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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写作阵地转移到社交网络之后,香港“才子”陶杰观察到了什么?

徐雪晴2017-08-03 07:18:11

他是上一辈的香港文化人,捕捉变化依然很厉害。

大多数人开始熟悉陶杰,是在 1991 年他受金庸邀请从英国返港担任《明报》副刊副总编辑之后,他的专栏事业从《泰晤士河畔》和《黄金冒险号》起步,逐渐获得广泛的关注。

陶杰“入行”其实很早,中学时他就开始向报刊投稿,并曾借散文和诗拿过香港征文竞赛的多个冠军。在英国获得本硕学位后,他曾在 BBC 任职八年,并兼任香港电台的驻英记者。写作之外,他还擅长绘画,曾师从香港著名画家欧阳乃霑学习西画,尽管是业余兴趣,但是他的画作也会不时现身香港的艺术展厅。

香港人,常称他为“才子”。

不过人们对他的态度,常走向两端。由于文笔辛辣,文章内容不时涉及中西文化的对比,并常有对中国文化时事的直白批判,陶杰常被批“言论过激”,也同时会被称赞“一针见血”。

陶杰本人,也如人们对其的评价一样矛盾。他曾同时为两家立场相左的报纸写社论,传递出的政见彼此冲突,引发过不少争议。事后,他给出了解释:“给报纸写社论,你是社论的持笔人,你写的不是你的意见,而是报纸的立场……就像律师,他上庭为一个人辩护,他必须把自己从自我的角色释放出来,做好律师的本分。”

尽管不时会拿“小农 DNA”、“酱缸”等词汇来讥讽中国的社会百态,但他又热衷研究中国文化,自学中国水墨画,也欣赏唐诗宋词与戏曲京剧。

这些特质构成了他的个性。

陶杰与金庸有着不错的私交。

尽管如今纸媒尽显疲态,开设在报刊上的专栏也不如过去火爆,但是陶杰仍然没有淡出公众的视野。他在 Facebook 上开设了个人专页,像撰写专栏一样,勤快地更新着内容。

“专栏过几年都要没有了,或者会慢慢转移到手机上。”他在接受《好奇心日报》专访时,提到了数字化趋势下自己做出的新选择——经营 Facebook 专页。关注他的人有 21 万多,与香港 700 多万的总人口对比,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撰写专栏时的诸多特质,被陶杰自然地转移到了新的平台上。他仍像过去一样对热点事件保持着灵敏的嗅觉,也知道哪些内容能戳中香港人的神经,因而总能推出一些爆款,获得过万的浏览量和过千的点赞量。

有关内地和香港的关系、中国社会生态及国际时事的讨论,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也最容易积攒人气。他很清楚市场的需求:“社交媒体要自我养活,你自己要维持,就得有收入,收入就是广告,广告这个商品就要看你的点击率,最后还不是要市场导向。”

而在维持热度以赚取一定的广告收入之外,他还希望能“启发民智”:“这里面什么都有,短的长的都有,我自己去调节,文学艺术、绘画、政治、社会,什么都有。全都是政治,不行。”他将 Facebook 专页视为自己的一件新产品:“社交媒体有这个好处,要善于用,不要把垃圾放上去,要有一些能启发人思考的,或者分享品位的内容。这有别于一般人的脸书,去什么北海道,吃了什么都放上去。”

“香港人看 Facebook 看得很勤快,低头族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一些阅读的,文化艺术的东西,灌进 Facebook 里面,不要让它老是就是拍个食物,然后发发自拍什么的。”陶杰说。

与撰写专栏不同的是,文字的长短及其与图片、视频的搭配,都被列入了考虑之中:“写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对象。Facebook 上句子要短,要精练,不要让人家看得累,因为他们都是在等人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看的,所以不要啰啰嗦嗦。周末的(帖子)可以长一点……社交媒体要图文并茂,什么时候用图,什么时候用文,文字什么时候长什么时候短,而且用图是用图表、漫画还是照片,还是用视频,都要对市场和读者的反应有客观准确的评估。”

在他看来,数字化对香港的出版业冲击很大,“卖书会越来越难”,香港出版业经营成本过高、香港人读书功利的问题也在助推这股趋势。

陶杰在香港书展的 CUP 展位前

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的专访时,除了聊了聊经营社交媒体的心得,陶杰还谈了不少关于香港出版业以及与阅读、学习语言相关的内容,以下是谈话的摘录:

数字化对香港出版业的影响:

“因为全球化的问题,印刷媒体慢慢走向衰弱,手机、影像、视频比较发达,对出版市场形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变化,小的出版商,今年就没有摊位了,大的书店,今年的摊位也缩小了……而且因为香港人住的地方,房产价格的上升,越来越小,他们买的书,拿到家里,搁到哪儿呢?这也是那些人不是太敢花钱的一个理由。今年的出版社,卖书越来越难,有普世的原因,也有香港区域的原因。”

香港书展举办 28 年,香港读书风气的变化:

“香港有自己的,形成香港的基因。1842 年开始,它是商港,外贸慢慢做大了,来香港的基本上都是四面八方来做生意的。所以香港从诞生开始,你不能够希望它能有什么文化的深度,它没有这个历史。虽然 1949 年之后,有一部分南来文人,带来了一些读书的风气。30 年代深港澳是一体,那时民国清末整个文化气氛的底子还在,但是今天没有了。所以香港没有大陆那样有很多畅销过的书,很好看的书,像小说《白鹿原》,在香港不要说没人看,听都没听过。”

“我刚才说了,香港是一个商港,不知道过了几代,到今天的年轻人,到日本都是吃、玩、去温泉酒店花多少钱,他们需要的是资讯的输入,而不是旅游日本知识的输入。香港年轻人好像很喜欢日本,但是你出一本大正年代的日本风情和文化,没人看,但是如果是京阪神最新的火车怎么坐,酒店哪儿划算,吃的哪几家好,就会很畅销。即便这种书,过两三年,资料就落伍了。

香港年轻人这一代,不懂得分辨什么叫资讯,什么叫知识。资讯我们上网都看得到,从东京怎么去神户,何必买书,而且还会有人分享攻略。买这些资讯的还有美容、护肤,子女上英国什么学校、留学要注意什么事儿。香港人就是讲实用。看书是为了得到资讯,多于摄取知识。”

香港与内地在出版空间与读书需求之间的差异:

“因为这个地方从 97 年前后(开始),人家觉得没有明天,活过了今天,明天再说。香港是一个缺乏长远战略的地方,而且还缺乏历史的根基。即便香港有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之下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但是我觉得好像香港人没能够好好利用,国家一国两制给他们的保障。就好像这个空间像这个房间这么大,但是香港人的出版自由就用这么多,其他的都没用到。

没用到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这个市场不去买。所以就变成了,你要在香港自资开一个出版社,你要租办公室,还要租仓库,书卖不完就得搁在那儿。所以在香港做出版社,你不能眼光走偏,你最好是一版、二版、三版(地印),你不能出一版,印刷 2000,但是只卖 200,1800 永远都搁仓库里,成本很贵,不要说请编辑,请技术人员,还有印刷厂的成本,纸是从日本买来的还是德国进口啊,因为现在消费的要求高嘛。所以这个生意非常难做。

在内地,本来在 80、90 年代,是印刷品很蓬勃的时代,一直到 2000 年初,印刷市场都非常蓬勃。郭敬明、韩寒,比他们更早的余秋雨,书都可以卖几百万。但是中国现在很快进入网络时代,我担心未来十年,印刷的书也会下降。但是在内地有很多书不能出,能出版的书和网上能看的书越来越少,所以是没有空间,但是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在香港是(反过来),有很大的空间,却有很小很小的需求。这个是很不幸的。”

“只要房租、土地价格合理,办出版的成本就低一点,你就可以办一些理想一些的产品。但是香港不容许你理想,卖出来一定要走大众的路线。大众是不关心历史、文学,政治有一点点,但是是比较肤浅的,不是深度的。所以非得卖给那些人,阅读的目的就是马上要见分晓,吃啊、护肤、美容、炒股票、旅游咨询等。”

语言学习以及阅读习惯的培养:

“从小我自己看了很多大陆的电影、台湾的电影,(普通话)我自己学的。学普通话我觉得很容易,这是有心的问题,用心来学,你要对那个地方有感情有兴趣,你自然学得好。我不懂为什么香港人广东人汉语总是说得不好。因为他们不认真,没有张开耳朵去听声调,没有去分辨,粗枝大叶的,所以学得不好。我从小对各地的语言比较有兴趣,上海话、山东话、四川话,我就用耳朵去分析……而四川话和广西桂林官话有点像,因为那时张献忠在四川杀了人,跑了一批去广西,保留了四川的方言,这是地理历史和语言的关系。”

“香港人学英文,只追求文法正不正确,其实文法正不正确是最起码的要求,是幼儿园升小学的要求,你从一年级读到高中读到大学,还有别的要求,包括你个人要有幽默感和才华。英国人中产阶级的队伍很庞大,平常能出口成文,为什么,因为他们平时阅读的风气,看杂志看书,说话不温不火,话里有话,全都是红楼梦里史湘云、薛宝钗的水平,全民化,不是一小撮。”

陶杰的画作

“我自己看书看中国的古文,明清散文,还有清朝的笔记,再加上英国亲保守党的报刊,《观察家》,还有左派的《新政治家》,还有周末的《金融时报》,我阅读就好像吃东西一样,食不厌精,像蔡澜一样,不好吃的绝不张口。吃是这样,阅读也是这样,既然要花时间看书,就要看最好的,看中文要看最好的经典,看了才有心得,自己融会贯通。其实网络时代很民主,谁都有机会成为作家,机会多得是,但是现在年轻人基础没打好,我看到很多博客,文字根底很差,很啰嗦。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民间的幽默,现在已经形成,这个很厉害。现在上面压着。现在因为过分多的审查,只能绕着圈说话,话里有话,这就是文学很高的表达方式。”


题图及文内图来自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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