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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1968年的五月风暴,毛主义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

曾梦龙2017-04-05 20:35:53

在关于1986年法国左翼运动的所有作品中,《东风》是我读到的最棒的一部……对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动荡局势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容错过。——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作者

作者简介: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等多部作品。

译者简介:

董树宝:博士,副教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访问学者,现担任北方工业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法国当代哲学与美学、中西比较哲学、西方文学与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译作另有《混沌互渗》、《对话》(待出)、《<荒岛>及其他文本》(合译,待出)等。

书籍摘录:

导论 毛主义的诱惑(节选)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大约 40 年后, 1968 年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在 200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参加竞选的承诺之一是他会超越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各种分歧,将美国政治推进到一个和谐平稳期。就其本身而言,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活动不停地爆料奥巴马在早年政治生涯与 20 世纪 60 年代前激进分子威廉姆·阿耶斯(William Ayers)的交往,想方设法使奥巴马的政治生涯黯然失色。

同样,在 2007 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双方主要候选人都感到他们不得不对“五月风暴”的遗产表明立场。对于最后获胜者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来说,“五月事件”充当了一种消极的检验标准。因为萨科奇利用了移民郊区爆发的一系列骚乱所造成的国家不安全,所以他将“五月风暴”称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对权威的敬意渐行下降,道德的无政府态势大行其道。而社会党候选人赛格琳娜·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e)则强调她最后的选举集会将会在夏莱蒂体育场(Charléty Stadium)举行,因为该地曾是“五月造反”中一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地点。

在德国, 20 世纪 60 年代也充当着一个理解当中政治的重要参照点。 2001 年,一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有一张照片展示了外交部长、“前六八分子”(ex-sixty-eighter)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 1973 年一次示威游行中愤怒地向警察扔砖头。在保守派中间,这张照片——描绘了一场将近 30 年前发生的冲突——激起了潮水般的谴责,他们声称费舍尔不适合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一般说来,这种事件会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涨,关涉到如何将 30 年前那场令人不安的政治骚乱加以历史化。

在许多方面, 1968 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反响的奇迹之年。革命幽灵突然显现在北京、墨西哥城、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和布拉格。悲惨的是,在布拉格,“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希望被残暴地碾碎在苏联坦克的履带之下。

不过,在法国,事件却按照某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发生了。与其他地方一样,造反肇始于学生,但是“五月起义”的独特方面之一是,法国工人在两周内决定与学生示威者联合起来。这种强有力的学生—工人联盟导致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致使中央政府瘫痪,一度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逃离巴黎。一切烟消云散之时,总共 800 万到 1000 万法国人参加了罢工,法国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动乱。

电影《戏梦巴黎》,来自:豆瓣

《东风》对理解这些挑战性的、喧闹性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书通过聚焦“五月风暴”一个被忽视的背景事件——随后十年达到顶点的亲华浪潮,试图阐明这一事件的全貌。

故事始于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称是法国共产党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来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学生。由于他们对那些正发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颠倒,激情澎湃,所以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逐渐地将其视为医治法国本土各种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会说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因为毛泽东基本上禁止外国人入境。这只是点小事儿而已。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当代中国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们的心意。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政治希望与幻想来说,“文革的中国”变成了一块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项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而这些激进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已经被剥夺了现实世界的出口。中国变成“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过“生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通过采取中国红卫兵(Red Guards)之法国化身的新身份,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阿尔都塞追随者试图彻底改造自身,借此他们不仅将涤除他们作为殖民者子孙的罪恶,而且在更普遍意义上涤除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罪恶。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会神奇地弥补其他地方共产党遭遇的完全失败。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毛主义者,因为他们人数少,被贬称为一个小派别(groupuscule),一个小团体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动——1970年春突然逮捕毛主义领导者,并查封他们的报纸,那么他们的故事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五月事件”的映衬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动,未被注意的毛主义者的活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项著名的事业。让-保罗·萨特接管了毛主义报纸,大胆反抗政府独断的、残暴的政治清扫行动。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度中断巴黎体育馆(Palais des Sports Stadium)的演出,请求释放被拘捕的毛主义者。在这一极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引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太凯尔》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兴趣,他们从毛主义中察觉到一种创造性方法,用以解决法国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义。毕竟社会党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共产党变成一个“秩序党”(party of order)。戴高乐主义者与当时掌权的蓬皮杜断然拒绝放弃权力统治。然而,正是一个活跃在拉丁区(Latin Quarter)的左翼小派别在许多方面成为“五月风暴”之解放诉求的继承者。

电影《戏梦巴黎》,来自:豆瓣

由于“五月事件”以及他们与毛主义者的接触,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以前迷恋的雅各宾派(Jacobin)—列宁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像达官贵人一样,而是使民主谦逊的美德内在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他们接受了社会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们有关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后五月意识”提醒他们注意“社会”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虽然萨特的介入知识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模式得以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被重构了。对衰弱的政治先锋主义(vanguardism)的这种洞察力促使法国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评价普遍知识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这种普遍知识分子通过卖弄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令当权者羞愧不已。

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ideological blinder)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毕竟,正是法国人最早在1789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在更具当代性的人权伪装下,他们当时想重返的正是这一遗产。

毫无疑问,“五月造反”直接的反响之一就是极大地提高了乌托邦政治期望的门槛。左派分子相信“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只有数月之遥,戴高乐专横的第五共和国确实大限将至。不久,想象力将会接任权力,正如五月风暴著名的口号“想象力当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所预言的那样。

法国社会在“五月起义”的余波中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这一转变确实不像许多前“六八分子”所希冀的那样影响深远,或者横扫一切。这些变化更微妙、更长久,更具演变性(evolutionary)而非革命性(revolutionary)。它们多半发生在文化政治学更加不确定的领域,而文化政治学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各类左派学生群体的眼中所呈现的重要意义。这里讨论的转变关乎社交模式与社会角色的感知,关乎性征问题、对权威的诉求以及此前未被充分代表的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妇女、移民、同性恋者和失业者)的地位问题。

本质上,“五月造反”实现了一场日常生活彻底而激动人心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发挥了一种“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功能,由此允许法国青年人逃避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逃避法国共产党所强加的“意识形态紧身衣”(ideological straitjacket)。它能够使积极分子表达各种先于政治的、“存在主义的”关注:一系列关乎心理学、性征、家庭生活、都市生活和基本的人际亲密关系等领域的议题。通过日常生活的话语,学生激进分子能够更新当代社会批评的词汇,由此使之切合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挑战。积极分子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而言是核心的劳资对立关系。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商品化的逻辑——人际关系由此变成量化的、难理解的和物化的过程——超出了工作地点,由此渗透和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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