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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动荡的 20 世纪,中国科学家的经历五味杂陈

曾梦龙2017-03-22 18:46:39

“主要是怕打内战。打日本我们觉得是责任,打内战我们可没有责任。之所以进译员训练班,就是想转个弯子出来。在部队中是军事管理,在译员训练班中只是半军事管理,比在部队中要松得多。”

作者简介:

熊卫民: 1974 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科技史、教育史研究,主要作品有《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第一作者)、《邹承鲁传》(第一作者)、《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访谈整理)、《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等。

书籍摘录:

序言(节选)

本书主要介绍 20 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和事。在前面几篇中,按所述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分别介绍几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或他们留学归来后筚路蓝缕开展科研工作的艰难历程。

郑哲敏院士回忆了他通过层层测试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方面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作为科学家中的地下党员,傅君诏教授回国后相继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重要高校担任实职领导,并直接向周恩来、康生等人汇报过工作,地位明显高于其他留学人员。关于科学家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披露了惊人的史料。

施履吉院士思维敏锐,动手能力极强,留学美国时,被同学、老师公认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才。可惜的是,花了几年时间、克服众多障碍回到祖国后,他却因与搞瞎指挥的行政人员发生冲突、受到一些老科学家的嫉恨、缺乏基本的科研条件、遭遇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略微发挥才能。虽然他仍能凭短期内取得的一些成果而当选为学部委员,可毕竟此时的他已经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他还介绍了他对当年的“明星科学家”牛满江的批评。

饱经迫害的沈善炯院士对政治运动耿耿于怀。他介绍了在王仲良等领导的保护下,他间不容发地幸运通过“胡适批判”、“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以及王仲良调走后,他沦为“四清”运动打击对象的经历。蛮横批判所带来的精神刺激是如此的强烈,他的右眼一度基本失去视力。

邹承鲁院士回忆了他被日本鬼子从东北一路驱赶到西南,在轰炸中求学,一度从军远征印度、缅甸,然后退伍,考取英庚款出国留学,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的经历。他还对影响个人成才,尤其是影响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重点介绍了为维护科学尊严,他与政界、商界、科学界一些不端人员多次论战的经过。

沈善炯院士,来自:shszx

接下来是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对所在机构一些人和事的回顾。

范岱年教授亲历了中国科学院早期的不少大事。在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许良英等“老浙大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后,先在“整党”运动中参与“淘汰”丁瓒等地下党员,然后自己在“肃反”、“反右”等运动中也遭到“淘汰”的经过。

作为 50 年代中宣部科学处的重要成员,何祚庥院士接触过很多高层人物,了解不少内部信息,他对范岱年访谈的内容有重要补充,并顺便为自己在批判梁思成运动中的角色作了辩护。他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那些人和事的回忆,是中国科技体制历史研究的有趣史料。

巴延年书记、桂世茂秘书长介绍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学习苏联、“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等政治运动和“神仙会”、“八字方针”等调整政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具体操作过程。他们的回忆不但可与沈善炯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展示出在铺天盖地的运动背景下,他们这些不乏疑虑但无力回天的科研管理干部的辛酸与无奈。

罗登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担任管理干部,他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朱洗,他和王仲良等在反右派运动中成功保护朱洗等人,以及随后自身遭到批判的经过。从他的回忆可以看出一些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遭到“逆向淘汰”的过程。

谈庆明教授和李毓昌教授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元老,谈的都是该所的人和事,因他们当年地位有别——谈为研究人员,李为管理干部——正好相互补充。谈先生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创立(1956年)到扩张(1958 年),从调整(1961)到“文革”早期的变迁历程。包括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反右派”、“大跃进”、“除四害”、“超声波化”、“四清”等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郑哲敏、钱寿易的学术贡献等。李先生重点回顾了力学所海外归国人员的经历,其中惊心动魄之处甚多,而他对钱学森入党自传、钱学森和党委领导冲突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

有“活字典”之誉的薛攀皋先生长期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管理工作,从生物学部副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后,他更是致力于深入研究他所亲历过的那些历史。本书收录了对他的四次访谈。第一、二篇分别介绍他亲历的 1962 年的广州会议、 1964 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均有独到视角,是研究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宝贵史料。第三、四篇分别介绍他所了解的心理学科在中国、学术领导在中国科学院的坎坷历程,许多戏剧化的场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宋振能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了近 40 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 1965 — 1976 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尤其是 1972 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回忆,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

曾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胡亚东研究员回忆了 1977 — 1982 年间他陪同钱三强、卢嘉锡、周培源等中国科学界的领导,到欧洲和美国多次访问、开会,和来自台湾地区和国际科学社团的代表磋商,克服政治阻碍,使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得以共同加入国际科技社团、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访谈涉及海峡两岸的不少学界名流,其中,卢嘉锡院士的那些轶事尤其有趣。

最后一篇访谈的受访人是曾主持《科技导报》十余年的蔡德诚先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主张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他重点介绍了 1990 — 1995 年间钱学森四次向《科技导报》施压,或者说他四次顶住钱学森压力的经过。

钱学森,来自:baike

邹承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节选)

受访人:邹承鲁院士

访谈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 2002 年 12 月— 2003 年 7 月

访谈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李四光纪念馆

邹承鲁(1923—2006),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45 年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51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91—1997 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

邹承鲁:我的成才之路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说您小时候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对我们这代人来讲,那可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能不能详细讲讲?

邹承鲁(以下简称邹):我父亲过去在铁路上做事,我跟着他跑了很多地方。我1923 年生于青岛。我们在青岛住了有两三年吧,然后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东北——先是在长春,后来又到沈阳。在沈阳时正好碰上了九一八事变——事情发生在晚上,小孩子睡着了不知道,早上一醒来,发现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地上。我很奇怪。大人告诉我:“晚上打仗了,小孩子放在床上不放心,就把你放在地上。”那时,我们关着门不敢出门——外面都是日本兵。九一八事变过去十天左右,我们一家人逃到了北平。我父亲通过他在铁路上的关系,又在北平的铁路上找了个事情。然后我就在北平上小学。 1933 年,在我大约十岁、正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祖父去世了,而我也染上了肺结核,于是休学,被父亲、母亲带到无锡乡下老家奔丧。母亲带着我在无锡住了几个月,给我养病。这期间,我父亲被调到汉口,到平汉铁路局做事。那时候,铁路上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在无锡住了几个月后,我母亲就把我带到庐山牯岭,租了几间房,在那里养病——那时候肺结核没有什么治疗的特效药,就是靠休息,而山上空气新鲜,比较利于养病。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半年,我母亲看我脸色比较好了,就把我从牯岭带下山来去汉口,到我父亲那里。他们找了医生给我做检查,医生听了听我的肺后说:好了,没事了,以后注意一点就行了。

因为生病,我总共休学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功课是丢了下来,就自己补一补,然后在汉口继续上小学,一直到小学毕业。

当时,据说汉口没有好的中学,而我有个舅父在长沙做事,他蛮喜欢我的,就说:到长沙去吧,长沙有好学校。于是把我弄到长沙,在长沙的雅礼中学念了一年。那时候一个人住校——虽然舅父舅母在长沙,但学校在郊区, 他们在城里,我也只能一星期去一次;周末过去吃点好的,平常都在学校。

雅礼中学虽然也是好学校,但也不是太突出。而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初中生,年纪还小,一个人在外面,我父母不放心。于是,他们说:初中凑合着一点儿算了。就这样,在雅礼中学念了一年之后, 1936 年时,我又被接回汉口,转学进了一个中学叫汉光中学,在那里念了两年书。待 1938 年我初中毕业,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武汉局势很紧张,日本人已经打了过来。我父亲就带了我们全家坐船从武汉去重庆。到重庆后,他又在成渝铁路局找了个事情。

1947 年 8 月,邹承鲁在去英国留学的船上。来自:sina

熊:您刚才说,您父母很看重高中,您在重庆进了哪个中学?

邹: 1938 年,我在重庆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考进去后按成绩分班。一个年级 6 个班, 4 个男生班 2 个女生班。我们那个班—— 41 级 1 班——是成绩最好的。一共有 28 个同学毕业,其中 27 人通过了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校的联合考试,剩下的那个同学也考进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后来,有 4 个同学被选为(中科院)院士:朱光亚、郭可信、侯虞钧和我。

熊:您填报的是哪个大学?

邹:高考填志愿时,我自己选择了西南联大——主要是考虑到该校教授阵营强,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的教授集中在一起,其他的学校是不能比的。我母亲叫我考中央大学,因它在重庆,离家里比较近。但我不愿意。那时年纪也大了,自己有主意了,母亲也管我不住,只好让我去。在西南联大时,不但经常跑警报,而且平常的生活也很困难。昆明也老遭日本人轰炸,但昆明和重庆不一样,没有山,也没有什么防空洞。拉了警报就跑,往城北郊区跑,当时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跑,跑到离建筑物远一点的地方。生活上,虽然学校包伙,但只管两顿饭——午饭和晚饭,早饭得自己解决。可我家里困难,手头没有钱,常常吃不到早饭。为了吃饭,我只好出去打点工,帮一个酒店记账,隔一天记一晚上。这样就能有点钱,过得稍微好一点。

1944 年日本人占领了桂林。国民党很紧张,就向美国要武器。美国说,我给你新式武器你的兵也不会用啊!所以国民党就发动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活动。我报了名。那是 1944 年底的事。也就是说,我大学 4 年级上学期念完之后,就从军了。

熊:您选择从军,家里面同意吗?

邹:不同意啊!但那时候我远在昆明,家里也管不住我了。说走就走了。从军以后,我被派到印度学开汽车,在一个叫 Ramga 的小地方学了 3 个月。 1945 年夏天,上面叫我们两人开一辆汽车回国,我们就沿滇缅公路一直开到昆明。到昆明后不久,抗日战争就胜利了。我们看那形势,也不想再当兵了,就要求退伍,国民党不批准,派人劝我们不要退役。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申请去做翻译——当时需要翻译。到了译员训练班之后,好像过了一个月吧,也没开始做翻译,我们又申请退役。译员训练班没部队管理那么严,就批准了。那是 1945 年 9 月份的事。

熊:你们为什么会要求退役?

邹:主要是怕打内战。打日本我们觉得是责任,打内战我们可没有责任。之所以进译员训练班,就是想转个弯子出来。在部队中是军事管理,在译员训练班中只是半军事管理,比在部队中要松得多。 9 月份从译员训练班中出来后,我去了学校。因为学校认为我学分已经修够了,并且参军前就答应我们,只要学分基本够了、主要的课程已经修完了就可以让我们毕业,所以我去学校办了一下毕业手续。

熊:毕业之后您去了哪里?

邹:我回了重庆,开始找工作。当时找工作很不容易。靠一个老师的介绍,我在重庆北碚温泉那儿找了个工作——在中央工业实验所下属的一个实验室上班,那是个化学工业方面的工作。我在那儿工作了几个月。

1946 年初,我家要从重庆搬到南京去,我哥哥就叫我辞职,到南京去另外找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报上登了留英公费考试的消息。我就在家复习、准备了两三个月吧,然后参加考试。秋天发榜,我居然考上了。

我记得是 1946 年八九月份发榜。当年去是来不及了,只能等来年——一般是夏天乘轮船去——还有大约 10 个月的时间。于是,我又托一个亲戚找工作。那个时候,“国统区”的经济状况就已经很坏了,通货膨胀得厉害,找工作很难。他帮我在台湾找了个事。所以, 1946 年 11 月份我去了台湾,在台北专卖局下属的一个樟脑厂工作。三个多月后,正好碰上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当时,有些凶猛的台湾本地人对外省人很不友好,所以我的处境有些危险。有个当地的同事会说普通话,和我关系比较好,就邀我去他家住。我在他家住了两三个星期吧,待事情平息之后才出来。出来后和家里取得了联系,家里说:“台湾那么危险,你就回来吧。”于是我就回去了。

回大陆后在家住了四五个月,然后坐船去英国——坐了约一个月的船。因为靠的是庚款,一路上管吃管住,倒是不用自己操心。

老年时的邹承鲁院士,来自:sina

熊:然后您就到了剑桥大学?

邹:虽然我在志愿书上填的是去剑桥大学学生物化学,但到英国后,却被安排到伯明翰大学化学系做糖的研究。我不乐意,就拿了王应睐教授的介绍信——出国前,我在南京找过他——自己跑到剑桥去见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他看了介绍信后稍微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说:你等通知吧。没过多久,他就通知我过去。我就向伯明翰大学申请转学。就这样,在伯明翰大学待了大约四个月后,到 1948 年 2 月,我就到剑桥报到了。

熊:您在剑桥大学时功课紧吗?

邹:到剑桥后,因为我是化学系毕业,本科没有学过生物化学,所以导师让我补生物化学。但剑桥是没有研究生课程的——一进实验室就开始做研究,没有必修的研究生课程。毕业时也不管什么考试成绩,只看你的论文成绩。当时,凯林教授给了我两本书,说:“你把这两本书读一遍,需要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当然时间越短越好。同时,系里的有些课你可以去听——不用考,只需听听。然后,你跟我谈一次,我再安排你进实验室。”

我就一边听生物化学本科高年级的课,一边看书自学。大约三个月后,凯林教授问了我几个问题,发现我能答得上来,就给了我一个题目,让我开始做实验。他给我分配了一个实验室。他的实验室是一个个的小房间,每个房间两个人。与我同室的是师兄 E.C.Slater ,他已在剑桥待了两年,博士快毕业了,对学校和实验都比较熟。我的日常实验技术是他教的。

因为我以前没做过生化实验,不熟悉,所以 1948 年的头几个月我什么都不会做,摸索了比较长的时间,教授的题目一直做不出来,心里也有点着急。后来一下子就通了,通了就很顺利,结果一下子就出来了。结果出来后,我向教授汇报。他说:你写出来吧。我就写了一篇论文——英文是师兄改过的——然后交导师看。导师又改了一些,主要是内容方面的,有一些说法不太妥当,改了之后定稿。他对这篇论文的评价还可以,说:你可以拿出去投稿。我问:投哪里?他说:投 Nature 吧。我就把论文重新打了一遍,把他的名字打在前头,然后再拿给他看。他第一眼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说:你自己去发表。我就自己把文章投了过去,很快 Nature 就登了出来。

我在剑桥三年共发表了七篇论文,除其中一篇是和导师实验室一位博士后共同署名外,其余的论文都是单独发表,导师全都没署名。这七篇文章中,有一篇是导师给我找的题目。还一个题目是合作的,那个题目也基本上是导师定的,他说:这个题你们可以合作做。另有三篇题目是我自己找的。在我第一个工作完成之后,他说:“你可以自己找题目,你找了之后跟我说为什么做和怎么做。”经他同意后,我就放手去做那些题目。

1951 年,我完成了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即于当年 6 月回国,应王应睐教授之邀,去上海生化所工作。

题图来自:scien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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