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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谈论种族和谈论性向,其实殊途同归|银幕中的自由

刘起2017-02-02 07:58:53

好奇心日报将在春节期间发布一系列和自由主题相关的电影文章。这是最后一篇。

《远离天堂》是美国独立电影导演托德·海因斯在 2003 年拍摄的一部作品,从故事情节到影像文本,《远离天堂》是对道格拉斯·瑟克《天堂所允许的一切》的一次模仿与致敬。

在那部 50 年代的好莱坞家庭情节剧中,中年寡妇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年轻园丁相爱,受困于流言蜚语与道德压力,结尾,寡妇终于与受重伤的园丁相守,这个大团圆结局却被一种悲剧气氛笼罩。

在种族议题与同性恋议题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新世纪,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托德·海因斯会在21世纪之初翻拍这样一部情节剧,来处理一些不再是禁忌的问题?这种重写的意义与先锋性何在?为什么导演没有去处理并呈现同性恋与种族问题中的一些新面向,而是将目光投向过去,重新打量 50 年代末的这些社会问题?在同性恋主题的呈现上,1998 年的《天鹅绒金矿》,用华丽的影像和迷幻摇滚,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同性恋身份变迁史,而四年后的《远离天堂》中,为什么托德·海因斯的姿态看起来似乎更保守了?并且还纳入了种族这一更陈旧的社会议题。

福柯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时代。《远离天堂》讲述发生在 1957 年的一段情感故事,却并非一次感伤的怀旧、历史的喟叹,托德·海因斯绝不仅仅是在 21 世纪反观美国社会的旧伤痛,如他在访谈中所说,他的初衷并不是提醒大家,别忘记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我认为,这一次重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海因斯想要讨论更抽象的议题——面对固有的社会规则,个体如何寻求一种自由,无论是政治自由抑或性别自由。丈夫的同性之爱与妻子的跨种族之爱各占一半篇幅,同性恋情节并非只是引子,而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类型电影往往处理某一类特定的社会问题,界限分明、不可逾越,比如西部片处理的问题是文明/野蛮的对立、惊悚片处理的是人类的精神状况。而好莱坞电影的线性封闭结构,使得没有哪种类型会同时处理两个问题。

《远离天堂》中,当托德·海因斯用一个问题(种族)来冲击另一个问题(性向)时,似乎有些模糊焦点,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两个问题的指向殊途同归,最终都抽象为一个更大的问题——自由。

海因斯之所以选择情节剧作为容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类型所具备的转换功能。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样式,情节剧深谙社会危机,并且在家庭这一私人情境中加以调节。于是,海因斯将种族与同性恋这些社会问题放置在两段情感关系中,由此将社会史抽象为个人情感史。

由于社会问题在《远离天堂》中被置换为个人情感问题,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就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种族与同性恋议题是寻求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而对爱情的追求是积极自由。当消极自由(来自社会许可)无法达成时,积极自由(个体幸福)也就不可能获得。

从二战结束到 60 年代初,一种冷战心理笼罩在美国社会。《远离天堂》中,故事发生的 1957 年,实际上是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全盛时期,美国社会在冷战意识的影响下,正处于收缩阶段,社会到处是神经紧绷的状态。整个国家好像存在一种深深的凉意,如影片中他人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栗。影片中故事发生的那个封闭社区,就是彼时美国社会的缩影。

这大概也是托德·海因斯选择情节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情节剧的空间更接近戏剧舞台,其布景、灯光、服饰都是非自然、舞台化的,这种看似华丽却压迫局限的舞台空间感,正是压抑保守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外化。片中的社区虽然光鲜亮丽,却死气沉沉,如铁板一块。每个配角都兴高采烈,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是一群矫饰过度、装模作样的中产阶级。他们对女主角与园丁所表现出的带有冷漠的恶意,也以舞台化的夸张动作呈现,导演显然无意呈现配角的内心。

《远离天堂》中,因为同性恋与种族两个议题在情节中的互相撕扯与角力,使得对于自由的言说,变得更有弹性。

在一个个体自由无法真正获得的社会中,他人即地狱,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当一种歧视遇到另一种歧视,没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反而陷入一种更冷酷、更隔绝的关系中。

每个人都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被一些观念所左右。不会因为自己是异类就能包容同情另一种异类,党同伐异使得他人成为生者的地狱。妻子对丈夫的性取向,丈夫对妻子与黑人的交往,都是冷漠的苛责,而非包容理解。

导演既同情每一个人的困境、也谴责每一个人的冷漠。丈夫的同性恋行为是引发家庭分裂的导火索,但是,导演并没有过多谴责,而是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我们看到这个中年男人的罪恶感、无法压抑的欲念,也看到他为了家庭毅然被当做病人一样接收电疗,这是他对家庭的一种自我牺牲。即便当他痛哭流涕地向妻子提出离婚,我们也能体察这个人物所怀有的痛苦——为爱一个人抛弃妻子和儿女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

同时,本来是这一苦难承担者的妻子,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虽然她原谅了丈夫的行为,但却无法真正理解丈夫的痛苦之处。当丈夫走出治疗室,她带着得体、温柔得近乎甜蜜的笑容,对丈夫说,「我真为你骄傲」。无视丈夫隐忍的纠结与痛苦,轻松的说「你应该期待下一次跟医生的约见吧。」当然,这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的态度,是那个时代的局限。虽然她不带有恶意,却依然构成某种伤害。而这种由不理解导致的伤害,就是固有的规则对于自由的扼杀。

虽然《远离天堂》在影像风格和故事结构上,套用了情节剧,但在内核上却早已背离了情节剧。情节剧的核心对是家庭与道德价值的维护。《天堂允许的一切》的片名就体现出情节剧温和的姿态,虽然被世俗所不容的恋人在走到了一起,结局却是苦涩的。《远离天堂》片名如此决绝,对主流社会带着直白又强烈的批判,分离的结局,也没有给人物更多的温暖。

影片结尾的处理颇有意味。妻子追求自由失败了,丈夫却与同性爱人厮守在小旅馆的一方天地中,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但是,在一个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国家,同性恋问题往往比种族问题更复杂更难以解决。我们知道,同性恋平权运动比黑人民权运动要晚十几年,黑人平权运动自 50 年代中期发轫,至 60 年代进入高潮,接着,同性恋平权运动在 70 年代如火如荼,关于性取向的一切都可以被放到台面上来讨论。

然而,在影片所呈现的 1957 年,社会环境对同性恋毫无疑问更加严苛。那么,相对更不可撼动的性取向议题,为什么在影片中找到了某种出口,这仅仅是因为导演自身的性取向而对同性恋人有某种偏爱吗?似乎并不尽然。

首先,从文本层面来看,自由的获得是有代价的,丈夫抛弃事业、家庭及社会身份这一切的勇气,使他终于获得某种苦涩的自由。而黑人园丁则无力冲破这种社会的规则(只希望女儿能平静的生活),他的拒绝是女主角悲剧结局的成因。其次,从社会身份来看,没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主妇,与处于底层的有色人种,显然更难获得社会的认同。

而作为白人男性、有谋生能力的丈夫,就像故事前段出现的那个同性恋画商一样,是有可能被社会所谅解的。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经济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自由的基础。从社会层面来看,所有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都是被社会教化后天灌输的一种错误观念,在 1957 年同性恋问题还未全面爆发时,整个社会对同性恋似乎欲言又止,而社会冲突聚焦在种族问题,也正因如此,妻子与黑人园丁的禁忌之爱才成为众矢之的,而丈夫却有可能在整体社会对同性恋的语焉不详中,幸免于难。

新的救赎已经落空,原来那个天堂的也回不去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双重悲剧。在一个瑟克式的经典好莱坞情节剧中,禁忌的爱无法获得结果,最终是为了回归家庭,维护传统观念与道德价值。然而《远离天堂》中,丈夫与同性爱人的结合,使得传统家庭早已分崩离析,不再有需要维护的传统价值。

最后一个镜头,女主角的车消失在景深处时,我们明白,女主角已无处可回,家庭、社群,一切都烟消云散,人物的未来被悬置了。然而,影片终归还是留下一丝希望——镜头后拉,在压抑与灰暗的天空下,一枝新生的花在风中微颤。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隐喻,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呼之欲出。


作者是电影学博士,电影期刊编辑。

题图及文内图来自 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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