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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很遗憾地说,躲在电视外窥探他人的生活,是个幻觉

曾梦龙2017-02-22 18:37:00

“孤独的人之所以倾向于孤独,更在于他们拒绝承担置身人群所要付出的精神代价。”

作者简介: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美国作家。 1962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系统的笤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1987),书名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启发,其内容、结构布局和碎片式的叙事风格都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形成呼应。

1996 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这部被著名编辑迈克尔·皮奇惊叹为“我想出版这本书胜过想呼吸”的著作出版。尽管厚达 1000 多页,晦涩难懂,充满了脚注、缩写词以及杂糅的后现代语言,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05 年,《无尽的玩笑》更是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1923 年以来世界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此后,他相继发表了《头发奇特的女孩》等三部短篇小说集,以及《所谓好玩的事,我不会再做了》《思考龙虾》两部非虚构作品集。

2008 年,华莱士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自杀。此前他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2011 年,其未完成的作品《苍白的国王》出版,入围普利策奖最终名单。

译者简介:

林晓筱: 1985 年生人,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文学译者,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师。曾翻译出版艾拉·莱文著,萨尔曼·拉什迪,雷蒙·格诺等人的作品,并参与合译《格兰塔·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 

书籍摘录:

众目窥一:电视和美国小说(节选)

小说家都是喜欢抛媚眼的人。他们往往会躲藏起来伺机窥探。他们是天生的守望者。他们是观察者。他们就如端坐在地铁里的人,冷漠的注视中暗含鬼祟,眼光近乎贪婪。这是因为人类的处境就是作家的猎物。小说家看待他人就如同旁人漠视车祸:他们如同证人,觊觎自身所见的景观。

但同时小说家往往又会显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他们花大把精力对擦肩而过的人进行细致的研究。探究他们有什么特点,表面特征如何,他们的衣摆是否挂在了前裆开口外,牙齿上是否留有唇印。无论是谁,只要被他们色眯眯的眼神盯上都会浑身不自在,并视他们为潜伏者和窥探者。

结果就导致了大多数小说家虽是天生的守望者,但往往不喜欢成为他人目光的聚焦点。他们不喜欢被人观察。偶有例外者——梅勒,麦金纳尼——有时会认为,除去极端的纯文学作品外,大多数作品不需要人们的关注。希冀他人目光的人,往往得不到相应赞赏的目光。剩下的人就只能观察别人。

我所熟悉的美国小说家大多还不到 40 岁。我不清楚 40 岁以下的小说家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是否会比别的美国人多。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普通家庭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超过六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些美国平常人家中是否包括一些小说家。我想路易斯·厄德里克应该是其中一员。我其实也不知道美国普通家庭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至此,你马上会觉察到,对于美国小说家和美国电视而言,两者背后蕴藏着某种明显的联系。首先,电视针对贪婪的人性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美国人油滑多变,无法用任何一种普世准则一概而论。但是,电视上却充斥着此类准则。它是未经许可,难以令人信服的标准。如果想要了解美国人的常态——也就是说,美国人所愿意接受的常态——我们不妨信赖电视。电视存在的全部理由在于,它反映了人们想要看到的事物。它是一面镜子。但不是司汤达式的镜子,可以映照出蓝色的天空和泥水坑。它更像是浴室里的强光镜,青少年站在它前面审视自己的肱二头肌,把自己的外形打扮得更为光鲜。这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国人惶恐的自我感知力,但对写作而言,其价值微乎其微。不过作家却对电视心存信念。毕竟,其中还是有大笔钱可以捞的,再说电视台还雇有顶尖的人口统计学家,可以依据社会科学提供数据,并且这些个研究者可以精确地测出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看什么——作为观众,我们想看到自身是什么样的。由表及里地来看,电视是有关欲望的产物。至于小说才能,欲望只是增味剂。

另一个看似强烈的潜在关联在于,电视对于那些想要观看别人,但自身却不喜欢被人观看的亚类人群来说,简直是天赐良物。因为电视屏幕只会单向度地传递信号。它是一种心理上的球形止回阀。我们可以观察他们,他们却看不到我们。我们可以无拘无束、神鬼不知地进行窥探。我曾一度相信,这就是孤独的人总对电视情有独钟的原因。那些自愿宅居家中的人也是如此。我知道美国普通大众每日要观看六小时的电视,而孤独的人则会更久。孤独的人就如同耽于想象的人一样,总喜欢单向度地观看。孤独的人之所以孤独,常常并不是因为有可怕的畸形身体,或者有难闻的体味儿,抑或其他令人不快的原因——事实上,当今已有一些组织向有上述状况的人伸出了援手。孤独的人之所以倾向于孤独,更在于他们拒绝承担置身人群所要付出的精神代价。他们对人群过敏,人群对他们影响巨大。让我们把美国常见的孤独人称为乔·布里夫科斯。乔·布里夫科斯对羞涩所带来的难堪又怕又恨,只要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人经过他,盯着他看,并对他竖起人情感知天线来,他的这种情愫就会迸发出来。乔怕得不知该如何现身,如何面对众人的目光。所以,他只能选择远离给他带来巨大压力的美国社交游戏。

作者本人,来自:douban

但是孤独的人们独居家中时,仍旧需要关注、外出和友伴。自从发明了电视,乔就可以在屏幕上观看人们了,可他们却看不见乔。这近乎一种窥淫癖。我此刻突然觉得,孤独者眼中的电视,就如同窥淫癖者手中名副其实的法宝。而有许多批评看似狂热,却比泛滥于网上、广告和观众中的批评低级得多,它们认定电视已经将我们转变成流着汗水、淌着口水的窥觑族群。此类言论虽已被证实与实情不符,却谬得有趣。

经典窥淫癖的关键在于暗地侦查,也就是说,窥视那些不知道你在窥视他们的人,看着他们私底下做着世俗而略带情色意味的琐事。有趣的是,这些经典的窥淫行为总以带框的玻璃作为媒介——窗户、望远镜等。也许,带框的玻璃正好说明了电视和那些道具一样,具有相似的诱惑性。但是看电视和窥视他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透过电视那带框的玻璃屏幕看到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有人在观看他们。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电视上那些人其实都知道,凭借这一大群窥视群体,他们才能在荧屏上放开手脚,摆出非日常的姿态来。电视并没有提供名副其实的窥视机会,因为电视节目是演绎和场景展现,此类表现形式顾名思义是需要有观众参与的。我们不全是窥觑者。我们只是观看者。我们是观众,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单独观看:可谓众目窥一。

而小说家自身之所以显得如此鬼鬼祟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让他们成了真正的窥觑者。他们需要在某人还没有准备好将可观看的部分展现出来前,就直截了当地进行偷窥。真正的窥视行为中,唯一的幻觉来自窥视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已将形象暴露给了他人,并在他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我们当中,许多 40  岁不到的作家都把电视当作真正窥探行为的替代品,但其中仍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看电视时,电视窥觑行为包含了一整套场面盛大的仿窥视幻觉。幻觉一:我们都是身在此处的窥觑者,那些处在荧屏玻璃后的被窥视者只是装作不知道,其实他们完全知道我们在屏幕外观看着他们。

幻觉二:我们这些待在荧屏外面的人,待在第二层玻璃之后也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和导演花空心思将大量可视画面通过镜头和显示器展现给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和偷来看的东西相去甚远,它们都是事先就安排好的。

幻觉三:我们通过带框玻璃所看见的并不是人们在真实环境中的举动,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观众在场时的举动。这就是说,年轻的小说家为了虚构,在真实情景中所收集起来的材料,其实是经过高度整合、编排出来的,其中包括虚构的角色。

幻觉四:我们并非真正地在观看这些“角色”。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来自印第安纳维尼堡垒,自视清高、可怜兮兮的弗兰克·伯恩斯上校,而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奥海镇名叫拉里·灵维利的演员,他极具忍耐力,能够坚持读完冒牌的窥觑者寄来的信件(信件源源不断,甚至包括来自辛迪加联盟的信件),信中他们斥责他给印第安纳州抹了黑。

幻觉五:我们并非完全在窥视演员,甚至连在窥视一个人都说不上。我们看到只是由电磁模拟电波、等离子束和背投屏中的化学反应物一起投射出来的光影,它们积聚在点状的小格当中,与其说它们显得栩栩如生,倒不如说更像是修拉抱着印象主义者的观点,对知觉幻象做出的评论那样。

我的老天,除此之外,还有第六层幻觉:这些像素点竟成了我们的家具,我们整日窥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家具,而我们拥有的椅子、电灯、书脊就摆在那里,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的眼光沉醉在“韩国”的景象之中,或者被带入“耶路撒冷的生活”之中,再或者将赫克斯特布尔家豪华的椅子、时髦的书脊当成虚幻的暗示,这一切表明我们借助此类幻象已经(偷偷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打破了屋外的隔膜,进入了当地居民的屋内——并且,还有第七、第八层幻觉……幻觉无穷无尽。

真人秀,来自:flickr

我们明明知道这些现实是由演员、光影和家具搭建出来的。但我们还是选择无视它们。它们是部分被我们悬置、不受信任的物体。但是一天要花六个小时将它悬置起来,也的确够累的了,观看者需具备窥觑者所具有的幻觉和特权。我们如何能够如此心甘情愿地沉醉在错觉之中,认定电视中的人不知道他们正被人盯着看,继而幻想我们已越过了隐私的界限,可以依靠一览无余的人类活动过活?也许有很多理由可以用来解释非现实的东西为何如此吊人胃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荧屏后的表演者们——尽管具备不同程度的表演才能——在看似无人观看的情况下表演得非常精彩。他们不会犯错——旁若无人地在摄像机前表演,堪称一门艺术。你若不信,就看看那些非专业演员的表演吧,当摄像机对准他们时,他们就会方寸大乱,或者自己吓自己,显得僵硬无比。即使那些公众人物和政客,当他们站在摄像机前面时却依旧像个表演的门外汉。我们都喜欢嘲笑电视上那些非专业人士硬邦邦、假惺惺的表演。这有多么不自然啊。

但是,当你站在极度苍白的玻璃前,成为被注视的焦点,你就会完全明白自我意识如何会让你感到眩晕。当你为了摆出一副旁若无人的表情而左右为难之际,你脸部的肌肉就会开始抽搐,这时一个戴着耳机、夹着写字板、脾气暴躁的人就会前来告诉你说“演得自然些”,而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协调好的,因为“演得自然些”和“旁若无人”是相互矛盾的。这就好比,当你还在为挥杆调整呼吸时,一个人过来让你立马就把高尔夫球打出去一样;或者就好比有人告诉你说,只要你暂时忘记面前有一头绿色的犀牛,就可以拿到一份丰厚的奖赏。这时你的身体或心灵就会产生某种英雄式的变形,这就是大卫·杜楚尼或者唐·约翰逊能在镜头下旁若无人地进行表演所必备的素质,此类压倒一切的特征,就是爱默生在电视发明前所说的“万众瞩目”。

在爱默生看来,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做到处变不惊。这其中不包括那些努力工作、默默忍受生活之艰的普通美国人。只有人精才能在万众瞩目之下处变不惊,他们是那类卓越的半人半神的物种,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就是“满目皆是假日”。电视演员眼中闪耀着爱默生所言的假日,它其实是抽离自我意识后所允诺的假期。你不用担心该如何应对。只需坦然面对他人的目光即可。这只是暂时的英雄气概。它令人恐惧且异常坚固。当然,它也是一种表演,因为你得变态地保持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这样才能在摄像机镜头和夹着写字板的人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唯有不自觉的自觉流露,才能开启电视内部那幻象遍布的镜面大厅,但对于我们观众而言,它既是解药也是毒药。

因为我们每天得花六小时盯着这些数量稀少、训练有素、能够旁若无人地进行表演的人看。并且我们爱这些人。爱他们身上超自然的品质,企图模仿他们,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挺崇拜他们的。乔·布里夫科斯的真实世界发生了转变,原本以亲属关系为纽带搭建的社群完全变成了连接着私利和科技的陌生人网络,我们通过观看电视上的这群人,获取了亲切感、归属感、亲密的友情。但是,我们撕裂了我们所见的现实。这些角色也许是我们的“密友”,但是扮演者却是陌生人,他们是人精,半神半人,并且居住在不同的维度中,只和同类相伴终老,似乎只能通过街头小报、脱口秀和电磁信号被观众知道。演员和他们所塑造的角色,距离我们如此遥远,而又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他们竟不可思议地显得自然而真实。

看电视对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影响,而我们看电视的时间又是如此之久,因此小说家或类似乔·布里夫科斯的人会不可避免地以为屏幕背后的人——这些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显得色彩斑斓、魅力四射、生机勃勃、活灵活现——虽然被人观看,但却和我们一样,毫不知情。此类幻觉是有毒的。它是孤独之人的毒药,因为它建立起一个疏远人群的循环机制(即“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那样?”,等等);它对作家也是有毒的,因为它用一种消耗小说的古怪方式混淆了真正的小说探索。我们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待真人的过度敏感性,使得我们抱着轻松的心态,动用全部感知,专注地坐在电视机和它那单向度的玻璃前。我们会看着不同的演员扮演着各种角色,等等。我们每天花 360 分钟,在无意识中不断加强对一个深层次主题的认识,这个主题认为,现实的人身上最明显的优点就在于他们的可看性,一个人存在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与其相处会怎样,而仅仅在于他是否耐看。另一个观点认为,真正的可看性只有在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观看时才会展露出来,自然而然地表现。我们当中大多数年轻小说家,或者各类闭门造车的人关注、研究的对象,之所以让我们费心思,只是因为他们虽暴露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却可以假装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则拼命成为冷漠的人,流着一身臭汗,惴惴不安地坐在地铁上。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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