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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人类如何钟情于化妆,化妆又如何影响人类?

曾梦龙2017-06-14 17:30:03

“化妆品和美容产品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地调节自己的肤色、肤质、脸型和身份。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种族、性别和身份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美丽的标准正在经历一个均质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完美的重要性已经盖过了个人特征。”

作者简介:

丽莎·埃尔德里奇是业内备受尊敬的化妆大师。她曾与日本化妆品巨头资生堂(Shiseido)联合开发了系列产品,曾为香奈儿(Chanel)提供过彩妆创意,时任兰蔻(Lancôme)全球彩妆创意总监;她曾为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凯特·摩斯(Kate Moss)、凯拉·奈特利(Keira Knightley)、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 等上百位知名人士与明星设计过妆容;她曾与墨特-马可斯(Mert & Marcus)、索威·桑德波(Sølve Sundsbø)、彼得·林德伯格(Peter Lindbergh)、帕特里克·德马舍利耶(Patrick Demarchelier) 等诸多优秀时装摄影师合作;她也曾与蔻依(Chloé)、阿尔伯特·菲尔蒂(Alberta Ferretti)、普拉达(Prada) 等一系列高级时装和化妆品牌合作进行时装秀与广告宣传。

书籍摘录:

第一章 红:彩妆中永不褪色的经典(节选)

胭脂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用途也最多样的化妆单品,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被用来给嘴唇和脸颊上色。虽然在不同时期,时尚和社会对化妆品的认知差异使得历史上胭脂的使用程度不尽相同,但是红色的地位却从未被动摇。当今的胭脂被冠上了不同的名称,从传统的粉质胭脂到液体胭脂、口红和唇彩,以及各式用于唇部和脸颊的膏状及啫喱状的产品。不过,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化妆包里最受欢迎、地位最为稳固的单品呢?又是什么促使全球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脸上擦上一抹绯红呢?

想要找到答案,或许要从了解红色和它引起的丰富联想开始。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红色的含义略有差异,但它总是和吸引、爱、热情、青春和健康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文化中,红色通常象征着喜庆,所以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新娘在婚礼上通常身着红色礼服。它在戏剧中也具有象征意义,在中国京剧和日本歌舞伎的脸谱中被大量使用。当然,红色也有其非常不同的内涵意义——它是鲜血、危险和革命的颜色,也是一些政党团体的象征。

如果我们单纯从化妆品本身和它的功能来看,使用胭脂的目的就是给皮肤增添一抹红晕。进化心理学家南茜·埃特考夫(Nancy Etcoff)曾指出,红色的魅力来自于它能产生纯粹的、生理上的吸引力:“脸颊上的红晕和嘴唇上的烈焰都是性信号,是在模拟一种年轻、还未生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状态。”对红色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的另一科学解释是,红色是人类可视范围内波长最长的颜色,意味着和其他颜色相比,红色能够激发起我们更加强烈的潜意识反应。试想一下,你走进一个红色的房间,它对你产生的作用,以及深深浅浅的红色是如何迅速吸引你的目光的。埃特考夫做出了一个完美的总结:“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害羞和激动时的潮红,是性欲高涨时乳头、嘴唇和生殖器的颜色。距离再远,红色也清晰可见,让人心神荡漾。”

最古老的的胭脂是混合氧化铁和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油制成的红赭石棒,这种颜料棒的外形和尺寸和如今诸多品牌旗下较粗的眼影棒无异。到了19世纪,胭脂开始在药店销售,当时的胭脂由手工制成,原料各异,所以色调和质地有所差异。人们会晒干胭脂虫,用以生产鲜红的胭脂红色素。虽然红丹、朱砂、硫化汞等矿物质毒性剧烈,但都曾被用来制造烈火般的鲜红颜料;蔬菜和其他植物的提取物——例如从红花中提取的红花黄色素、从紫草根中提取的紫草红、从捣碎的桑葚和草莓中获取的深红色、红甜菜汁和红苋菜——都曾被用来制造或柔和或浓烈,色调不一的红色和粉色。

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古埃及就贡献出了面部化妆颜料和化妆品的杰作。古埃及人精通化学,热衷化妆,通过混合不同原料制造出了润肤霜、眼线、唇彩、胭脂和指甲油等化妆品。他们将由各种天然产物——包括茎块类植物和矿物质——制成的粉末撒在调制盘、碟子和勺子里,加入动物脂肪或植物油进行搅拌,以改变混合物的质地,保证在眼部、嘴唇和脸颊上不会脱落。早期坟墓中出土了诸如调色板、研磨器和涂抹器等用于混合的工具,暗示这些工具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来生的重要性也丝毫不减。

令人惊艳的眼妆是埃及人(在美妆界)被铭记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也同样因为大胆运用红色而出名。古埃及人用油脂和赭石红混合制成原始口红,打造出烈焰红唇。腮红的成分和口红相同,可能会用蜡或树脂进行混合,给双颊带去嫣红色的光泽,不过这种光彩被翠绿色的眼影和描着深黑色眼线的电眼所中和,退为配角。

在研究古代化妆品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女性在特定时期拥有的自由和权利与她们化妆的自由紧密相关。通常来说,在女性受压迫最强烈的年代,化妆品也会备受非议,被视为无法接受。比起后几个世纪,古埃及的女性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她们可以拥有和继承土地与财产(据美国记者威尔伯在埃及购买的莎草纸记载, 10% ~ 11% 的土地所有者是女性),经营自己的生意,并对男性提出法律诉讼。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会招来厌恶,一些底层的古埃及妇女以出卖体力谋生。虽然古埃及是最早使用化妆品的社会之一,但考虑到上述原因,它能成为最具实验性和包容性的社会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遗憾的是,后期的其他文明却非如此开明。

在伊朗,考古学家在克尔曼省(Kerman)的沙赫达德(Shahdad)发现了胭脂最早的痕迹,当地每一个坟墓中都能找到数量可观的白色粉末。在储藏白色粉末的船只的船底(这种白色粉末被男性和女性用作粉底),考古学家找到了涂成红色的金属小碗和浅碟,他们认为这些是曾装过口红和腮红的容器。

胭脂在当地被称为“surkhab”“ghazah”和“gulgunah”,由赤铁矿和红色大理石粉末,甚至是纯红色土壤制成,其中还会加入茜草等天然红色染料。沙赫达德等地的早期遗址发掘显示,人们在青铜时代之前就开始使用胭脂。在建于公元前 5 至前 4 世纪的一位伊朗女性的坟墓中,考古学家有了最新发现,他们找到了用一块已被染红的棉布块上妆的胭脂,而这种使用方法似乎一直延续到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女性们就开始使用胭脂给嘴唇和脸颊增加一抹青春的红润。她们把胭脂涂抹在苹果肌上,手法和我们使用现代的腮红时一样。希腊人使用的胭脂由多种天然产物制成,包括海藻、老鼠簕属植物和类似紫草根的根茎作物。欧洲中部和南部居民种植这种根茎植物,用来提取染料,提取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油脂和酒精。之后,人们开始使用朱砂色来制作胭脂,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从粉末状的辰砂中提取的,是红色硫化汞的衍生物。然而和所有汞类衍生物一样,这样的胭脂在长期使用下会产生毒副作用。虽然人们还在使用化妆品,但惹眼的妆容普遍会招来厌恶,尤其是男性精英的反感。在他们眼中,贤良淑德、安分守己、以家为业才是女性在生活中的主要形象。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两性相较,男性生来优越,而女性次之;男性统治,而女性臣服。”

我们或许认为城邦较为先进发达,但是雅典城邦女性的生活却最受限制和管控。她们被鼓励留在家中,这使得她们不仅和外部世界隔离,也和周遭城市的政治生活无缘。公元前6至前4世纪,女性“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也无权参与政治事务、法律事务和战争”。女性的公民权不被认可,因此,她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男性亲属的控制和庇护中,连婚姻大事都无权做主。政府甚至设立了办公室,来监管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被监控和评判,如此看来,女性使用化妆品会引来诸多争议也并不令人意外。常态之下也有例外,交际花们通常都是浓妆艳抹的,而颇为讽刺的是,她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她们被允许参与讨论和管理自己的钱财。有趣的是,交际花、职业情妇和妓女比其他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除了化妆方面),这个规律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重复。

后 记 我想像你一样

模仿最爱偶像的妆容这个想法着实不再新鲜了。 20 世纪早期的电影和社会杂志催生出了这股模仿热潮,而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这股潮流达到了狂热的巅峰,不管是浏览网页还是经过杂志架,“跟着明星学化妆”的标题都会跃入你的视线。

想要寻求归属感的族群心态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被说服去购买新上市的粉色唇釉?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涂在唇上?这些是人类学家和学者们在数年间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在我最爱的书之一《人即艺术》(Man as Art)中,研究新几内亚文化的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rn)展示了那里部落的绝美照片。斯特拉森仔细地研究了每个部落闻所未闻的礼仪习俗和艳惊四座的脸部与身体彩绘,并在引言部分写道:“脸部彩绘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人们通过彩绘的设计划分出男性和女性互为异性的身份。”换言之,除了起到最浅显的美化作用,这类妆容和装饰还意在促进两性间的吸引力和表达群体认同感。

群体认同感——即我们属于“我们的族群”的感觉——在全世界化妆品的使用中都清晰可见。青少年时期的我们不是都希望被群体接纳吗?而我们这代人会通过黛比·哈利(Debbie Harry)式的腮红和唇彩或是情绪硬核音乐风格的黑色烟熏眼妆来表达这种诉求。不论我们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心中最爱的银幕偶像、名流、模特还是歌手,我们都在向外部世界表达自我,展示自己属于某个群体。

来自索马里的超模和企业家伊曼·鲍伊(Iman Bowie)在她为摄影家阿特·沃尔夫(Art Wolfe)的作品《部落》(Tribes)作序时写道:“从高级时装设计师的秀场到巴西热带雨林的深处,我们都在人类共同的基本需求的驱使下表现出更深层次的自己。人生在世,境遇各有不同,无论身处工业文明的哪个阶段,我们都是冲动掌控下的凡夫俗子。”我们想要呈现最美一面的直觉来源于繁殖后代的原始冲动。

网络时代的美丽面孔是经过数字手段提升后的完美面容,从好莱坞的一线明星,到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女性每天发布在社交平台上、不断被刷新的照片,这些面孔皆是如此。化妆品和美容产品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地调节自己的肤色、肤质、脸型和身份。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种族、性别和身份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美丽的标准正在经历一个均质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完美的重要性已经盖过了个人特征。

五年前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在拍完照片后修图,比如把最近电视真人秀明星的睫毛移到自己的眼睛上?在历史学家玛德琳·马什看来,“如今的化妆品产业就是对完美的追求和无情的商业模式结合后的产物。”和祖母辈认为涂个提亮肤色的口红就算美美地画了一个妆的思想大不同,如今,美容护理的标准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一次性在脸上抹数十种彩妆产品也并不罕见。用妆容表达自我和使用化妆品掩去瑕疵、呈现最美面容的乐趣,已经被全天候展现仿若身处红毯的完美妆容的压力所取代了吗?这种压力似乎正在助长自拍一代的自恋情节,许多人认为他们需要无时无刻画着精致无瑕的妆容。

“我们需要记住,那些经过修饰因而看似完美得无可挑剔的明星和脸书上的照片都不是真实生活的再现,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复制,”心理学家伊莱恩·斯莱特(Elaine Slater)如是说,“化妆的范围很广,一边是素面朝天,另一边是近乎动画人物般的极致完美面容,不过日常妆容还是有中间路线可走:只关乎妆出最美——健康、容光焕发和青春——不在于化得像谁。”

如今,似乎连普通女孩对化妆的知识储备都和最杰出的化妆师一样丰富,能把自己的化妆技巧带到专业水平。虽然社交媒体会让我们觉得随时随地要“带妆待命”,它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YouTube 网站和美容博客建立起信息共享的平台,除了在卧室里拍摄的播客,我们还能以其他前所未有的方式领略化妆专业知识的世界。我还记得首次观看美容播客时,我在想,这个仅仅是产品用户的年轻女孩能以如此专业的方式讲解化妆品的使用方法,简直太了不起了。

即使在杂志上刊登再多的广告或是精心策划的报道,都比不过某个和公司不存在利益关系的个人的真实评价更吸引眼球。不过随着品牌开始用金钱换取播主对产品的好评,如今这种形式已经开始变质。

当今,产品购买最强大的动力来自独立美容论坛上点对点的推介,我摄制的教程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地女性的积极反馈,从印度到澳大利亚,从青少年到年过五旬的女性——这就是证明。这也反映和证实了化妆能够成为一项颇具凝聚力、会提升信心的活动,上妆的过程让人不仅放松,而且回味无限。

作者本人,来自:alchetron

从浅显的角度看,绝大多数人从未思考过为什么我们会按照某种方式来化妆——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的著作《美的神话》(Beauty Myth)把关于美丽的争论在90年代初期推向了高潮,她在书中表示使用化妆品(节食减肥、做整形手术等等也如出一辙)是“对女权主义凶猛的回击,把女性之美当作阻碍女性进步的政治武器。”之后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稍显温和,比如丽兹·弗罗斯特(Liz Frost)在 1999 年发表的论文《穿搭》(Doing Looks)中指出“化妆不再被视作备选项,而是一个可以提供愉悦、创造性表达等价值的核心认同过程。”“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看来是个更贴合实际的观点,正如斯莱特总结的那样:“化妆关键看你怎么做,这是一个选择。”

只要大量不同风格的美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并且无须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前人一样恪守唯一的标准,化妆品就可以成为赋权的手段。“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我们无须千篇一律,”马什表示,“不存在所谓的完美脸庞或完美外表。每个女性的化妆包的中心都有一个悖论,和所有的悖论一样无解。”

我爱化妆品,它富有创意、趣味无限。不论是自己化妆还是给别人上妆,用化妆品遮盖下巴上暂时的缺憾而能让人立刻充满自信,这个事实让我满心欢喜——一抹腮红带出更健康的气色,一层睫毛膏让眼睛有神,用俗语来说就是:“美丽的容貌带来愉快的心情。”我个人希望能出现“素颜日”,让世界在那几天接受我本来的面貌,而在其他时间则命令自己用烈焰红唇来抵挡世界的残酷。如果你需要看起来坚强有力,化妆品也如同上战场前抹在脸上的油彩,突显你的锐气。有些女性选择素面朝天,有的选择轻描淡抹,有的在每天清晨上班的地铁上把自己涂抹得花枝招展。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最后我想说,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可以随意选择或放弃红唇与烟熏妆的自由,是赋予女性权利的两种最好的方式。

题图来自:pixabay;文内图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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