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娱乐

这个刚拿下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的台湾导演,讲述了一个同志家庭的故事

陈莉雅2017-02-28 08:35:31

“我一直很不喜欢这部片被冠上同志纪录片,因为我讲得远超过这个,可是如果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那么撕裂、片段、片面的方式来认识同志的样貌,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

《日常对话》是导演黄惠侦与女同志妈妈的家庭故事,完整揭露黄惠侦从青年开始的生命经验,记录了整整 18 年,这是她的首部纪录长片。

黄惠侦与母亲过去一直处于情感疏离的情况,不擅沟通的母亲不愿意说出过往发生的不幸,也不愿谈论女同志的身份,两人之间产生隔阂。为了更了解、更接近母亲,黄惠侦拿起摄影机记录了她们多年以来日常中的对话,慢慢地发掘母亲的过往以及坦诚彼此最真实的情感。

而这部影片上映之后,更因为“同志家庭”的故事背景而备受注目,尤其不少人会藉此探讨婚姻平权,但对黄惠侦来说,这并非她预期的结果,更像是难以言说的巧合。

2012 年,黄惠侦生了孩子,对母女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她想重新企划手上这个拍摄了十几年的纪录片。当时,台湾社会也开始有些改变,有关婚姻平权的声音逐渐浮上台面。一个名为“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组织正准备发动连署,将民间发起的婚姻平权法案送进立法院。

但黄惠侦不知道的是,四年后这部纪录片会在各大电影节中大放异彩,不只入围 2016 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更成功拿下 2017 年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Teddy Award),这奖项是柏林电影节专门为 LGBT 主题所设置的。当然她也没能想到,时间竟如此凑巧,2016 年纪录片完成的时候,婚姻平权法案在台湾也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颁奖典礼上,黄惠侦说了 ”这个奖是属于台湾所有为了婚姻平权努力的朋友们最好的礼物”。

黄惠侦与柏林电影节"电影"大观单元策展人 Wieland Speck 合照(图/《日常对话》粉丝专页)

黄惠侦的母亲是一名女同志,出生在一个民风保守并且坚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传统的年代。根据片中透露,早年母亲因为与女友分手,最终顺应家中的安排嫁给一名男子,没想到这位男子却嗜赌、酗酒成性,黄惠侦的母亲不时遭到家暴,甚至连黄惠侦也曾遭到父亲的性骚扰。

在黄惠侦六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她与妹妹逃离父亲,此后母女三人以 “牵亡” (一种台湾民俗仪式,在丧葬仪式中由灵媒以诵经、歌舞等方式为亡魂启行)的工作努力生存,这样的经历使得黄惠侦过着一个并“不正常”的生活,而黄惠侦的母亲从未对黄惠侦谈过往的不幸所造成的阴影,或是女同志身份,尽管她不时还是会带女友回家。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黄惠侦承受着贫穷与歧视,“当时我 20 岁,其实有很多怨气,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是同志,外面的人要一直这样讲她,这带给我压力,然后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么底层,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 ” 黄惠侦接受《好奇心日报》访问时回忆起当初动念拿起摄影机,那个心中满是质疑的时刻。

《日常对话》剧照(图/镜象电影)

黄惠侦并不是影像教育本科的纪录片导演。1998 年,台湾导演杨力州正在拍摄以牵亡为主题的纪录片,找上了黄惠侦的家庭,这是她第一次认识到所谓的纪录片。90 年代,市面上开始有了 DV ,使得拍片的成本比过往降低了许多,黄惠侦也去买了台 DV,她打算把心中的疑问,透过影像来解决。

在完成《日常对话》之前,黄惠侦先是透过短片,对准那些与她同样遭受歧视与标签的外籍劳工们,以镜头纪录他们在台湾的劳动情况与生活困境,她开始理解”影像”是如何得以成为一个更强而有力的工具。

2006 年,她完成了纪录短片《八东病房》,展示了在医院里,那些需要长期照护的人们以及外籍看护。2009 年,《乌将要回家》纪录一名外籍劳工的生活,这让她获得了《劳工金像奖》。

”我觉得做纪录片绝对不是开机、关机,打开电脑剪接而已,你得对人、对社会有深厚的认识,如果没有那样的认识,要如何讲出一个真正有什么的东西” 。黄惠侦在新北市芦荻社区大学学习,期间她遇上各个领域的人,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这些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也对她产生影响。

2008 年,黄惠侦在街头参与“三莺部落”反政府迫迁活动,遇上了同样关心此议题的侯孝贤,这也为《日常对话》开启了不一样的路。

侯孝贤好奇这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女生,平时都是靠什么过活的,于是黄惠侦说明自己平时是在 NGO 组织工作,其余时间就是拍摄纪录片,但碍于单干户的身份,使得她在不同单位中难以取得信任,申请资金遇上困难。

“你们怎么这么客气,没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钱” 就这么一句话,侯孝贤让黄惠侦以他的电影公司“三三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去申请补助,并且成了《日常对话》的监制。

《日常对话》最终从四个单位获得了补助,其中包含日本的 NHK 电视台 ,以及釜山影展。

尽管如此,制作期间侯孝贤并没有对纪录片做出干涉,但黄惠侦还是定期向侯孝贤报告进度。回忆起侯孝贤的帮助,制作配乐的林强,以及给予剪接建议的雷震卿,黄惠侦受访时仍语带感激,正如同不久前,她在柏林电影节上得知自己的首部纪录片竟拿下泰迪熊奖一般,这一切都是没能预期。

《日常对话》电影剧照(图/镜象电影)
《日常对话》电影剧照(图/镜象电影)

事实上,《日常对话》并非黄惠侦首次将家庭故事搬上银幕,此前为了筹措资金她剪了一个 55 分钟的短版《我和我的 T 妈妈》,当时的剪接师是李念修。尽管两个版本的故事相同,但黄惠侦则坦言两者的节奏与使用素材不同,叙事手法上就有些差异。

侯孝贤看完《日常对话》曾跟黄惠侦提到,或许可以在长版与短版之间再取个平衡,甚至起了动念想剪个监制 2.0 版,但在他看了素材之后,就意识到这件事是件大工程。

一部拍了 18 年的电影究竟该如何呈现在有限的时间内,并强而有力地说出导演想传达的价值,这听起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常对话》的剪接师林婉玉接受《好奇心日报》访问时,说明剪接期有半年,前三个月都处于挣扎的阶段。这个挣扎来自于面对如此长久且深刻的生命片段,她必须掌握导演到底想传达什么,才能准确地传达导演的生命经验。“其实这个作品有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话语权给看似弱势的人,希望借由他们自己,讲出一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过,所以我就得不停思考,他们这个位置到底在想什么 ” 她说。

林婉玉也提到,在剪接上的一些问题,刚好遇上资深剪接师雷震卿适时地给予了不少建议,使得这部片得以顺利完成。

《我和我的T妈妈》剧照(图/酷儿影展)
《我和我的T妈妈》剧照(图/酷儿影展)

尽管《日常对话》讲述的是同志家庭里的故事,但若看过电影之后会发现,片中所提及的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家庭问题。

这就不难说明,当《日常对话》在去年金马影展与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放映时,观众的反应更多都是围绕在这部电影,以及她与母亲的关系是否有所转变。某种程度来说,这让黄惠侦感到更加地欣慰。

对于人们谈论此片,时常以同志纪录片概论,黄惠侦直接表明心情“我一直很不喜欢这部片被冠上同志纪录片,因为我讲得远超过这个,可是如果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那么撕裂、片段、片面的方式来认识同志的样貌,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黄惠侦也承认,制作期间她观察到《日常对话》仿佛就像有生命一般,每个进程,都与台湾的婚姻平权法案的进展有许多巧合。2012 年,黄惠侦生了女儿,对母女问题有了新的答案,因而重新企划此片,同年婚姻平权法案开始发动连署。2014 年,黄惠侦引进制作团队拍摄,婚姻平权法案则进入了立法院的一读程序(意即通过第一阶段),2016 年,纪录片完成时,法案则是超过两年前的一读进度。而今年四月《日常对话》在台湾上映时,法案则可能有新的决定性进展,无论是往前、或停滞。

“有时候想一想会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就是一部片子什么时候要被完成,都有一定的时间,如果在这么巧的时间点上,刚好遇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好像也有某种意义” 她说。

与其说黄惠侦不刻意让这部片与同志纪录片划上等号,更准确地说,她认为同志议题不该是唯一被讨论的,也就是说,不该单以同志去认识一个人。黄惠侦以母亲作为例子,她的母亲是女同志,但也身兼别人的姐妹、伴侣以及母亲等各种角色。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身份,没道理说那些不在主流的少数族群,永远都要被以那个少数的身份给辨识、认识 ” ,黄惠侦期待这个社会能够更了解所谓平权的内核价值——一个无论你是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等等,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会受到歧视。

而这些思考,当然也在《日常对话》里的对话中呈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如果同性结婚合法,你会结婚吗?不会,我觉得我一个人比较自由

第一句话是在《日常对话》当中黄惠侦母亲的哥哥对于社会中婚姻价值的看法,而第二句话则是黄惠侦与母亲的对话,尽管母亲在逃家之后有过不少女朋友,但她依然希望“选择”不进入婚姻。

去年 11 月,黄惠侦受邀出席婚姻平权法案的公听会,这是在法案通过第一阶段后,为进行审查所举办的凝聚社会共识的活动。当时她说道“让我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好悲惨,那才是我的人生最痛苦挣扎的原因,而非我妈妈是同志”。此番话也是在她拍摄完《日常对话》后的心得。

黄惠侦与女儿一同参加媒体试映(图/镜象电影)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黄惠侦感受到她似乎背负着更多的期待,像是替某些议题发声的社会使命,“纪录片要有社会功能与意义,但我觉得不一定只有这种纪录片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多看国外的纪录片,纪录片真的就是电影的一种”。

与《日常对话》被世人限定为同志纪录片所带给黄惠侦的矛盾相同,如今她更希望除了讨论片中所传达的社会议题之外,也能就电影的角度去观赏、感受。“作为一部电影,它有电影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如果两边都能达成就是最好的状态”, 黄惠侦说。

我们还跟黄惠侦聊了更多:

Q:好奇心日报

A:黄惠侦

Q:据说《日常对话》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的反应相当好,但片中其实当中某些背景与台湾当地文化有关,您观察他们是有进入到这种经验吗?此外当时的讨论都聚焦在哪?

A:去柏林电影节之前比较多的是担心,毕竟欧洲的观影文化是非常不同的,连我妈都会说,他们看得懂吗?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他们的反应竟然跟台湾观众几乎一样。而且看完的第一句话会说“谢谢你拍了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们看到了跟他们相关的东西,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透过电影看自己,所以蛮多柏林的观众,就说他其实跟妈妈也有这些问题,但没有去处理,这样子的观众在台湾跟柏林都有。

我相信这部片某种程度上,的确已经跨越了文化、语言的隔阂,即便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翻译没办法传达出那个意思,只能传达在讲什么内容,细节都漏掉了,即便是这样观众还是可以接收到,这得感谢影像与剪辑,他们真的是透过影像看到了一些东西,这些都让我很惊讶。

柏林是个对同志议题很友善的地方,所以同志不会被视为一个议题需要讨论,我在那边很开心、很舒服,因为他们讨论更多的其实跟电影相关,或是聚焦在我跟我妈的关系,有没有因为拍这部片就有怎样的改变,那是他们在乎的。

其实连台湾观众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好像觉得台湾社会此刻非常的分裂,两方吵得不可开交,事实上来看过电影的人,我相信他们都不觉得那是个问题,反而看到是更大面向的东西,那个才是这部电影想讲的。

我觉得如果要谈同志,我希望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同志,就是同志不是只是标签。每一个人都是很多身份,没有道理说那些不在主流的少数族群,永远都要被以那个少数的身份给辨识、认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认识这个人。

我当妈妈之后,最大的学习就是,没什么关系是理所当然,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真正了解,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课题,并不是只有同志家庭才会面对的。

Q:谈一谈这 18 年来,拍摄所历经的不同阶段?而在您拍摄的期间台湾婚姻平权的确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A:我是 2012 年企划,当时因为生了孩子就想要完成这部片,当然也是为了找资金,去一些地方提案,我还记得那年是九月拿到一笔奖金,然后当时就有人在推多元成家,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虽然我一开始不是为了这个。

接着 2014 、2015 年,法案竟然又重新来过,我就觉得跟这部片的生命搭在一起,有时候想一想会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就是一部片子什么时候要被完成,都有它一定的时间,如果再这么巧的时间点上,刚好遇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好像这件事同时好像也有某种意义,就是对于同志议题这件事上。

婚姻平权法案进度(图/婚姻平权资讯站)

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这部片被冠上同志纪录片,因为我觉得我讲得远超过于这个,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确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那么撕裂的方法来认识同志,或是不是那么片段、片面的方式来认识同志到底是什么样貌,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

甚至今年四月在台湾上映的时间都有可能是二读,你就觉得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这个时间,刚好是戏院(注:电影院)有空档,我们不希望离柏林电影节太远,回来就有人跟我们说,上映时间刚好是二读的时候,当下就会觉得,这是想躲也躲不掉。

如果就电影创作,我其实很害怕被变成一个议题,因为那样子对我的团队很可惜,他们都是很专业的电影人,他们是在做一部电影,我相信这部电影从电影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可是如果一直都只在谈论议题,我就会觉得他们的付出、心血、才华没有被看见,所以我很希望能够两边都能被看见、被讨论,作为一部电影,它有它电影的价值存在。

当然纪录片背负着比剧情片更多的社会功能,就是你要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意义存在,所以我觉得如果两边都能达成就是最好的状态。

与其说,这部片子要帮婚姻平权讲话,我更想讲的应该说是我比较希望真的能够让每个人,不论你是哪个族群,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什么恋都好,你应该都有权利去选择最适合你的方式去生活,或是当你自己。

Q:在您看来,纪录片有被赋予的使命吗?

A:在台湾因为发展脉络的关系吧,大家会期待要有更多的社会使命,甚至连纪录片导演一定要很有使命之类的,但我希望如果有天我们不要只有这样的想像会更好。

因为纪录片就是电影的一个类型,纪录片要有社会功能与意义,他担负比较多没错,但我觉得不一定只有这种纪录片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多看国外的纪录片,真的就是电影的一种,没有道理背负比一般更多,但你说有导演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拍,那也没有错,我觉得要有空间,你看连电影圈都很需要“多元” 的存在,比如说美学也好,各种可能性在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对纪录片的认识太特别了,我是从被拍摄的对象,开始认识纪录片,接着变成自己拿摄影机来拍,我觉得纪录片可以做到一个其他做不到的是,带一些东西给他的拍摄者。比如说像我妈,我觉得拍完之后她的确有改变,不光是我们的关系,还包含她自己,像是被拍之前,她一直觉得家暴很羞耻,不能讲、不要碰这件事,但因为影片拍完了,观众给她的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大家跟她说她的生命经验是很棒的,家暴并不需要羞耻。

她有点像是被“培力”的过程,就是她 empower 她自己。


题图来自《日常对话》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