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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天才,不是个人成就,而是善用城市资源的结果?

曾梦龙2016-12-23 19:00:00

“天才扎堆几乎都出现在城市。漫步树林、倾听瀑布时我们会从大自然中得到灵感,但城市的事物更利于激发创造。非洲有这样一句谚语:‘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

作者简介:

埃里克·韦纳(Eric Weine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外记者,作品发表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杂志》等媒体。曾获斯坦福大学骑士学人奖。《纽约时报》畅销书《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的作者,已经译成 20 种语言。现居华盛顿。

书籍摘录:

前言:探索高尔顿盒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人就觉得我与众不同。 10 岁时我就对各种物理定律充满好奇,琢磨着要是拿个气球灌上水,从 15  楼阳台扔下去的话会怎样。因此,我跟随着牛顿、达尔文等伟大科学家的步伐, 进行了这个实验。

“你怎么不去当爱因斯坦呢!”气球砸到楼下车上,挡风玻璃被砸得粉碎,车主冲着楼上大声嚷道。管他呢,科学进步总得付出代价不是吗?几年后,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我把壁炉的烟道给堵上了,结果可想而知:消防部门来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对我说的话,“你在干什么?想当天才啊!”

啊,我可不是天才。这事之后,大家都把我当成了另类。现如今天才泛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称作天才:网球运动员、程序设计师等。另外,足球运动员也是天才,还分成“防守天才”和“进攻天才”;还有“时尚天才” “烹饪天才” “政治天才”。碰到个小孩就说是未来的爱因斯坦、莫扎特。苹果产品出问题了,就指望着苹果的天才们能帮我们解决。有很多书鼓吹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天才的潜质(我的这点潜质藏得好深),我们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是天才,意味着没有人是天才。

我一直在观察着“天才”这一概念的演化——也许说是“退化”更准确,“天才”让我着迷,就像没穿衣服的人听到“衣服”会双眼发光一样。我们真的越来越无望成为天才吗?还是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还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天才?

“天才”令人神往,不过,我们真的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吗?“天才”的英文“genius”是个拉丁词,但它现在的意思与古罗马时期已大不相同。“天才”在古罗马时期指的是无处不在的守护神,形象点儿说,就像是带有神性的“直升机父母 ”[英文“genie”(神灵)与“genius”词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才,每一个地方:城市、小镇、市场都会有自己的守护神(genius loci)。现代词典对天才的定义是 18 世纪浪漫主义人士给出的:“在创造性活动中体现出的超凡智力”,诗人们为创作出富有创意(创意这个词出现得更晚)的作品而绞尽脑汁。“天才”一词直到 1870 年才被大众接受, 20 世纪 50 年代得以广泛运用。

有的情况下“天才”用来指聪明、智商高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过于狭隘,容易误导人。有很多智商高的人一生没什么成就,而“智商平平”但成就斐然的却大有人在。所以这里指的是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人工智能专家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对于“创新天才”的定义最为准确:创新天才“能够想出新颖独特、出人意料且极具价值的观点”。这恰好也是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的标准。

举个简单的例子,把一个咖啡杯喷成萤光黄算是比较新颖的做法,但不够出人意料也没什么实用价值。那么把咖啡杯的杯底去掉呢,新颖且出人意料了吧,却没有了一点儿实用价值。怎样才能让这杯子获得发明专利呢?得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比如,发明个会自动清洗或可折叠的杯子。另外,要获得专利、要成为天才可不能指望一点一点渐进式地创新,要有跨越式的进步。

像我这样对地理充满兴趣又是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关注的问题不只局限于怎样才算跨越式创新创造,我会深入地去挖掘天才创造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此我决定进行一项试验,这次可不是扔水球。我开始了一段旅途,就像 18 ~ 19 世纪英国贵族子女遍游欧洲大陆开拓视野一样,不同的是,我不是贵族。对大学的印象只剩廉价啤酒和女人,唉,现在要用上大学知识的时候就知道后悔了。于是只有向岳父寻求点儿建议,他用悦耳又有点儿含糊的腔调说道:“年轻人得多学习。”

最开始我在伦敦求学,这里不仅培养天才,还研究天才。假如你像我一样对所谓的“天才学”很感兴趣或喜欢悄悄往毛毡里扎大头针的话,你一定得去看看“高尔顿盒子”,这盒子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找到。

有天早上,踏着春风,我乘地铁到国王十字火车站下,然后步行几百米到了霍格沃茨校区。盒子的保管员苏哈达·达斯在门口迎接我,我对她 印象特别好,特别喜欢她的微笑和眼神。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很普通的房间,眼前桌上就放着这个盒子。苏哈达戴上手套,像做手术一般小心翼翼地靠近盒子。

盒子的主人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盒子形状很奇怪,高尔顿自己也是一位怪异却又充满智慧的人。他是19世纪的科学家,博学多才,智商接近200,与达尔文是表兄弟,他开创了统计分析、问卷调查、复合肖像、法医指纹等新方式,也是世界上最 早的一批气象学家之一。此外,“先天与后天”(nature versus nurture)这个词组也是他创造的。

高尔顿的座右铭是:“能统计的时候就统计!”在他眼中,有价值的事情都可以用数字来计量。有时,他要将遇到的问题“拆成一个一个的字”才能理解。高尔顿不善社交,与数字相处才会让他觉得自在。

苏哈达从盒子里取出毛毡和几枚针,轻轻地放在桌上,解释道:高尔顿曾经用这些工具来制作一个英国美女分布图,在地图上体现最 美女性集中在哪些地方。该如何下手呢?在维多利亚那个时代,让生性害羞的高尔顿举办个选美比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他的办法就是在兜里装上毛毡和针,自己来到各城市,在街边角落偷偷观察美女。看见一位他认为特别漂亮的女性就扎四枚针、不那么漂亮的扎三枚,以此类推。他走遍英国,用这样的方式偷偷地给每个城市的女性打分,最 后得出的结论是伦敦女性最 美,而苏格兰亚伯丁女性最 丑。

大家对高尔顿的这张美女分布图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的《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该书出版于 1869 年,对杰出发明家、领袖、运动员等人群的家族进行了深入研究,最 后得出结论:天才是基因遗传的,也就是“天生的”。高尔顿认为可以用基因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家庭能培养出多名杰出人物,而有的家庭则一个天才都没有。移民和难民多的社会往往能取得更为杰出的成就,原因在于“引入了珍贵血液基因”。为什么有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更伟大?古希腊曾一度辉煌,后来因与“次等”人结婚破坏了血统。书的最 后还解释了为什么天才都是白人,而且像他一样多数生活在与欧洲大陆相隔的一个小岛上。此外,女性只在题为“文人”(Literary Men)的一章中出现过一次。

高尔顿的这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猜疑已久的事情有了科学的论证:天才是天生的,并非培养创造出来的。

苏哈达小心翼翼地将针和毛毡放回原处,她告诉我自己对这盒子和高尔顿的感觉挺复杂。高尔顿出身高贵,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特权。

“高尔顿清楚自己生活在精英社会,”苏哈达说道,“同时他又十分聪明,是 个丈量出我们认为无法衡量的东西的人。”苏哈达一边说一边脱掉手套,“他也是 个质疑我们认为毋庸置疑的事物的人。”高尔顿从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手中抢过“天才”这一研究课题,让科学家们着手研究。

不过,他那天才是遗传的说法很不准确。天才不会像蓝眼睛、秃头等特征一样遗传,天才基因并不存在,各大文明也不会因为基因库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诚然,基因是创新天才得以出现的部分因素,但并非绝对因素,心理学家认为基因只占了 10%~ 20%的原因。

与天才是天生的这一说法相对的是天才取决于后天培养,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研究表明,坚持1万小时或者 10 年以上的刻苦练习,就能成为某方面的大师,那么成为天才自然也不在话下。现代心理学证实了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成功等于 99%的努力和 1%的灵感。”

的确,汗水是成功重要的因素,但是似乎还缺点儿什么。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就像高尔顿一直在思考数学难题一样。走过维多利亚校区的时候,春风不再,下起了绵绵细雨。

几个月之后,我去了 7000 多英里之外的另一个校园里,看到了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上万张索引卡片。每张卡片上用很小的手写字记录着某个历史事件和当时的一位名人,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米开朗琪罗。卡片根据时间和地点分类得很清晰,这么有条理还真是有高尔顿的风格呢!不过,盒子的主人可比高尔顿活泼多了,他此刻就站在我跟前,热情地与我握手。

盒子主人是凯斯·西蒙顿院长,皮肤黝黑,人很瘦。此时的他其实应该在休假,但他仍精力满满地在工作。西蒙顿穿着牛仔裤、人字拖,每天穿一件印有不同天才或领袖的T恤[今天这件印着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有辆山地车斜靠在书架旁,屋子里飘荡着舒伯特的曲子,加州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

西蒙顿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他最 喜欢的事是冒险,常常会去那些别人都不敢靠近的地方享受黑暗和孤独,这又让我想起了高尔顿。西蒙顿也痴迷于对天才的研究,为数字着迷。(有一次他问我微分方程学得怎么样。我不怎么样。你们呢?)

与高尔顿不同的是,西蒙顿不会偷偷在毡上插针,他擅长眼神接触等基本社交技能。西蒙顿出身并不高贵,父母都是蓝领阶层,父亲在高中就辍学了。最 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像高尔顿那样有种族偏见,他将世界看得很透彻清晰,关注着更有高度的东西。

与很多人一样,西蒙顿从小就开始对世界充满好奇。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迷上读家里的《世界百科全书》(World Book Encyclopedia),能盯着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天才的照片看上好几个小时,就像其他小孩看棒球手和明星的照片一样。小小年纪的他不仅懂得欣赏这些天才的成就,还会研究他们有趣的生活经历。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曾在佛罗伦萨街头大吵,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曾在柏林边喝咖啡边闲谈。

上大学时,西蒙顿提交的“文明史”课程论文里竟出现众多数学方程式,还多次提到热力学原理。老师对此无法理解,严厉地批评了他,说:“硬生生将普通法则套在历史进程上,怎么能理解历史?”听了这话,西蒙顿深吸了一口气。后来他用将近 50 年时间来证明老师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西蒙顿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潜心研究“天才学”这一新兴领域。

研究这一领域并非易事。以包容著称的学术界其实向来都不喜欢制造麻烦的家伙。大学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天才,然而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创新”和“天才”竟然都还未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罗伯特·格鲁丁(Robert Grudin)曾说过,“文明中有两种领域往往缺乏研究:其最 嗤之以鼻的和最 看重的领域”。“天才”这一领域在当时恰好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所以没得到深入研究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虽然大加赞赏那些敢于克服重重困难、打破陈旧模式的孤独创造者们,但同时又会背地里(有时甚至公开)蔑视他们,对新观点更是格外防范。

“身边的人知道我要研究天才学,都觉得我疯了”,西蒙顿说道,“他们给我列了个论文学术期刊清单。”但生性固执的西蒙顿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要向大家证明自己。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蒙顿潜心研究,开辟了“历史测量学”这一新兴领域。历史测量学主要通过运用社会学数据等工具对历史进行研究,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个体来进行心理解剖。这与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不大一样,主要研究的对象不是战争、谋杀或各种疾病,而是历史中杰出的艺术、哲学、科学成就等“亮点”事物。

西蒙顿的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测量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天才出现会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天才不会单独、分散出现,而是扎堆出现,比如公元前 450 年的雅典以及公元 1500 年的佛罗伦萨出现了大量人才和新观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已经证实并非基因作用,黄金时代的起落比基因库的改变要快得多,那么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气候?财富?还是单凭运气?

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些问题,而局限在“自身因素”中寻找答案。假如真的仅凭个人内部因素,天才扎堆现象又该如解释呢?假如创新只是个人特质,心理学家应该早就可以研究出一种“创新型人格”。天才各式各样,有的像米开朗琪罗一样阴郁内向,有的像提香一样快乐开朗。

我们犯了高尔顿一样的错误,把针插在错误位置,问题偏离方向。与“创新是什么”这一问题相比,更应该问的是“创新在哪里”。可千万别只想到现代化大都市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美味寿司店和剧院,它们只是创新的产物,并非来源。并不是靠躺在懒人沙发上吃免费食物就能进行创新,黄金时代的到来往往源于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因素。创新的关键在于文化。

文化这个词的含义比词典上的解释广泛得多,不仅仅是指“相同的态度、价值观和目标”,文化就像一汪浩瀚却隐形的海洋,我们畅游其中。用现代点儿的数字技术词汇来打比方,文化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IT网络。虽然不太稳定容易受人们情绪影响,但没了它我们就无法交流,更别谈取得什么成就。直到最 近我们才慢慢意识到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西蒙顿等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一套关于创新的理论,从而破解天才扎堆的环境之谜。

我决定对这天才地理学进行一番探索,让西蒙顿的数字显得更加生动有趣。但这并非易事,天才扎堆出现不仅受地点限制还受年代的影响,如今的雅典与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个城市截然不同。即便如此,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些许痕迹。

西蒙顿听了我的想法后点头表示支持,正准备起身离开时,听到他提到一个名字“阿方斯·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

“我从没听说过他。”

“没关系。”西蒙顿向我解释。康多尔是比利时的植物学家,与高尔顿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对高尔顿关于遗传天才的观点表示反对, 1873 年写了一本书论证天才的决定因素在于环境而非基因。不过,康多尔也有自己的文化偏见,在一群科学家中,他只认为某位来自比利时的科学家是天才。西蒙顿认为康多尔这本《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与科学家》(Histori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Depuis Deux Siècles)是“关于天才的最佳书籍之一”。

遗憾的是,很少人关注这本书,世界不愿倾听康多尔的想法。

“只是给你个参考。”西蒙顿说道。与他道别后,我无精打采地穿过加利福尼亚的校园,来到一家酒吧,点了杯烈酒,思考着接下来的艰巨任务。

我选取了 7 个历史上天才扎堆出现的地方以及一个现代天才之地,其中有的是大都市,如 20 世纪初期的维也纳;有的是小城,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的名闻世界,如古代雅典;有的则相对默默无闻,如 19 世纪的加尔各答。无论如何,每一个地方都见证过人类成就的巅峰。

天才扎堆几乎都出现在城市。漫步树林、倾听瀑布时我们会从大自然中得到灵感,但城市的事物更利于激发创造。非洲有这样一句谚语:“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

疯狂的旅程即将开启,我的脑中一堆问题。这些扎堆的天才所具备的特质是同一种呢还是各有不同?当然,当时孕育天才的环境一定有其独特之处,但会是同一种独特吗?那个时代的精神消逝后,天才也会彻底不见吗?还是我们仍可以寻找到些许痕迹?

一堆问题中,有一个 个跳出来,这个问题既不是关于“怎么样”,也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开始这段旅程呢?最 简单的回答是,我要对人类追求幸福或精神满足进行一番探索。可能还有点儿私心,希望路上遇到的天才们能传授点儿什么给我。人到中年,成为下一个爱迪生或达·芬奇的希望早就随着我的头发一同消失了。但我还有个9岁的女儿,她还有希望啊,做父母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所以父母们不遗余力地在孩子身上下功夫,教他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送他们到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接受熏陶。

有的父母会担心孩子的基因问题,我不会,桑娅是我从哈萨克斯坦领养的,不会遗传我神经质的基因。我和妻子努力为她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在我看来生长环境比基因和其他什么都重要。

“家族”还可以称为宗族、部落,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称之为“大自然的杰作之一”,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称其为“无情世界中的庇护所”。家族还是一种微文化,每个成员都会直接影响家族文化。家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可能培育创新但也可能扼杀创新。

这样一想,我突然感觉责任重大。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创新创造就像关爱一样,得从家庭做起。这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程即将开启,一定要时刻用家庭的责任来提醒自己。

题图来自: dou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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