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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人的安乐死之旅:如果我不能同意我自己的死亡,那么谁能呢

文化

一个加拿大人的安乐死之旅:如果我不能同意我自己的死亡,那么谁能呢

Catherine Porter2017-06-03 06:43:14

备受绝症折磨的约翰·希尔兹(John Shields)知道,在他的医生、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公开死去可以成为他的遗产。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在预定死亡日期的两天前,当约翰·希尔兹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时,他想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主意。他想为自己组织一次爱尔兰守灵活动。这将是一场带有音乐和酒宴的旧式活动,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有所不同——他自己也会出席活动。

这场聚会将占据位于城外路边的家庭式连锁餐厅 Swiss Chalet 的很大一部分面积。希尔兹希望在最后的晚餐上,吃到他在担任年轻的天主教神父时经常在星期五晚上享用的食物——带有肉汁的烤鸡腿。

接着,他的家人将会把他带回家,他将于早上在家中死去——最好在花园里死去,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有许多岩石,而且非常荒芜。周围的本地开花灌木将那里团团围住,带有佛像的石制鸟池在蕨类植物和圆石的包围中若隐若现。在生病以前,希尔兹喜欢坐在他那把古老的阿第伦达克椅上,看着秃鹰训练自己的幼鸟在头顶翱翔。他每天都会在这个被高耸的花旗松环绕的地方冥想两次。

那天下午,他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病床上说:“曾经有人问我,我是怎样变得与众不同的。我的建议是首先进行冥想——将你的意识运用起来。”

希尔兹准备通过医生的致命注射迅速而平静地死去。去年 6 月,加拿大政府宣布,针对临近死亡且无法忍受不可医治病痛的、具有法律能力的成年病人进行所谓的“死亡医疗协助”是合法的。当希尔兹的医生斯蒂芬妮·格林(Stefanie Green)宣布他符合条件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希望。一年多以前,一位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一种叫做“淀粉样变性”的无法治愈的罕见病,这种疾病会导致蛋白质聚集在他的心脏,为他胳膊和腿部的神经带来痛苦的损伤。

对于死亡期限的控制权使他感到自己可以掌控疾病,而不是被疾病影响。在格林医生的病人中,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希尔兹相信,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公开死去可以成为他最有意义的遗产——这种行为可以说明一些事情。希尔德这一辈子完成了五辈子的工作:他做过民权活动家、面向儿童的社会工作者,还担任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规模最大的工会的领导人。最近,他还做过一个陷入困境的土地信托的救助者,这个信托包括 2910 公顷受保护的荒地和历史遗迹。

不过,他刚刚制定的关于如何度过最后时刻的计划使他的妻子罗宾·琼·胡德(Robin June Hood)感到担忧。她的丈夫自从 17 天前被人用担架抬到临终关怀医院以后,就一次也没有离开过病床。他那 78 岁的身体变得消瘦,他的声音变得微弱,只要进行 15 分钟的谈话,他的眼皮就会打架。光是离开房间都会耗尽他的精力。她知道,他无法抵达餐厅,她也无法在家里满足他的要求,就连一个晚上也不行——尤其是在他临终的时候。

幸运的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格林医生变得非常善于协调微妙的家庭讨论。在上述法律通过以后,她主持了超过 35 场临终活动,每一场活动都与其他活动完全不一样。一位病人穿上了小丑服装,戴上了假发和红鼻子,在给她讲笑话的过程中死去。他坚持要求和她单独呆在房间里,不过她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在挚爱之人的陪伴下去世的。许多人非常虚弱,无法对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另一些人对地点、参与者、发言稿和音乐进行了选择,就像是在规划婚礼一样。格林医生用她在荷兰安乐死会议上听到的一种说法来称呼这类活动:“精心设计的死亡”。

那一天,她来到希尔兹的病床前,完成了他们的计划。当她帮助这对夫妇制订折衷方案时,两个人的手一直握在一起。3 月 23 日,在希尔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们将在临终关怀医院的暖房里举行派对,并为所有人预订 Swiss Chalet 的外卖。第二天早上,他将死在医院病房里。接着,他的妻子和继女将把他的身体带回家,在他深爱的花园里停留两天时间。

希尔兹在那天下午表示,这个计划“棒极了”。

一个人的宇宙之旅

一年半以前,当希尔兹沿着穿越温哥华岛腹部的树木繁茂的省道开车行驶时,他失去了知觉。他的 SUV 穿过了中心线,栽进了水沟里,撞到了一棵树

在后座睡觉的胡德女士被狠狠地抛了出去。她折断了五根肋骨,脾脏也破裂了。希尔兹的后背也有三处损伤。当他醒来时,他觉得自己瘫痪了。

事实上,他并没有瘫痪,他们也没有死掉或者撞上另一辆车。在希尔兹看来,这是一种神迹。接着,他听到了下面这条消息:一位下班的消防员或警察(他们无法想起他的身份)恰好跟在他们后面,他叫来了救援人员,后者在几分钟之内赶到了现场。就连他们那只小小的凯恩梗猎犬 Diego 也被送到医院接受了紧急手术。

希尔兹相信,在宇宙的持续演化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觉得自己显然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不过,就在几个月后,在 2015 年秋天,一位医生把希尔兹叫到了办公室,说出了实情。他在事故后接受的心脏活检表明,他患上了某种遗传形式的“淀粉样变性”。这种疾病导致他的心脏暂时停止了跳动——所以他才会在驾驶时晕厥。这种疾病也是困扰他几年时间的手指和足部麻木和刺痛的根源。

“我知道我握着她的手,但我怎么没有感觉?这是一件残忍的小事。”

约翰·希尔兹。Leslye Davis/《纽约时报》

希尔兹记得医生曾告诉他,这种疾病是无法预测的,但它可能导致他的四肢失去一切感觉和基本功能。接着,他的心脏会停止工作。

希尔兹见过一个患病的朋友在痛苦和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下去世的过程。他不敢面对类似的命运。“对我来说,生活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我的尊严——以及帮助我的妻子和女儿解除焦虑的能力,”他说。对他来说,失去行动能力和浑身插管的状态是不能接受的。“所有这些痛苦而有损尊严的事情,超出了我对于生存的基本要求,”他说。

如果说服务是希尔兹生命中最大的主题,那么另一个主题就是自由——知识自由、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他一直在成长和探索。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他首次试用了一种迷幻剂,并且参加了一门关于“超越超个人领域”的高级在线课程。

希尔兹罕见地将内省和外向性格结合在了一起。你可以在一天晚上看到他戴着一顶用餐巾制作的可笑的帽子,并在另一天晚上看到他为人们主持一场灵修会。

他喜爱仪式,这始于他童年时在纽约市参加的天主教弥撒。他是一名蒸汽管道工人和一位教师的独子,父母都是虔诚的爱尔兰人。根据流传下来的家史所说,当希尔兹还是一个婴儿时,他的祖父用一只手将他举起,宣布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教皇。

他在 17 岁那年进入了神学院。当他多年后成为牧师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已经召开。起初,希尔兹对于会议提出的改变建议感到震惊。后来他开始接受这些建议,尤其是在解释《圣经》时对于现代历史批判法的使用。

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将基督的讯息从赎罪转变成了纯粹的爱。不过这种观点只有少数人赞同,这使他走上了一条与上级存在分歧的激进道路。他被调离了位于温哥华的第一个教区。接着,当他对于教皇反对节育的观点提出异议时,他被禁止在他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第二个教区布道和讲课。

仅仅四年后,他在孤独而痛苦之中辞去了牧师职位。这个决定不仅使他失去了信仰,也使他失去了目标和生计。

不过,在这段困难时期,他找到了两个他所热爱的事物。一个是马德莱娜·隆哥(Madeleine Longo),她曾在两个教区与他合作,并且很快成了他的妻子。第二个是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荒凉而粗糙的风景。

1969 年,夫妇两人搬到了这里,希尔兹找到了一份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他最初的顾客是怀孕的未婚女性,其中许多人希望非法堕胎。当他听到她们痛苦的故事时,他把心中残存的一切天主教教义放到了一边。对希尔兹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黑白分明的。

他最终成为了经理,但他并不满足于处理被他称为“社会不公管道的排气端”的问题。作为神学院学生,他活跃于民权运动之中,并且遇到了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想做出重大变革。

希尔兹参加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工会主席的竞选,并取得了成功。在他任职的 14 年时间里,工会成员从 2 万人增长到了 58700 人左右。他被称为“船长”,是个心胸开阔、没有道德过失而且坚强镇定的领导人。他最为自豪的事情是确保工会之中男女同工同酬。

约翰·希尔兹,照片由他的家人提供。

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也是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工会主席。他的前办公室主任和最好的朋友普雷本·斯科夫高(Preben Skovgaard)表示:“他喜爱他所见到的所有听众。”

虽然希尔兹离开教会后的职业生涯并不缺乏目标,但他寻找存在主义答案和精神答案的过程却缓慢而曲折,而且常常转向歧途。

他学习了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并且学习了用铜棒占卜能量的探测术。最终,加州整合研究学院教授布赖恩·斯威姆(Brian Swimme)发表的一次演讲改变了希尔兹的人生。他成为了精神宇宙论者,相信宇宙是有意识的,一切事物之间存在纷繁复杂的联系。

希尔兹在 2011 年的回忆录《离开宗教追逐宇宙灵性的神父》(The Priest Who Left His Religion in Pursuit of Cosmic Spirituality)中写道:“我们从宇宙中诞生是为了在宇宙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一份作用。这种视角吸引了我。它是‘无意义’的对立面。我刚好在这一刻来到世上,以便为这种伟大演变贡献自己独特的天赋。”

1999 年,当隆哥患上淋巴瘤时,希尔兹决定离开工会的岗位,用全部时间照顾妻子。

2005 年,当他还在为她的去世伤心时,他遇到了胡德。胡德是一位环保主义者,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比他小 15 岁,曾经为中美洲的人权事业工作多年。

希尔兹和他的妻子罗宾·琼·胡德。这张结婚照由他的家人提供。

她搬到了他位于悬崖脚下那幢带有拉毛粉饰的淡黄色房子里。在维多利亚市这片被当地人称为“位于粗花呢窗帘背后”的古老而优雅的地区,这幢房子看上去更像是国家公园里的一幢小屋。鹿在啃食附近的灌木,浣熊在自由地漫步,它们被希尔兹用碗摆出来的食物和水吸引。在仅仅一个街区以外,你可以看到海里的虎鲸以及更远处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岛上被积雪覆盖的山峰。

胡德女士的女儿、当时只有 19 岁的妮基·桑切斯(Nikki Sanchez)和他们住在一起,并且与希尔兹形成了亲密的关系。后来,希尔兹直接将她称为他的女儿,并写道,她的爱是“慷慨的宇宙中最令人愉快的礼物之一”。

胡德女士警告说,和她结婚意味着继承一群被她称为“潮间带”的女性朋友。多年来,许多朋友在“暴风雨”过后“漫进”他们的门阶,并在周末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住在他们家中。

其中一个朋友是环保主义者和作家布里俄尼·佩恩(Briony Penn),她说服希尔兹脱离了半退休状态,协助管理深陷债务之中的 The Land Conservancy。在他晕厥并撞车的那天,他刚刚参加完这个委员会的会议,正在回家途中。

诊断结果出来以后,希尔兹躲进书房里,陷入了悲痛之中。作为一个珍视独立性的人,受困于自己身体的概念使他感到害怕。于是他在互联网上搜索被他称为“绝命鸡尾酒”(life-ending cocktails)的事物。

从出生到死亡:一位医生的礼物

在斯蒂芬妮·格林的办公室里,有三面墙壁密密麻麻地贴着她在 22 年的职业生涯中接生的数百个像天使一样微笑的新生儿的照片。

三年前,她开始在专业从事孕妇和新生儿护理的同时偶尔执行割礼——这不是因为她出生在犹太家庭,而是因为当地医生很少愿意执行这种手术。

48 岁的格林医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关乎选择——就像 MAID 一样,”格林医生说。MAID 指的是“符合临终法律的医疗协助”。“你应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信息,让他们去做他们认为最适合家人的事情。”

格林医生浑身散发着大学排球队队长的气质——热情,能干,不修饰,不化妆,毫不隐瞒。去年,她和一群八旬老人在当地老年中心参加了桥牌课程。现在,她每周都会打桥牌。

由于家庭原因,她暂时停止了工作,认为婴儿接生工作不稳定的时间安排使她无法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在新法律生效一个月之前,她去荷兰参加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会议。

一天上午,当她带着白色小狮子狗 Benji 在住所附近的海滩上散步时,她解释道:“出生与死亡,迎来与送往——我觉得二者是可以转化的。二者都非常深切,非常重要。”

她在温哥华岛上的许多同事同意这种观点。

“这是我的工作。我做得很好。”

斯蒂芬妮·格林。Leslye Davis/《纽约时报》

位于加拿大西海岸以外的温哥华岛是这个国家辅助自杀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42 岁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休·罗德里格斯(Sue Rodriguez)在 1990 年代开始了争取在尊严中死去的斗争,她一路找到了最高法院。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我不能同意我自己的死亡,那么我这具身体是谁的呢?谁拥有我的生命呢?”

法院在 1993 年做出了对她不利的判决,认为国家的利益是保护生命的神圣性。不到五个月后,罗德里格斯女士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死去。警方说她的死是“医生辅助的自杀”——但他们从未提出任何指控。十七年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其他病人和律师重新提起了罗德里格斯的诉讼。这一次,最高法院宣布,针对协助自杀和执行安乐死的医疗领域专业人员的刑事制裁在指定情形中无效

根据政府通过的新法规,参与者必须是提前处于“痛苦而不可医治的身体状况”的成年人。他们的痛苦必须是无法忍受的,他们的自然死亡必须是“可以合理预知的”——这意味着拥有长期残疾的人不符合条件,除非他们已临近死亡。而且,人们必须可以认定病人在这种程序即将发生时能够表示同意。这条规定是这部法律最具争议性的内容之一,因为它自动排除了痴呆患者,即使他们提前表示了同意。

与存在类似法律的美国各州不同,加拿大的系统将医生和执业护士放在了中心位置。他们必须确定病人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必须监督致命药物的使用。根据法律,医生并不是必须要参与这种程序。不过在大多数省份,医生需要将病人委托给执行程序的同事。

许多医生拒绝参与这种实践,认为这部法律违背了他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安大略省的基督徒医生将他们的职业学院告上了法庭,认为直接将病人委托给别人的要求侵犯了他们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在最高法院案件中获胜的律师已经代表那些难以忍受非临终疾病的患者提起了诉讼。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应当得到扩展。

许多医生担心公众会强烈抵制这部法律,但是这种舆论从未出现。不过,加拿大各地选择参与这种行动的大多数医生采取了低调的做法,甚至要求病人在讣告中隐瞒自己的名字。

希尔兹在维多利亚市的生活区域。他喜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荒凉而粗糙的风景。图片版权:Leslye Davis/《纽约时报》

例外出现在了温哥华岛上。格林医生和她的许多同事对他们的服务进行了宣传,并且将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发布到了网上。他们成立了一个关于医疗辅助自杀的全国组织,并在 6 月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这里的居民对于这件事的接纳态度也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只有 77.1 万人口的温哥华岛是加拿大的退休社区,也是另类生活方式的温床。在法律通过后的前六个月,全国有 803 人选择医疗死亡,其中有 80 人来自这里。

格林医生及其同事目睹了法律对于死亡方式和相关仪式的改变。许多病人开始规划送别派对,要求获得特别的最后一餐,并且选择在家中死去。

“评价一个社会你应该考察的不是它的富人,而是它对待弱者的方式,”格林医生说。

她永远无法理解那些认为提供致命药物不符合学医宗旨的医生。“我想人们之所以当医生,是因为他们想帮助别人,提供致命药物也是关心帮助别人的一部分,”她说。

她和其他医生表示,他们的大多数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比身体上的更大。医疗死亡获得批准这件事本身就可以带来治疗效果。当一部分人知道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死亡时,他们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就能表现得更加平静。

格林医生监督的第一次安乐死一直是她心中的一把标尺。那个病人即将死于肝功能衰竭,他的家人敞开了房门,让朋友和邻居进来道别。当他去世时,包括格林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握着他的手。

“那是一场美好的活动。我真的感觉我们在送给他一件礼物。感觉非常好,”她说。

去年 10 月,格林医生在希尔兹住所附近那个小小的公共娱乐中心参加了一场关于医疗死亡的专题讨论会。那一天,胡德也坐在观众席之中。

“我不想再忍受痛苦了。”

三个月后,当格林医生第一次到访希尔兹夫妇家里时,希尔兹的神经系统已经病变很严重,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上面长满褥疮。他手上戴着皮手套,因为双手也已经毫无知觉了。他常常感到皮肤搔痒难耐。他没办法再吞咽干燥的食物,而且经常呕吐。

他发现妻子和女儿都因为他日渐衰退的健康状况而暗自难过,于是为她们安排了一项新的家庭活动。每周三,她们在餐厅点上蜡烛,拿出最精美的手工陶器和银器,把所有的悲伤、忧虑和恼火全都说给他听。他们也开始讨论他的死亡计划。希尔兹说,这样做让他们彼此之间感觉更亲近了。

“还有什么能比安排你的生命终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呢?”他说。

他把精力集中于妻子协助促成的一间名叫“好好活着,好好死去”的工作坊,公开谈论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还交到了不少新的知己好友。很多人在临近死亡的时候会变得越来越与世隔绝,但希尔兹却仍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圈。

尽管如此,他仍然迟迟没有确定自己的死亡日期。他还想着可以活过春天,希望可以看到心爱的花园里夏花开放。

二月里的一天晚上,被批准安乐死之后还不到两周时间,希尔兹在客厅里他最喜欢的褐色椅子上醒过来,神志不清。他刚刚看书的时候睡着了,少吃了一次药。

“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胡德说,“说话全是语无伦次。”

维多利亚临终关怀所半夜派出一名护士来到他们家。

护士认为希尔兹发生了感染,于是在他的手臂上插入了一个静脉导管,这样妻子也可以帮他注射药物。

第二天早上,光是协助他去卫生间的十几步路,就让家里三个女人——希尔兹的妻子、继女和另一位朋友——折腾了一个小时。他需要每人用手帮着他抬一只脚来移动。这让她们意识到,他比表面上表露出来的还要更加痛苦,而她们也已经没办法在家里照顾他了。

那天上午,希尔兹住进了维多利亚医院的临终关怀所,那是一座充满装饰艺术风格的淡粉色建筑,位于医院的边缘地带。它建于 1946 年,最初用作产房,现在里面也仍保留着当时的布置。

家人拿来好几盆水仙花摆放在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本他最喜欢的书和 CD 唱片。她们把小冰箱里装满食物,然后坐在角落的棕色沙发椅上,一边等待一边忧心忡忡。

有一件事再次证明希尔兹生平交游广阔:医院里一名护士是他做社工期间照看过的寄养者,临终关怀所有一位顾问还是他的老朋友,早在 1971 年就跟他共过事。

三天后,格林医生过来查看希尔兹的情况,并告诉他,她将和丈夫出去度假。这件事让希尔兹家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想继续推进自己的安乐死,那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选在第二天,要么就等两周以后的 3 月 24 日。

希尔兹的主治医生之一大卫·梅塞尔(David Massel)在签署表格,证实希尔兹有资格接受医学安乐死。图片版权:Leslye Davis/《纽约时报》

“你能想象这件事吗?”胡德坐在临终关怀所温馨的休息室里的一张沙发上问道。旁边桌上放着一个拼了一半的拼图,墙上随意挂着一把吉他。她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突然之间,你的伴侣明天就要死去了。他几个星期之后就要死去已经够让人难过了,但就在明天?这也太过分了。”

时间安排并不是唯一折磨人的部分。她还很担心希尔兹的心智。他的思维已经不是很清醒,那天早上问她有没有把他的睡袋拿来,说想去远航一次。

她不确定希尔兹这种糊涂是源于病情加重,还是因为吃了太多临终关怀所医生给他开的止痛药。不管哪种原因,都让她担心他会越来越不清醒,担心格林医生最后无法为他执行安乐死。“对于这件事,约翰最担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他自己——担心他到时还有没有做出同意的能力。”胡德说。

这正是病人需要平衡好的一个微妙分界线——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这条线会不断扩张,直到让他们失去可以控制自己死亡的选择权。这有点像那种比胆量的冒险游戏。格林医生之前就曾因为有几个病人无法再理解曾经决定的严重性,而取消了他们安乐死的资格。

“法律应该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有时让人感觉很残酷。”格林医生说。

“我不想再继续忍受痛苦了。”

约翰·希尔兹。图片版权:Leslye Davis/《纽约时报》

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尔兹的痛苦变得越来越严重,常规治疗手段都已经无法奏效。结婚十年以来,妻子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涕。他一天比一天虚弱,体重不断下降。他的神智一直没有清醒。他可以用几个句子表达一些想法,但随后就又胡言乱语起来。

临终关怀所的专业技术都是针对癌症末期的,而不是淀粉样变性。希尔兹的病例甚至是他的医疗主任从事姑息治疗 20 年来遇到的首例。

希尔兹入院两周后,医生尝试使用了利多卡因(lidocaine),这是一种局部强效麻醉剂,一般只有牙医使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希尔兹安睡了一整晚。他的思想也明显变得更加清醒了。

曾经遥远得无法想象、毫无真实感的 3 月 24 日就像疾弛的列车一样如期到来了。来临终关怀所看望希尔兹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难以接受。他们明白他想要这么做,但这太让他们伤心了——尤其是现在,他看起来更像以前的自己。有一个瞬间,他的侄女希望这段最后的时间可以像撕创可贴一样一下子扯掉;但下一刻,她又希望这无比珍贵的每一秒都可以无限延长。

唐娜·莫顿(Donna Morton)曾在希尔兹家的客房里住了一年多,一直把希尔兹当父亲看待。她说:“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事情,我以为我会容易接受一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感到有点惊慌失措。”

由于病情好转,妻子希望他可以推迟一下日期。但希尔兹没有同意。“不管我怎么看这件事,我看到的都是痛苦。不管我怎么想象接下来的日子,看到的也只是身体难以承受的生理上的痛苦。我不想再忍受痛苦了。”

他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先驱者,最近他梦见自己在清理一个走廊里大片的玻璃碎片,好让在他之后走上这条路的人更加安全一些。

呈上 Swiss Chalet 配菜的临终派对的想法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临终关怀所的所有人都对他特别好,不管朋友还是陌生人都一样。那天早上,临终关怀所一位志愿者送给他一条自己做的彩色被子,现在就盖在他的腿上。他想把那种“爱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人。“另外,”他说,“我喜欢吃鸡肉。”

胡德很想跑进树木里大哭,这是她丈夫的最后一晚,而他想在临终派对上选择从一家他们还没有机会一起去吃的餐厅里订餐。但这是她最后一次可以对他表达爱意。于是她把忧虑和悲痛放在一边,开始发电子邮件邀请朋友。

邮件的标题是“约翰的告别派对”。

“他想举行一次派对,而我想的是,‘啊,你想开派对,但我只想到林子里去哭一场。’”

说再见。不过,先吃鸡肉吧。

3 月 23 日晚上 6 点,这个被称为日光浴室的临终关怀所小房间里笼罩着一股沉重的气氛。

没有人知道应该在这场为还在世的人举办的葬礼上做些什么,包括潘妮·奥尔波特(Penny Allport),她是希尔兹专门找来引导派对的司仪,第二天早上还要负责主持他的死亡仪式。她接受过专业训练,葬礼和婚礼主持都不在话下,但并不包括眼前这种情况。

大家努力把平常像医生候诊室感觉的房间变得更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他们把一张临终关怀所的浅绿色毯子盖在相邻的两张咖啡桌上当桌布,上面放了一瓶简单的雏菊和水仙花,还有一些卡片,每张上面都用彩色墨水写着一句希尔兹最喜欢的名人名言。

“告诉我,你打算用自己狂热而珍贵的一生做些什么?”——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

“没有什么比命运更加神秘,不管是一个人的,还是人类、地球乃至全宇宙的命运。”——布莱恩·斯威姆(Brian Swimme)

一台小电子琴被放在角落,把房间变成了一个酒吧。房间的一头放着当地产的西拉红酒,酒瓶上贴着标签:“反叛,以你自己的方式”。另一头则是希尔兹要求的巧克力榛子蛋糕。蛋糕是从一家优质烘焙商那里订购的,即使以维多利亚地区严格的嬉皮士标准来看,这也是一家高端商店:谷物采购自当地农民,并在店中磨成面粉。在 Swiss Chalet 的陪衬下,它反映出了希尔兹性格里的极端对比。

人们在旁边厨房里忙碌,通过往碗里倒干果、切苹果来抑制自己的悲伤和紧张。更多的人带着乐器和鲜花到达了现场。

6 点 12 分,两个戴着橡胶手套的护士推着希尔兹进入了房间,把他的药物泵插到了墙上的插座里。希尔兹坐在巨大的充气病床上,一条皇家紫色的披肩围绕着他的脖子,像打完网球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一样。

好像是有人拨动了一个开关,随着希尔兹出现,房间里的沉重被一扫而光。

“你不会以为我只吃一份吧?”当鸡肉被递到手中的时候希尔兹问道。现场爆发的笑声环绕了他。

继女桑切斯给希尔兹戴上了他最喜欢的黑色镶边船长帽。

等吃完了饭,奥尔波特就开始了告别仪式。奥尔波特个子很高,长发中夹杂这一缕缕的灰色,她有瑜伽教练的气质,实际上她也真当过多年瑜伽教练。站在希尔兹身后,她托起一条哈达(佛教祈祷者用的丝巾),并指导每一位客人在其上送上给希尔兹的祝福。她把希尔兹的死亡称为“伟大的盛放”。

“我叫佩妮(Penny),”她说道,同时把哈达放在自己胸前。“我献上勇敢之心的祝福。”

哈达随后被传给了胡德,她抓住丈夫的手,望着他的双眼,说道:

“我叫罗宾,”她说道,温柔的声音里充满情感。“我带来了社区的祝福、正义的祝福,和平的祝福,和作为一个睿智而博爱的男人的伴侣的祝福。”

房间被塞得满满的,二十多号人围绕着希尔兹,或者靠在墙上,或者坐在地板上。还有人围在门口。

退休的联合教会牧师、希尔兹领导灵修会的成员戴尔·铂金斯(Dale Perkins)像一个被催眠的小孩一样,坐在希尔兹的床脚。

哈达在人群中传递。大家竖着耳朵听每个人的祝福。“我叫莎拉(Sarah),”一个坐在角落椅子里的黑发妇女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我爱你。”

一盒纸巾像是街头艺人的帽子一样在人群中传递。铂金斯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手绢擦了擦自己的脸。

一个接一个,充满爱、尊敬以及感谢的宣言喷涌而出。他们感谢希尔兹在自己心碎的时候敞开了大门。他们感谢他的友情,感谢他的勇气。

“我谢谢你今晚给我们的礼物。”希尔兹 1971 年就认识了的悲伤理疗师希瑟·福克斯(Heather Fox)说道。

一次又一次,希尔兹接受并感谢了每一段发言,并开一些某位宾客才能懂的玩笑来缓和气氛。当一个前同事在他嘴上亲吻道别的时候,他的妙语带来了更多的笑声:“我刚在想啊,我想要更多的亲亲,但转念一想,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胡德看到了丈夫曾经作为牧师给信徒们带来祝福和安慰的样子。他工会的朋友们回忆起 1980 年代他在活动上众多听众面前的发言。“他从没有遇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听众。”他的挚友、前幕僚长普雷本·斯科普高(Preben Skovgaard)回忆道。

斯科普高觉得当下的气氛太沉重了,于是几乎整晚都待在了走廊里。当他最终被人拉进房间后,他说了一段了爱意满满的祝福。

“你们已经说了不少约翰的优点,我还想补充一个。那就是,他天生就有把你惹毛的能力。”他说道。

这就是一场爱尔兰守灵夜,但没有悲伤带来的疼痛。希尔兹还在这里,啜饮着人生最后的美国啤酒。很多人面带惊讶地注视着他,知道他正在为他们讲授最后一课。

随着派对临近尾声,福克斯拿出了一首凯尔特民歌《临别之酒》的歌词:

它向我走来,
我该起身了,而你请坐,
我要轻轻地起身,我要温柔地说,
晚安,祝你们快乐。

希尔兹越来越虚弱。他试着讲一点什么,但他的思想已经游离了。这一次,他希望要撑过被自己称为“特殊离别之歌”的时间。他闭上眼睛,18 秒之后,看起来他好像进入了梦乡。

“当我们在夜里开放,”他终于开口说道,眼睛依然闭着,“我们能听见什么?我们能听见蜜蜂的静谧,我们能听见风掠过树梢,我们听见风和树枝之间的秘语。这时我们就知道,旅途将尽了。”

他睁开了双眼。“对于今天聚集在此的你们,你们看见了我的悲伤。但要没有悲伤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他再次感谢了自己的朋友们。希望当他们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蜜蜂轻唱的时候,能和此刻的自己一样快乐。他说:“我欢迎大家都带着喜悦欢唱。”

7 点 40 分,护士过来拔掉了药物泵。随着病床被退出病房,希尔兹向朋友们挥手告别。“稍后再见,”他微笑着说道。

“谁还能奢求更多呢?”

希尔兹逝世的早上,在开车去医院药房取安乐死药物之前,格林医生带 Benji 去沙滩上散了步。病人们有两个选择:他们可以喝一杯致命毒药的混合物,或者他们可以让医生进行静脉注射。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希尔兹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药剂师已经配好了格林医生需要的药物。里面有四种药物,被放在注射针管里。首先是一种叫做咪达唑仑(midazolam )镇静药物,能让大部分人很快入睡。之后是少量的麻醉剂利多卡因(lidocaine),用来麻醉血管。之后是大剂量的异丙酚(propofol),手术前让病人入睡的常用麻药。这种白色的浑浊液体充满了两只硬币直径的针管。在注射之前,格林医生总会提醒家人和朋友针管的尺寸,这样后者才不会害怕。异丙酚会让希尔兹陷入昏迷。最后一种注射进导管的药物是名叫罗库溴铵(rocuronium)的阻滞剂。它会停止所有生理机能。

除了一种药完成注射后,格林医生都会监视生理盐水的情况,确保这些药物彻底进入希尔兹的身体。

药剂师给了格林医生一份所有药物的备份,以防她需要重启整个过程。这样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病人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心脏用了 19 分钟才停下来,比平均时间多出了 9 分钟。从那以后,格林医生设定了一个限制。如果病人的心脏在注射异丙酚十五分钟后仍然还在跳动,她就要从头开始整个操作,确保万无一失。

药剂师把药物装进了两个蓝色盒子里,就像是建筑工人用来装午餐的盒子一样。格林医生一手拿了一个。温哥华岛上的另一名医生承认,自己在执行安乐死之前的晚上入睡困难。另一个则需要自己的伴侣在完事后开车载自己回家:她的情感都被抽空了。

“我来了后,约翰就会死。所以从技术上说是我杀了约翰。但我不会这样想。”

史蒂芬妮·格林。图片版权:Leslye Davis/《纽约时报》

格林医生没有类似的困扰。前一晚上她休息得很好,当天早上也很乐意去医院。如果说她觉得不安的话,只不过是因为她正在脑中再三检查程序,确保自己做好了准备。

她乘坐电梯到三楼,沿着医院米黄的走廊来到希尔兹的房间。他们亲密交谈了几分钟。她问希尔兹是否希望继续。他愿意。

她相信希尔兹能足够清醒做出决定。希尔兹在正式文件的最后一页上签了字,确认自己有机会改变主意,但自己坚持要执行安乐死。

格林医生指导一名护士为他插上了静脉注射的导管,而她自己去大厅里给希尔兹的家人和朋友们讲解程序。

她向众人担保希尔兹的离世将会是平静无痛的。他只是陷入沉睡,连呼都不会打一个。但如果他们觉得受不了,应该马上离开房间。“坚持待在病床前不会有奖励,对于离开的人也不会做任何评判。”她说道。

希尔兹要求五个人出席:他的妻子、继女、斯科普高、福克斯和主导自己死亡仪式的奥尔波特。当这些人进入病房,希尔兹用微笑迎接了他们。他蓝色的双眼闪着光,和浅绿的 T 恤很搭。拼布的被子盖在他的腿上。

房间里昏暗而凉爽。顶上的灯被关掉了,一扇窗户开着。窗台上布置了一个装饰有雪松树枝、光滑卵石、老鹰羽毛、一小支红蜡烛和一个小铃铛的祭坛。窗外一棵巨大的橡树被翠绿苔藓覆盖的枝条映入了房间。

因为希尔兹没法在自家的花园里安乐死,所以他的花园被带到了他身边。一支巨大的白色蜡烛在床头柜上燃烧着。过去两周里盛放三餐的医院小车被推到了一旁。上面放着格林医生的两个蓝色盒子,以及整齐排列的八只注射针管。

人们围在了希尔兹周围,妻子站在他的头边上,扶着他的肩膀。他问她事情的进展,她说格林医生给他们讲了程序,告诉他将向着光芒走去。

“听起来棒极了。”他说着,竖起一只大拇指。

她回答说,对她来说并不是很棒。他告诉她,会和计划的一样好。

奥尔波特开始了为希尔兹设计的仪式,综合了希尔兹自己的要求和一系列的文化传统。

她大张开双臂,转向房间的每个方向,将其和希尔兹生活联系在一起。东边是他钟爱的雄鹰飞翔所凭持的风,那边是火和蜕皮重生的蛇,就像希尔兹很快会经历的一样。西边是海洋,充满了游过他住所的鲸鱼。北边是树木,如同他保护过的无数棵树木。

她从窗台上取下了小铃铛,在每次转身的时候摇响,铃声在墙壁之间轻轻回荡。

她向着上天和天堂呼喊,蜷伏在地上感谢土地承载希尔兹的身体 78 年。

结束的时候,她一动不动。房间里没有一丝声响。

她说,希尔兹需要祖先们来为他引路。他们需要被召唤来此。她要求每个人模仿一个她从希尔兹身上观察到的动作:两只手按在心脏位置,然后如同大门一样张开。如果祖先的名字浮现在他们的脑中,就要喊出来。

胡德小声念着希尔兹父亲、母亲和前妻马德莱娜的名字。

希尔兹睁开了双眼,轻声说了句:鲁米。那是 13 世纪的一位波斯诗人。

桑切斯握着他的右手,小声啜泣起来。她的指甲涂成了金属绿,他麻木的手指被映得很苍白。令希尔兹相当遗憾的是,他再也感受不到这样的触碰了。

他的妻子靠过来,告诉他,他的爱光芒四射。她说完后,他说:“谢谢你,亲爱的。”

接着,希尔兹开始哼起了乔治·格什温一首百老汇老歌的副歌:“谁还能奢求更多呢?”

其他人也一起唱了起来:“我有绿草地上的雏菊,我有我的男人。谁还能奢求更多呢?”

歌声就像是一部悲伤电影的幕间休息。希尔兹这一生都过得很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心情愉悦。仪式让这一刻显得很庄重,而他为这一刻增添了几丝有人情味的轻快感。他看起来毫无畏惧。

前一天,奥尔波特问他有没有想读的诗。他说想读一首天主教诗歌:《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祈祷》(The Prayer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福克斯站在他脚边,打开了一册书,开始念道:“主啊,将我铸成和平的工具。”希尔兹无声地跟着念了起来。近五十年前,他脱离了天主教,但天主教并没有完全离开他。在这最后一刻,他生命中所有不同的片断似乎都交织在了一起。

哪里有仇恨,让我去播种爱。
哪里有创伤,有我主的宽恕。
哪里有疑惑,让那里有信仰。
哪里有绝望,让我带去希望。

福克斯念完后,他说:“我想我学会了这一课。”

希尔兹流露出的所有情绪和表现都表明,他是一个坚忍的人。但当他的妻子告诉他,不少岛屿都为他燃起了火,他们本地的长辈也在温哥华岛遥远的北部给为他击鼓时,他闭上眼睛流下了眼泪。

他谈到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说,在他的一生中,他逐渐相信,每个人都共享着同样的宇宙能量。

他说:“我们都是一体的。”

他感谢了每一个人的仁慈善良。楼下车子在街上开过的声音透过窗户传了进来,模糊地在房间里回荡着。人们用手触碰着他的肩头和双手。

格林医生靠过来,轻声问他准备好了没有。

那时,双眼紧闭的希尔兹脖子上已经挂上了奥尔波特前一天给他戴上的白色哈达。他张开双眼,目光慢慢地扫过周围每一个人的脸庞,把每一个人都记在脑海里。

他问道:“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接着,他转头看向医生。“是的,斯蒂芬妮,”他说,“我准备好了。”

她从桌上拿起了第一支注射器,把针头旋进希尔兹左臂柔软处的静脉注射导管,接着把活塞推到底。

他闭上眼。他的脸部放松下来。他似乎进入了深度睡眠。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他继女的啜泣声还在回荡。

格林医生一支接一支地拿起注射器,一直到用光了桌上的注射器。希尔兹依旧平静地躺在那里。他没有露出痛苦的深情。唯一的变化是他的脸微微有些泛黄。

格林医生拉起她脖子上挂的听诊器去听他的心跳。它还在跳动。

几分钟后,她又听了一次,然后又听了第三次。

最终,注射第一剂药 13 分钟后,她冲胡德点点头。希尔兹离世了。

希尔兹家的一碗玫瑰花瓣。希尔兹的朋友和家人聚在家里再次向他道别。图片版权:Leslye Davis / 《纽约时报》

回家,回到他的花园

那天晚上,希尔兹的遗体停放在他后院的一处担架上。一张巨大的紫色床单盖住了他的脸和身体,下面是一块厚厚的棕色摊子。他看起来仿佛只是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而已。

他头上戴着他最喜欢的黑色船长帽,帽檐拉到额头。他的枕头下悄悄放着一本薄薄的诗集: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z)的《今夜的话题就是爱》(The Subject Tonight Is Love)。

一顶米黄色的帆布帐篷为他挡住了细雨。雪松枝、白醋栗枝、榆叶梅枝从帐篷角落的花束中伸出来,悬在空中。帐篷边缘点缀着代表祈祷的旗子。

旁边一张桌子上,烛光摇曳闪烁。朋友们坐在他周围的椅子上。胡德觉得,这种在加拿大死亡的新方式最棒的部分同样也是最糟糕的部分。安排仪式既是对她的折磨,也让她振作了起来。她丈夫策划安排自己的离世事宜时,她也在策划安排他最后的仪式。他的葬礼不会交给殡葬公司,而是会在家由他爱的人主持举办。

她相信,她丈夫的灵魂会在躯体里停留两天,然后才会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因此一直会有人在花园里陪着他,为他念诗、讲故事,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陪伴他,直到他被送去火葬。

邻居们带来了食物、红酒和一捆捆生火用的木材。火一直在烧。晚上,希尔兹的朋友围在火堆旁,带着对他的回忆,为他安详的遗体唱小夜曲。那是一场社区朋友共同举办的精神仪式,令人痛彻心扉。

他妻子说:“他会喜欢这场仪式的。”

那两天,天气变幻莫测——先是雨过天晴,风渐渐平静,然后又开始下雨了。成群的鸟儿飞来这里,鹿和浣熊也来了。

高大的花旗松在希尔兹上方摇摆着枝叶。他的花园狂野而又美丽,一如他心爱的模样。

维多利亚希尔兹家的后院。他去世后,遗体在那里停放了两天。图片版权:Leslye Davis / 《纽约时报》


翻译 刘清山 乔木 Harry 钱功毅

题图来自 NYT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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