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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这些被访者对世界和对公共事件的发言,也许会对你有启发

曾梦龙2016-12-19 19:26:42

世上最令人向往的是忠实于自己的自由,即诚实。——苏珊·桑塔格

作者简介:

夏榆,作家、资深文化记者。多次访问海内外思想、文化、政治精英,报道大量具有公共意义的人文事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文本见证。应邀访问瑞典、挪威、波兰、德国,自 2005 年起,多次报道“诺贝尔奖颁奖盛典”。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获《人民文学》散文奖、新浪潮奖、在场主义提名奖、中国报人散文奖。

书籍摘录:

2004 年 12 月 28 日,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去世。记者夏榆和三位与桑塔格有着不同交集的人各约了一篇稿,以此纪念这位美国著名的作家、艺术评论家。

纪念苏珊·桑塔格(节选)

以个人的声音反抗世界的冷漠

杨炼(诗人,现居英国)

苏珊 · 桑塔格给我的印象是锋利,敏捷,爽快。文如其人,如果考虑到她的年龄,也可以加上美丽。

我第一次见到苏珊是 1997 年,在伦敦。一个专辑的出版仪式上,我的朋友、荷兰作家伊恩 · 布鲁玛跟一位女士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当她的名字被介绍出来,在座的人都非常兴奋,而她面对欢迎的热烈,只一再重复自己是个普通“支持者”。这是她给自己的“头衔”。她一经和我介绍,马上谈起中国。从那以后,我和她时有书信往还。

苏珊 · 桑塔格被称为美国屈指可数的欧洲式知识分子之一。欧洲式知识分子的特点,第一是坚持欧洲文化传统的人文关怀,以此作为一切思考的动力;第二是通过对欧洲文化(也就是自身文化)深度的认知,去获得对其他文化理解的深度。这对当代大多数美国人很有意义:当自己是空白时,不可能对别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认识之后,每次我去美国,都会打电话给她,也多次去过她在纽约的寓所。那所很大的公寓,布置得非常美丽。它位于曼哈顿西侧一座大楼顶层,直接俯瞰哈德逊河的水面。我们的每次交谈,都热烈深刻,不论是在煮咖啡的厨房里,还是在摆着一辆锃亮摩托车(她儿子的礼物)的大客厅里,她的目光总是热烈而专注,她的谈话,很少空洞的寒暄,总是直接切入主题,无论谈的是中国、文学或电影,她三句两句就会把老生常谈抛开,去抓住最值得思考的东西。和她谈话,我好像能看见,她的头脑像一架思维机器,不停地超高速运转。那实在不像一个女人的思维状态。话说回来,她的家,正处处体现出男性之旷达和女性温柔的组合:想想那辆客厅里的摩托车象征的含义吧;但她招呼起客人的茶点来,又活脱一个家庭主妇。苏珊当过妻子、当过母亲,晚年又和一位女士同居,在性别上,也是如此特立独行。

还有一点,苏珊虽然是一位世界名人,但私下接触时一丝所谓的名人架子都没有,相反,一派真诚、朴素、美好,对人毫无戒备心,有时兴奋起来活像个小孩儿。我发现这种“纯正”的感觉,在许多事业有成者身上非常普遍。而那种认为名人一定怪僻的想法,显得多么可笑。

2003 年上半年我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巴德学院教了半年的诗歌写作。周末或假期,有许多去纽约的机会,所以那段时期,跟苏珊见面比较多。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当年 4 月上旬,我、苏珊、伊恩 · 布鲁玛在纽约中国城一起吃广东午茶。虽然苏珊和伊恩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对于伊恩 · 布鲁玛在“9 · 11”以后比较明确地支持美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对所谓恐怖分子的强硬态度,苏珊始终坚持原则,针锋相对。伊恩是荷兰人,喜欢足球,并认为今天的足球赛取代了昔日民族战争的位置,但苏珊立刻插话:“可是美国干脆不玩你们的游戏,美国连体育也要把自己和世界分开!”这个插曲,与其说与国际政治有关,不如说跟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有关。对苏珊,如果误差发生在朋友身上,更非争个明白不可。我觉得这才是所谓“诤友”吧!坐在同一张餐桌上,我从一个非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显然苏珊在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上,比伊恩要深刻得多。伊恩看到的是西方普世的民主价值,但是苏珊 · 桑塔格看到了更深一层:在现实中,这些价值沦为抽象口号有被利用的危险。尤其是美国,对内完整的民主系统和对外的帝国主义强权,既自相矛盾又并行不悖——但这些行为恰恰是对西方这些价值体系的撕裂。

从 2004 年的 5 月开始,她的病情又恶化了。

有人把她视为“美国的良心”,我觉得这个评价相当准确。因为任何文化和社会最需要的,是一种既来自内部但又能保持相当距离的清醒的观察和批判。我觉得苏珊 · 桑塔格代表了这种文化的特质。第一,她是一个从西方文化内部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她所坚持的正是西方文化所标榜的独立思考和发出独立的声音。而且,她的思考不是居高临下的,以西方人的姿态去同情或者抨击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处境。不像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只要谈起“政治”一词,就只意味着讨论伊拉克、朝鲜、中东等所谓第三世界的有麻烦的地区。苏珊 · 桑塔格态度很明确:她的思考针对的对象,始终瞄准西方文化之内的现实。她所说的政治不是“别处的”“他人的”,而是自己的、脚下的。她通过对自己所在现实的政治批判,把思考的焦点拉回、集中到每个西方知识分子身上,从而强调了每个人不容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她非常诚实。她坚持的,正是欧美文化传统的内在精髓。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良心是这个文化的立足点。苏珊 · 桑塔格自己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以血缘论,她的声音本该贴近以色列,但她历来恰恰在抨击美国和以色列政策的罪恶。在这一点上,她比也是刚去世的有阿拉伯血统的萨义德更需要勇气。她不仅是美国的良心,也是世界的良知。

苏珊 · 桑塔格的一生,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尊严和高贵。我认为,自私、冷漠、玩世不恭这三个词可以为今天物欲横流的世界画出一幅贴切的肖像。而桑塔格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样的世界上,坚持发出一个个人的、反抗的声音。就请把这作为献给她的最后题词吧。

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

杨小滨(学者,现居美国)

我正在外面旅行,在旅馆里看 PBS 重播采访桑塔格,完了之后说是她当天去世,十分悲痛。回想多年前去她纽约的寓所对她做访谈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当时我还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因为本来觉得是去采访一位老太,但没想到年过花甲的桑塔格仍然风姿绰约,缕缕黑白相间的头发显得既沧桑又时尚。

我对桑塔格第一次直观的印象,是在几年前美国广播公司(ABC)晚间电视新闻对她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内战前线导演《等待戈多》的特别报道。访问她的时候,她说:她并不是有一天坐在纽约,然后突然决定要去萨拉热窝,上演贝克特的那出剧。萨拉热窝 1993 年 4 月被围困的时候,桑塔格就在那里住过一两个星期。当时的萨拉热窝,没有电视,没有夜生活,没有体育活动。音乐家走了,舞蹈家走了,画家也走了。人们没有任何娱乐的东西。在枪弹的恐吓和无聊的包围中,人们都快疯了。那时候,桑塔格决定自愿去萨拉热窝过一段时间,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周,桑塔格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三年。她在那里搞了很多项目,1993 年夏天在萨拉热窝被包围的点着蜡烛的小型剧院演出《等待戈多》是众多项目中的一个。

在那次访问中,桑塔格对我善意的挑战性问题并没有不快。我指出她年轻时候最著名的主张是反对释义,强调形式感、多义性、暧昧性,和她晚年对社会政治意义的偏爱有所不同。同时,她早年对即兴艺术的推崇也和她晚年对后现代艺术的批判有相当的差异。桑塔格对此一一作了回答。可以看出,桑塔格不单是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是优秀的小说家。她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不是脱节的。其实,对艺术形式的强调,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政治姿态。而对后现代的不满,并不是对艺术变异的不满,而是对低俗文化的不满。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是那次采访的重点。记得她思路相当敏捷,往往没等问题问完就明白问题的要点,抢先回答。同时她对中国也十分关心,和以往对中国怀有某种简单乌托邦想象的西方思想家有很大的区别。

尽管她不喜欢被滥用的“知识分子”概念,作为一位真正特立独行的、具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桑塔格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反对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是的,把自己当作历史代言人或者先行者的“英雄”姿态。她不属于任何派别和流派,拒绝被归类,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十分难得的品质。更重要的是,桑塔格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可以说,桑塔格反对一切将事物简单化的倾向,这也是艺术的本意:艺术是无法归结为某种信息和规则的。

那次的访问,我们给它命名为《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桑塔格对我们整理出来的访谈作了认真详尽的修改,让我们领略了她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

我们失去了一个评估世界的清晰尺度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现居香港)

苏珊 · 桑塔格的随笔《文字的良心》是我翻译的。这是她在 2002 年5 月 9 日获得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时发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政策,这篇演说,连同她在《纽约客》批评美国的文章,都属于逆耳之言,引起广泛争议。这个由耶路撒冷国际书展颁发的国际奖授予其作品探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的作家。自 1963 年设立以来,获奖的作家包括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法国作家西蒙娜 · 波伏瓦、捷克作家昆德拉和南非作家库切。

苏珊 · 桑塔格的写作和思想给我的印象是,无论作为作家、批评家或知识分子,她都勇敢而可信地承担责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以及最重要的——保持人格的完整。我没有见过她,但胜于见过。我觉得苏珊·桑塔格是经得起考验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以前,我曾对桑塔格有所警惕:她是在美国那自由和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关注国内外事件,尤其是声援其他国家被迫害的作家。但我总是觉得,这太容易了。我老家有句话:趴在棉被下喊冲锋。“9 · 11”之后,我期待她的发言。她果然在《纽约客》写了一篇唱反调的短文,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她在《纽约时报》发表反战的——这次是较长的——文章;美军虐囚事件曝光后,她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长篇大论,不但对事件本身,而且对美国本身作全面而淋漓尽致的批判。

我翻译过她的作品,但在数量上,我绝非桑塔格的主要译者。造成这个印象,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较早地翻译她的一些文章,二是我较及时地翻译她的一些文章。

她的随笔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评论家的随笔,后期(《重点所在》一书和近年见诸报刊的随笔)是作家的随笔。这我也曾在别处概括地说过了。但我最近重看她的两篇早期随笔,一篇是论加缪的,一篇是论薇依的。这使我觉得我可以提供更具体的看法。我觉得她早期作品是论述她对别人对事物的看法的看法,后期则是表述她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论加缪和薇依的文章,都是绝好的文章,但碰巧我喜爱加缪和薇依,而我觉得她并未进入他们的灵魂,她的文章是争辩式的,我呢,一边读一边质疑她,尽管我赞叹她说得那么机智,那么精彩。她的后期随笔直接表述她对事物的看法,而我频频点头称是——她直接呈现自己的灵魂,以及她所见的事物的本质。

苏珊 · 桑塔格的思想和写作在前期更多是表现才智,后期更多是体现良知。因此可以说,她加强了读者的才智和良知,但我想她会希望有才智的读者也更有良知。

以我个人看,这个人的去世对国际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他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不过,她还在以她的死继续作出贡献:美国人会发现,外国人最珍视的,不是他们的军事、经济诸如此类,而是一个很不美国的奇女子。

题图来自: dou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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