因为“莽撞”,无论成果如何,就这么大胆地起步了。颁奖礼主持人崔永元,特别提到“有一部只花了 4000 元的电影”——他说的是大学生张文龙导演的《南京南》。

张文龙很干脆地称呼自己的电影“烂片”。但其实这尽管远非一部成熟的电影,但有一些闪光点。张文龙捕捉到了自己以及很多同龄人的一种常见迷茫。他把它写成台词:“毕业之后要干什么?”“不知道,开个黄焖鸡吧”。

每个导演创作的“钥匙”都不一样

“荒诞”——这是《小寡妇成仙记》和《老兽》两部电影放映后,观众给出的一样的评论关键词。

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两部路径完全不同的影片:前者是通过一个“怪力乱神”的仿民间故事;后者则是通过一个复杂的父亲形象。

《都灵之马》的导演、匈牙利人贝拉·塔尔说,电影最强调“不同的个体”,他曾对他的学生说:“现在已经 21 世纪了,拍电影没有什么局限性,可以拿手机拍电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点……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电影拍摄手法,和你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几个导演也有自己的说法。

电影节上的贝拉·塔尔

蔡成杰想要一个独特的故事支撑形态:“我挺喜欢找一些比较东方的叙事,比如说(模仿)《红楼梦》的判词,先把结果给你搁着,回来还能再看到,哦,这个人早就在这里。”

他说想要追求类似“留白”所营造出的迷人“多义性”:“比如说《聊斋志异》讲一个人、一个狐狸。它跟你讲一个意犹未尽的简单小故事。但是你可以见到人性、见到真性情,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周子阳的出发点或许更加私人,也更加感性——这几年,他很强烈地感到家乡呼和浩特市,在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了变形、破碎,人和人的关系开始改变。

周子阳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破碎”际遇(他的高考因为“意外”被判定零分,同年又经历了最好朋友的车祸去世)。他复读升学后,“开始大量地看文艺片、看哲学书……好像从里边受到了一些启示,不自知地想做这样的一个电影。我想通过电影来告诉那些最重要的人,告诉他们生命是怎么回事,我所理解的命运是怎么回事。”

就像其它各类艺术一样,电影能够帮助疏解人们的困惑,无论是观众还是作者本身。

黄骥和丈夫大冢龙治执导的《笨鸟》获得了“最佳艺术探索奖”。这部电影讲述了湖南小镇 16 岁留守少女林森,渴望得到爱情,偷手机卖给不认识的男人,却让她遭遇了残酷经历。

黄骥对《好奇心日报》说:“其实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性,她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但是她又想要什么东西,她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总是要去依靠一个人,一开始依靠朋友,后来依靠男孩,也试图依靠妈妈、外公,最重要的是还包括中间,她会依靠手机……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她觉得依靠 TA 们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依靠自己。”

这几乎就是黄骥自己的生长轨迹。从老家走出,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她拍了两部电影《鸡蛋与石头》《笨鸟》,拍的都是她最关心的——女孩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小镇环境中的渴望、性困惑。黄骥过去的不解,得到了一一释放。她因此说她是幸运的,“我找到了一种转换的方式”。

理想、钱、能力、合作、战斗……甚至还有“侥幸”

早在影展之前,纪录片《塑料王国》就因为在互联网上流传的 28 分钟“媒体版”而声名大噪。这部拍摄三年、制作整整六年的影片,聚焦中国进口废塑料回收产业,曾在全球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第 29 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上获得了“新晋单元评委会特别奖”。

导演王久良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工作称为一个“项目”——影像、文字、图片都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目标则非常直接,“你如何把你的项目,通过媒体的扩音器传播出去,让所有人看到这个事实,进而倒逼政策的改变。”

在放映后和观众的交流中,王久良激动之时像诵读信仰般说道,“生而为人”。

他在之后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其实出发点一定还是善意:“你怀着非常美好的愿望,打开你的眼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是吧?我们都这样去想,结果你发现美丽世界里面有点小瑕疵,就跟一个画一样,如果把小瑕疵给盖掉,会越来越完美,而不是满眼黑暗啊,到处都是敌人,我觉得不是的。但凡那种愤怒的人,他一定是向善的,一定是凡事都渴望美好的。那种傻逼正能量,那绝对不是蠢,就是坏。”

《塑料王国》

他不愿意说具体的困难,尽管就连危险也是“家常便饭”。他觉得这恰恰到了体现导演能力的时候,“那是战斗,对手越强大,你越强大。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你就面对这些问题,你就去战场,就去战斗,是吧?你就去花钱,钱没了你就去找钱,有本事找来,没本事就找不来,是吧?”

王久良,1976 年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靠着贩卖手机和蔬菜攒够大学学费,直至 26 岁那年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摄影。他 2000 年代的摄影作品《往生》、《垃圾围城》等受到关注。他感到影像更有力量,2010 年将《垃圾围城》衍生出了一部纪录片,再之后就是《塑料王国》。

王久良说这些年自己最大的一个转变,是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我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生产单打独斗英雄的时候。这是一个邪恶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做成,越是大事难事(越要合作)。”

不过,当被问到六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王久良说:“不是坚持,而是侥幸躲过了。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没有人说自己是胜利,侥幸没死而已。”

“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Ruby(陈玲珍)作为《塑料王国》和《笨鸟》两部电影的制片人来到了影展。

她是“CNEX 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的创办者之一。后者相当于一个纪录片基金会,在香港、台北、北京都设有分部,每年从赞助商等各方募得 150 万美元左右预算,每年设一个年度主题(2017 是“承诺与承担”),来征集各地的创作者。他们监制过独立导演杜海滨的两部知名之作:以试图挣脱土地束缚农民为对象的《伞》;和以汶川大地震为主题的《1428》。

作为现任 CNEX 执行官的 Ruby,向《好奇心日报》表达了创办初衷,也是官网上明显的标语,“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我们觉得,华人世界在 21 世纪肯定是一个大力发展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会伴随着出现很多种好的、不好的,各式各样的事情。纪录片本身对于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备忘录)。”

“第二个原因是要跟当代的年轻人沟通,跟未来的年轻人沟通。我们觉得就是用影像沟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所以与其等着被动,还不如早点主动。”“中国,尤其是对所有 80 后的人,基本上他们生出来以后,他们其实就也没有什么灾难,然后都是特别顺风顺水过日子,而且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接受了大量的影像的熏陶。他们理解世界,很多是要通过影像的方式。”

Ruby 解释挑选创作者的标准:“第一个考量的,肯定是说这件事情重不重要;然后,这个导演能力是不是够;第三个,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至于影片到最后完成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当前辈们都在谈论“台湾电影没落”,新人们要怎么办?

当评委之一、台湾艺术家陈界仁上台颁奖时,他的发言是感叹的——关于市场已经换了方向,“台湾电影走向没落”。而主持人崔永元在介绍施南生时,是用调侃的语气说这件事,“我看到您监制电影中有《龙门客栈》,那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自从那部电影之后,香港电影就走向了没落。”

新人的感触更加直接。台湾电影《川流之岛》的导演詹京霖向《好奇心日报》描述了电影之外,大环境的动荡:“因为这几年的经济真是一落千丈,特别是年轻人就会情绪化,所以台湾这几年出现了很多社会事件,比如无差别杀人。很多年轻人看不到未来,他感到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一个承诺,比如说我只要打拼五年、十年,我就可以怎么样。所以他们感觉特别的绝望。”

《川流之岛》本身就是以台湾“国道收费员”事件为背景:2013 年 12 月 30 日,台湾国道全面改为计程收费后,原收费员因此面临失业,现实中导致了长期抗争事件。电影并未着力于抗争,而是描绘了一位女员工,在面临失业、儿子遭到“强奸”指控的痛苦中,和一位客车司机开始了金钱搭建的情欲关系。影片结尾,车灯闪烁之中的收费站,就像是“川流”之中的岛屿。

《川流之岛》

詹京霖坦诚,电影中浓郁的压抑情绪和“阶层固化”色彩,和他所感知到的“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你活在那个地方”。

他谈到台湾电影市场时,或许更加“悲观”,“几乎都没好过”。由于没有工作机会,演员们去咖啡馆打工。而有份量的电影公司,相比内地的大公司,“都是小公司”。

但是其实和“没落”呈现出抵抗姿势的是,无论是《川流之岛》还是《强尼.凯克》,两部入围最佳剧情等奖项的台湾电影,都展现出成熟的表达,完整又流畅。

值得一提的是,施南生也特别提到香港去年的新片《一念无明》(尽管它的主题是和《龙门客栈》那种浪漫无关的现实痛苦)。

詹京霖说,如果你不想“把电影只当作一种职业”,那么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必须要特别特别顽固”。《川流之岛》也是这位 37 岁导演的处女作。他离开家人所期待的律师专业,在研究所念影像艺术念了六年,30 岁开始拍电影,一再拒绝他无法认同的青春片、悬疑片等走俏的类型剧本。

他的第一部电影《川流之岛》只拍了短短 13 天——严格来说,这其实是中视的“电视电影”。但詹京霖说,他没有管是什么,反正要拍自己想表达的。

采访近尾声,詹京霖还是提到了一个会令内地电影人羡慕的事实,“我昨天在跟《八月》的张大磊导演聊天(张大磊说自己每年都要回 FIRST 看电影),他很羡慕台湾电影院,挂起文艺大师的海报,不是什么活动。台湾艺术电影能够得到日常排片,会有一群稳定的观众去看。”

《八月》导演张大磊

“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

这是在影展期间一场“产业论坛”设下的主题。

导演曹保平、制片人施南生、腾讯影业副总经理陈洪伟作为嘉宾发言。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朝着肯定。曹保平说现在的新人远比当年的他幸运很多,有创投,有更大市场,是最好的时代。

不过,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今年暑期档《绣春刀 2》、《大护法》这样的口碑电影都票房失利时,除了陈洪伟接下话头“没有必要丧失信心”,曹保平说:“那么大的问题谁回答得了”。

当面对“如何看待电影行业”的问题,蔡成杰同样委婉地回答:“能在电影节里,见到一些都还很单纯、很有理想的创作者以及这样的电影,你在这里感觉不太孤独。很多人能真的,‘哎我看了你的电影,可以跟你聊聊’。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开心。”

王久良用他特有的口吻,“绝望”但又生机勃勃:“尽管我们当下的生态很差劲,你会感觉,每年能看到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去一个沙漠里去观赏鲜花呢,不是文化沙漠吗?……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这都是所谓‘时也命也’,是吧?既然遇到了,那就想办法。”

“自由”仍然是令每个人都心存忧虑的话题

每一个我们交谈的导演,都提到了创作中的“自由”,用一种或许小心翼翼、但不容置疑的语气。

“如果没有自由,你何必要创作?”台湾导演詹京霖说。

然而,当被一位新导演提问对于“自由创作”有什么建议时,强调喜欢影展“撒野”口号的评委会主席娄烨说:“我没什么建议。我没主意,没建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摄影机去拍,拍你想拍的电影,这是我唯一的建议。”

图片来自电影剧照、影展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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