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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惊悚片相比,“神经惊悚片”让你知道更少,感受更多

娱乐

和传统惊悚片相比,“神经惊悚片”让你知道更少,感受更多

Patricia Pisters2016-11-12 07:22:15

我们的神经元好像坐上了过山车,而跌宕起伏之后我们最终将了解整个故事。

帕特丽夏·皮斯特斯(Patricia Pisters)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专业的教授。她最近一本著作是 2015 年出版的《Filming for the Future: The Work of Louis van Gasteren》。今年三月,她组织召开了一场名为Worlding the Brain”的研讨会,针对神经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2011 年,琳恩·拉姆塞指导的惊悚剧情片《凯文怎么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上映。这部电影堪称惊悚片的精品之作。该片根据莱昂内尔·斯韦弗(Lionel Shriver)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名叫凯文的男孩逐渐成为杀人恶魔的故事。

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饰演凯文的母亲,而影片正是以她的噩梦拉开了序幕:这位母亲参加了一场番茄狂欢节,然而却淹死在鲜红的番茄汁里。她从梦中惊醒,却发现房子和汽车都被人涂上了红油漆。从头到尾,这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弥漫着恐怖和惊悚。

作为观众,我们也体验了这种恐惧:代表着现在的暗红灯光,代表着过去的凄白灯光,母亲焦虑的表情,儿子冷漠无情的凝视...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随着影片故事的发展,我们渐渐了解到了凯文罪恶的一面。不过,影片是以凯文母亲的视角展开。自始至终,我们只能看到她的情绪和想法。当恐惧这样的基本情绪和更高层面的感情(比如愧疚、希望、绝望)以及更加微妙的情绪产生冲突碰撞时,影片就产生了悬念。

这种新类型的电影被称为“神经惊悚片”(neurothriller)。它创造出了恐惧、欲望和悲哀,依靠的却不是传统的叙事手法。相反,它利用声音、影像和复杂的电脑特效技术创造出了一切。这种新的手法冲击着人类容易情绪化的大脑,使我们打破古板思维体验到了新的感受。

也许第一个利用影片来冲击人类大脑情感中枢的便是悬疑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

他称电影院是自己的实验室,而每一部电影都是他开展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电影技术和观众的观影体验产生相互作用。悬念和惊奇,欲望和憧憬,欢笑和恐惧,同情和厌恶…希区柯克就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情绪和感觉来刺激观众。他给观众传递信息的叙事方式与众不同,采用的拍摄手法也会产生独特效果。这样一来,希区柯克就能熟练地掌控观众的感受,引领他们从一种情绪切换到下一种情绪。

在拍摄《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1959 年上映)时,希区柯克甚至向编剧欧内斯特·雷曼(Ernest Lehman)坦白,称他想要直接访问并控制观众的情感。

唐纳德·斯伯特(Donald Spoto)在 1999 年出版的传记类作品《天才的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Genius)一书中称,曾经有新闻报道表示希区柯克对编剧说过这样一段话:“观众就像是你我手中弹奏的巨大风琴。有时候我们弹奏的是这个音符,得到了一种反应。接着我们弹奏另一个和弦,他们便有了另一种反应。有一天,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拍摄一部电影——他们的大脑里会被植入电极,而我们只需要按下不同的按钮,他们便会产生对应的感受。我们能使他们感到恐惧,也可以使他们感到欢乐。这难道不是一件绝妙的事情吗?”

如今,希区柯克想要直接访问并控制人类大脑的“幻想”已经成为了现实。

在神经学领域,我们可以对身患帕金森综合征的病人使用脑深部电刺激疗法(deep-brain stimulation,简称 DBS)。使用同样技术的实验能刺激更多令人感到愉悦情绪的大脑回路,旨在治愈患者的抑郁症。相反,神经科学家还利用希区柯克的电影来研究人类大脑产生的情感。虽然电影并没有变成研究大脑的机器,也没有将电极植入到我们的神经元组织之中,但是相比于悬疑大师的作品而言,新类型的电影对大脑的影响更深,也更直接。

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使然,当代电影人不仅通过神经学实验对人类大脑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也利用自己的作品刺激了观众神经系统的情感中枢。当然,他们无需借助复杂冗长的叙事便完成这一切。

在电影的早期时代,如果导演想要刺激观众大脑,使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反应,最好的办法便是利用故事情节。比如说,希区柯克认为,如果观众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比银幕上的角色更多,那么他们便能更多被调动起来,进而产生情感上的羁绊和纠葛。这位大师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设计悬疑的主要原则:“让观众来扮演上帝的角色。”

2015年,肯特·琼斯(Kent Jones)指导的纪录片《希区柯克与特吕弗》(Hitchcock/Truffaut)上映。琼斯曾经和希区柯克进行过一场传奇一般的采访,时间长达一周。根据这一周的访谈内容,琼斯在 1967 年出版了一本书。如今,他又拍出来这部纪录片。

在影片中,琼斯导演为我们解释了希区柯克总结的叙事原则。在访谈中,希区柯克曾经用一个场景当作例子:两人静静地坐在桌子边上,开展一场对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两人愉快地聊天,突然一颗炸弹炸响。这时候,观众便会产生惊讶的情感。

假设还是刚才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也就是两个人坐在桌边聊天。但是这一次,观众已经看到了特写镜头:一颗炸弹藏在桌子下面,计时器上的数字不断变小。这一切都预示着爆炸的时刻即将到来。场景中的两个主角一无所知,只是继续欢愉聊天而已。但是,观众已经被导演引领到故事之中,因为他们想要向两个主角发出警告,提醒他们在炸弹爆炸之前停止聊天并赶紧离开。这样一来,导演就成功创设了悬疑的效果。

在所有的希区柯克电影中,他讲述的故事都创设了一种一触即发的情绪环境。1954 年上映的《后窗》(Take Rear Window)是一部讲述电影的电影。影片中,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饰演了男主角杰夫,一位因为摔断腿而被束缚在公寓内的摄影师。他每天无所事事,便开始通过窗户偷窥周围邻居的生活。作为终极旁观者,他通常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暗之中,观察着眼前其他角色的一举一动。

对他而言,不同的窗户就好像一个个小型电影银幕一样,每一个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当一个女人突然从公寓中消失时,杰夫便怀疑是自己的邻居杀害了他的妻子。格蕾丝·凯丽(Grace Kelly)饰演了杰夫的女朋友莉莎(Lisa)。她着手开展调查,潜入了那个消失女人所住的公寓。而就在此时,杰夫看到那位有杀人嫌疑的邻居也正好回到家中。这样的情节在观众心中埋下了悬念。与杰夫一样,我们也希望警告莉莎,但却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咬着指甲,捂上双眼,将身体挪到座位的角落里,心里全是对莉莎生命安全的担忧。

其他类型的故事元素也能创设悬疑:利用不同场景之间的切换来延缓故事的推进;强调突出细节,比如一杯牛奶,一把钥匙或者镜头背景里的一个打火机;添加带有情感的背景音乐;聚焦表现角色明显与现实环境(比如一个浪漫的场景)有矛盾的面部表情。

除此之外,当观众对其产生同情的角色陷入危险时,它们便能引发观众产生更多的焦虑感。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之中,希区柯克描述了自己间谍元素惊悚电影《海角擒凶》(Saboteur,1942 年上映)最后出现的一幕悬疑场景。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被误认为是在军火厂进行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在影片最后,这个年轻人和真正的破坏者(从头到尾都被导演塑造为一个真正的恶棍形象)在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上正面遭遇。

恶棍脚下踉跄,翻身摔出栏杆之外。此时我们的英雄成功抓住了敌人外套的袖子,试图将他拉上来。希区柯克此时插入了一些长镜头:突出自由女神像高大雄伟,说明人从这种高度跌落的致命后果,体现外套袖子渐渐撕裂的特写…通过长镜头之间的切换,他成功延缓了救人动作的推进。在两个角色明白之前,观众已经一点点预知到了最后恶棍必将跌落的结局。虽然这个场景充满了悬念,但是希区柯克还是觉得自己犯下了错误:如果此时是我们的英雄身处险境,观众便会感到更加悲痛。

简而言之,希区柯克的电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直接对大脑开展的刺激。神经科学家尤里·哈桑(Uri Hasson)来自普利斯顿神经科学研究所(Princeton Neuroscience Institute)。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证明希区柯克的电影可以有效地控制人类大脑。

他们为一组受试者播放了 1961 年上映的《Bang! You’re Dead》。这部电影很短,是希区柯克为自己的电视剧集《希区柯克剧场》(Hitchcock Presents)专门拍摄的。影片中,一个小男孩发现了自己叔叔的枪。他认为这只是一把配有六发玩具子弹的玩具枪而已。在不知道危险的前提下,小男孩将子弹装入枪内,然后开始玩耍。他用枪支瞄准周围的人(他们同样不知情):自己的朋友,母亲,叔叔以及女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会扣动扳机,也不知道他会在何时扣动扳机。观看电影的同时,研究人员将参与测试者连接到了一台可以感知皮肤电流的机器上,然后将他们送入功能性磁共振扫描设备(fMRI,可以观察人类大脑活动并成像——译者注)。实际上,所有的受试者的反应完全相同:在导演通过故事情节引导观众情绪的过程中,所有人在每个故事转折点时都出现了紧张情绪增加的现象。

希区柯克知道如何掌控我们的情绪,而叙事就是其中的关键和诀窍。戏剧性的场景使观众能够理解银幕上角色的感情,也能使观众更好地产生情绪互动并参与进来。显然,这种传统创设悬疑的方式在今天的电影界依然效果拔群

但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神经科学领域有了新的发现,而电影制作技术也同样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游戏的格局已经出现改变。电影界已经认识到神经科学的重要性,而2015年上映的皮克斯(Pixar)动画片《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可能是最好的证明。这部动画片为我们呈现了莱利(Riley)的情感世界。莱利是一个 11 岁的小姑娘,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影片中,导演从她大脑内的基本情感出发展开故事。

通过有趣的方式,《头脑特工队》为我们展现了乐乐(Joy)、忧忧(Sadness)、怕怕(Fear)、怒怒(Anger)以及厌厌(Disgust)五种情绪的神奇冒险。乐乐需要明白,要想让莱利过上平衡正常的生活,其他情绪就也要发挥重要作用。作为观众,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感情系统的形成过程。在这个系统里,“情感本身也有自己的情感”。乐乐发现自己也会忧伤,而厌恶和生气的情绪同样能起到作用。

虽然《头脑特工队》是一部儿童动画片,片中每种情绪都有自己的角色形象,但它聪明地利用神经科学知识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大脑的结构和记忆的工作原理。同样,这部电影还从神经心理学角度出发,使我们深度洞察到了情绪(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客观、普遍、本能的生存机制)和感觉(更为复杂,是一种个性化情绪,与记忆、社会准则和认知能力相关联,比如羞耻、嫉妒、愧疚、同情和其他对生活产生的更为完整的感受)之间的区别。

理解了人类容易情绪化的大脑之后,我们便开始用更为精细和强有力的电影类型来进行表现和诠释。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的神经科学家贾亚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发现了七种本能性的基本情绪。用他的命名方式来说,这七种情绪分别是:寻求(SEEKING)、愤怒(RAGE)、恐惧(FEAR)、欲望(LUST)、关心(CARE)、恐慌/悲痛(PANIC/GRIEF)以及玩乐(PLAY)。潘克塞普表示,这七种情绪涵盖了一切,因为所有哺乳动物都是如此。从老鼠到人类,无一例外。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证明老鼠享受被人类挠痒痒的社交互动。他还在哭泣的狗的实验中证明恐惧有不同的形式,比如单纯害怕和因为与母亲分离而产生的恐慌。其中,后者是程度最深的悲痛。今天,电影人在电影中充分利用了潘克塞普的研究发现。

同样,电影人也使用和挖掘了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提出的概念。这位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具身情绪(embodied emotions)的程度究竟能有多深——通过实验,我们知道“直觉”是如何在大脑中发挥作用。在一篇论文中,达马西奥讨论了一位因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而接受脑深部电刺激疗法的病人:随着电极在她大脑内移动,病人脸上逐渐出现忧伤的表情。接着,她开始啜泣。最终,她开始有了要自杀的念头。负责治疗的医生立即停止对其大脑进行刺激。之后,病人停止啜泣,忧伤的表情消失不见,一切恢复正常。事实表明,人类特点之一便是具备不通过叙事引发的单纯感情。

导演拉尔斯·冯·特里厄(Lars von Trier)体会过抑郁症带来的黑暗。而在 2009 年上映的电影《反基督者》(Antichrist)和 2011 年上映的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中,他将自己的体验表现得一清二楚。驱使特里厄导演不断前进的,正是神经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特里厄导演要求观众忘掉电影之外的世界,只需要“专注体会电影表达的内容”即可。

“忧郁症”(Melancholia)是一颗即将撞向地球的行星的名字,它将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影片中,所有角色都展现出了与这个即将发生事件相关的基础情绪:由克尔斯滕·邓斯特(Kirsten Duns)扮演的贾斯廷(Justine)和由夏洛特·甘斯堡(Charlotte Gainsbourg)扮演的克莱尔(Claire)是姐妹关系。面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贾斯廷表现出深深压抑的悲哀,以至于她完全无动于衷。相反,克莱尔则因为将要失去一切而感到恐惧。

但是根据达马西奥在神经科学方面的建树,我们可以理解一些问题:在任何理性的认识产生之前,“忧郁症”已经在具身情绪层面上对我们的感情造成了直接影响。作为观众,我们最初能感受到的是纯粹的悲伤。我们能从深色的影片背景、某些场景中似乎失去一切活力的慢动作镜头以及贾斯廷沉重缓慢的移动过程(她几乎不能行走)中感受到这种悲伤。在导演用任何情节和故事进行解释之前,我们感受到了特里厄导演要表达的情绪,也感受到了他那种在悲伤和恐惧之间徘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忧郁症》是一种纯粹的情绪表达。

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已经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影片中展现了最新的神经科学领域研究成果。在大部分老牌导演手中,当代电影中的情感维度已经可以脱离故事本身而独立存在。正如《头脑特工队》一样,导演无需照本宣科地表现情绪。相反,电影越来越多地构建主观世界。这些主观世界经常充满了即刻产生的情感维度。相比于叙事环境营造出来的情感而言,这些情感更加原始基本,也更加强烈。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观众了解故事,可以预测情节发展并与电影角色感同身受。

当代惊悚片与希区柯克的电影完全不同。当代惊悚片中,观众和角色知道的一样少,可以很快陷入到主角所处的主观情绪世界之中。作为观众,我们的确渐渐由内而外地体验了这种世界,并直接感受到剧情中情绪背后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元好像坐上了过山车,而跌宕起伏之后我们最终将了解整个故事。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将当代悬疑电影称为“神经惊悚片”。

最能代表当代神经惊悚片的便是 2006 年上映的《红色之路》(Red Road),导演为阿德里亚·阿诺德(Andrea Arnold)。这部影片使用的偷窥故事设定与《后窗》非常类似:凯特·迪基(Kate Dickie)饰演了一位闭路监控操作员。通过一面装满显示器的墙,她一直监视着格拉斯哥(Glasgow)这座城市。她像一个偷窥狂一样,在远距离的安全地点窥视着其他人。实际上,这个角色映射了银幕前的各位观众。《红色之路》是一部明确表达监控文化的电影,与《后窗》一样,它也是一部讲述电影的电影。如今,电影已经成为了庞大数字监控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多块屏幕,我们将每一栋房子,每一条街道收入眼中,好像监控自己后院一样密切关注一切。在《红色之路》和《后窗》里,主角的日常观察活动都被打断。不过,这也正好体现了传统惊悚片与当代惊悚片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

《后窗》里,杰夫对谋杀谜团产生怀疑,因此展开调查。不过他依旧远远地看着,只有在自己心爱的女友出现在对面窗户中且身处危境时才产生了更多感情和行动。《红色之路》里,杰姬(Jackie)在闭路电视监视器里看到了一个似乎认识的男人,因此停止了日常的监控活动。无论如何,这个男人触发了她的情绪:她的眼睛瞪大,身体僵硬。随后她以那个男人的脸为中心开始放大监视器画面,试图看得更清楚一点。

在多种情绪的重压下,杰姬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这一刻起,《红色之路》开始带领观众体验杰姬情绪化大脑走过的历程。当她第一次在监视器上看到那个男人时,作为观众的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她体内的那种紧张。一瞬间,我们体会到了恐惧、厌恶、气氛以及一些欲望。即便叙事还未开始,观众已经可以从图像的每一个像素之中感受到这种含糊不清的紧张感。接着,这种情感缓慢但却扎实的转变成了更为清楚的感情:复仇、愧疚、宽恕和救赎。这部电影能给人带来巨大冲击,原因在于它从多个层面同时出击,使我们在情绪和情感之间来回徘徊。导演只在最后的分析过程中加入了叙事,而此时观众心中的情绪早已建立多时,并且经过了多次“加工锻造”。

不过,传统惊悚片和神经惊悚片之间的区别可不仅仅是依靠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和依靠角色推动情节发展之间的差别这么简单。很多时候,想要在神经惊悚片开始的时候了解或者与角色互动是一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事情。在当代电影中,我们通常不用远景或者介绍性场景来将角色置于叙事环境之中。进入混乱且充满迷惑性的情景之后,我们首先立即会产生最原始的情绪。我们不用情绪表达这种感情,而是用电影艺术的美学对其进行表现:特写镜头,有纹理的图像,色彩,声音…这些都能让观众在没接触故事和角色的情况下直接受到影响。神经惊悚片已经具体体现了电影的情绪,就好像人体能够体现大脑的情绪一样。

传统惊悚片和新的神经惊悚片之间还存在一个决定性的不同:镜头和银幕之间视角的切换。在《后窗》中,杰夫代表了传统的观众。大多数时间里,他们藏在一个安全的偷窥场所,从远距离进行观察。杰夫监视着对面窗户里的一切,知道什么时候危险将至。与观众一样,他也因为无法在女友遭遇危机时伸出援手而感到沮丧和挫败。在影片最后,杀人犯的邻居从后窗望出去,看到了正在监视他的杰夫。只有在这时,杰夫偷窥者的地位才发生变化。但这也推动叙事走向最后,因为凶手最终被捕。

相反,在《红色之路》里,杰姬离开了安全的工作岗位,选择出现了监控镜头之中。从监控别人到被人监控,她开始探索监控文化带来的那种复杂且混乱情绪和感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她也体验到了当代媒体文化。杰姬不仅仅是个偷窥者。作为惊悚电影新美学塑造出来的人物,她对镜头和银幕之间那种复杂且充满情绪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通过大脑里的情绪化过程,我们与这个世界以及其他人产生联系。当代神经惊悚片使我们更直接的接触到这种过程。我们好像杰姬这样的角色一样,掉进了“神经元仙境”的兔子洞里。不过在“敏感且情绪丰富的爱丽丝”的引导下,我们会体验一场充满活力但又令人迷惑的冒险,充分探究银幕所体现的情绪和感觉。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AEON 文内图来自 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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