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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这个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拥有怎样的一生

曾梦龙2016-10-11 19:25:25

本书是关于赫希曼的首部长篇传记,曾荣获美国出版商协会传记类作品荣誉奖、《金融时报》年度最佳经济类图书、《卫报》年度最佳图书、《彭博商业周刊》年度最佳图书、约瑟夫·斯彭格勒奖经济社会史类最佳图书等多项奖项。

书名: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作者简介:

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同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历史实验室主任。另著有《发展前线:阿根廷和加拿大麦田的土地、劳力和资本》(Frontier Development: Land, Labo ur and Capital on the Wheatlands of Argentina and Canada)等,编有《赫希曼论文精要》(The Essential Hirschman)等 

书籍摘录:

导言 最贴切的语词(节选)

1933 年 4 月上旬,反犹太主义暴力行径震撼了整个柏林。暴徒在大街上肆意殴打犹太人。犹太人拥有的商店遭到了抢劫,甚至被付之一炬。希特勒政府开始限制犹太医生、商人和律师的行动自由。对于已经高度德国化且长期居住在柏林的赫希曼一家来说,除了要在这种危险的环境艰难求生之外,还得面对一个更加直接的哀痛的冲击。在一座墓地上,赫希曼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着装着卡尔·赫希曼(Carl Hirschmann)遗体的棺材缓缓地被放置到了墓穴当中。卡尔的妻子痛哭失声。他的孩子们也哭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奥托·阿尔伯特(Otto Albert),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熟悉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在这全家人向父亲和丈夫永别的时刻,奥托·阿尔伯特忍住了自己的哀伤和悲痛。

这并不是这一天的唯一一次告别。奥托·阿尔伯特,这名柏林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和倔强好斗的反纳粹主义者,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他的朋友们纷纷被逮捕,他的大学也在迅速蜕变为一个不能容忍“异端”的种族主义者的巢穴。于是,奥托·阿尔伯特决定转入地下,然后取道前往法国。因此,等葬礼一结束,年仅 17 岁的小赫希曼就告诉他那些仍然深陷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的家人,他要离开德国,并许诺,一旦因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掌权而引发的这股风暴平息了,他就会回到德国。但是,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诺言的兑现,竟然要等上整整几十年!就这样,奥托·阿尔伯特就要开始他的奥德赛之旅、谱写他的生命史诗了,他将横跨多个大洲、掌握多种语言,最终成为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内一直站在社会科学的最前沿。

虽然阿尔伯特·赫希曼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自己长大成人的城市,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放在它们的对立面上。他也没有沉溺在哀痛中,一味悼念自己失去的东西。一般的流亡者往往与新环境格格不入,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叹几乎就是他们时刻随身携带的徽章,但是赫希曼从来不是这样的。虽然他对自己的祖先从来没有产生过抗拒心理,但是他更加不会过于执着地依附于他们。赫希曼生活在先天继承的东西与后天获得的东西之间,并一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他能够从新的环境中学习,并很快适应之,同时又不会丢掉来自传统的洞察力;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过去,但是他并不向往“回归传统”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在离开德国后的那十多年,德国就不再是赫希曼心中的伊萨卡(Ithaca)了,他没有妻子儿女留在那里,也没有任何非回去不可的理由。迫害、种族偏见、战争已经摧毁了他的同时代人曾经极力捍卫的“国际社会”。

赫希曼是最早离开德国的一批人之一。他更是大批离开德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次知识和文化外流,所有人的出发地点都是这个激烈动荡的欧洲中部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内,赫希曼将辗转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参加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直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再也无法留在欧洲大陆为止。最后,他也逃亡到了美国,成了为美国学术界贡献力量的欧洲移民中的一分子。然而,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ed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内那些靠着追查嫌疑人而升官发财的所谓探员来说,赫希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记录当然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中,赫希曼不得不再一次选择了逃离。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南美洲。在那里,赫希曼又将彻底重塑自己—他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

当然,赫希曼处理自己的去留问题的原则还是有迹可循的。任何一个思考过一走了之、奋起抗争、默默接受这三者—赫希曼后来把它们称为“退出”“呼吁”和“忠诚”—之间细微差别和身染张力的人都会同意,一个人既然曾经存在过,就几乎不可能彻底退出,这就是说,他的退出总是会显得有些拖泥带水。在通常情况下,赫希曼本人会选择:被驱赶得多远,他就退得多远;因此,他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奥德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赫希曼都是一名不寻常的流亡者。部分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部分是因为幸运女神的眷顾,赫希曼成了一名“国际主义者”。他是局外人中的内部人,占据了介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半影空间(an penumbral space)——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空间就是他自己开辟出来的。他所撰写的著作,像专著又不全是专著,像宣言又不全是宣言,突破了所有传统的分界线。漂泊无根、居无定所的经历使他不会附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学术流派,甚至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或许,可以认为赫希曼是我们今天那些更具“全球化”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先驱。

语词之于赫希曼,犹如方程式之于其他经济学家。 那么,为什么语词、文字如此重要?一方面,它们是一个避难所,在一定程度上为赫希曼这个没有“祖国”的人提供了庇护。 1944 年的夏天,赫希曼在欧洲焦急地等待着加入美国到北非战场作战,随着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他不得不到文字中去寻找一些安慰。想着因战争而遭受苦难的人们,特别是在想到被关押在集中营内的囚犯的处境,绝望开始压倒了赫希曼。这个时候,他偶然读到了让·沃尔(Jean Wahl)的一首诗,这首诗让痛苦不堪的他精神大振。诗中写道:“谢谢你,我的军团!你把一支军队要做的工作做得多好啊。”(Merci mon corps, tu fais bien ton métier de corps.)在写给身在美国纽约、已经怀孕在身的妻子(莎拉)的一封信中,赫希曼感叹道:“这首诗写得多好啊。而且用词如此简洁!优秀的诗歌的影响实在不亚于伟大的发明。虽然它是如此简单,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思考它。”这些文字激发了他的许多想法,他说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发挥的主题”。离开人世之后,阿尔伯特·赫希曼留下了无数日记、通信以及批注(写在他读过的书的空白处),它们全都充斥着“想法”“主题”和“问题”,从而标记出了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并且以文字的形式为我们指明了通向他心灵的途径。

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赫希曼,那无疑过于悲观了,而且赫希曼本人也将会第一个站出来,抗议对自己工作的这种描述。然而,感谢上帝,他肯定会同意,幸运女神的袖子下面总是隐藏了太多的把戏。

因此,在赫希曼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文字与思想碰撞,思想得到了表达。有的人可能把赫希曼看成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努力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揭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很可能只是一些“依稀可见”的可能性。

在赫希曼长达 70 年的著述生涯中,他追求改变世界的倾向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他并没有贯穿单一的理念或主题。赫希曼关注的对象一直都在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而变动。他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从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经济根源的探究,到对现代政治争论中修辞习惯的批判,几乎无所不包。

如果说,上述风格是赫希曼的论著的其中一个特征,那么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风格是与他思想的内容密不可分的。同时还需强调的是,他思考的所有内容都深深植根于他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感。赫希曼所生活的那个世纪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世纪之一,而且他总是发现自己——事实上是他自己主动使自己——不断地出现在重大转折的关节点上。 20 世纪经常被描述为革命、战争和种族灭绝的 100 年;当这个世纪终于结束时,全世界的唯一普遍共识是,人类并没有获得尊严,恰恰相反,人类只是证明自己拥有一种造成极其恐怖的后果的能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才会把发生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内的漫长历史总结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为极端主义摇旗呐喊——而且是一大堆知识分子。他们为极端主义者服务。而且,正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 20 世纪看成一个极端的时代,所以我们往往更关注这个世纪的那些极端的“使徒”,包括“革命家”和“反动派”。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这是改革可以起作用的领域。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传记是关于这样一个人的:他努力思考,深入发掘那个被忽略的、被损害的、介于革命的浪漫大地与反革命的暗淡苍穹之间的空间。它既是一部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思想传记;它讲述的是一个立身于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如何坚守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立场,通过自己的眼睛冷静地观察那些催生了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的“伟大思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位”观点或“反调”的故事。但是,他又不只是简单地对那些宏伟计划的超凡魅力做出回应,他还用自己的一生,通过自己的曲折经历和逐步深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去寻求恰当的概念,以便理解和把握社会变迁本身的整体性、复杂性。我们甚至可以说赫希曼提出了一种社会变迁“理论”,不过,赫希曼在面对“理论”这个术语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赫希曼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整个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 20 世纪这段史诗通过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转述出来。无论是在最可怕的时候,还是在最充满希望的日子,赫希曼都从来没有丧失过想象一种不同的或者更好的生活的能力。事实上,赫希曼经常告诉他的读者,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发明,而在于更强大的想象力。

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既“关于这个世界的个人史”,又“关于一位知识分子一生的世界史”。

当我们以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一生为鉴,思考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就再也不会把改革看成是一种“残差”,也不会把改革思想看成是后来才添附上去的后见之明,尽管支配了 20 世纪其他思想家的著作的是崇高的乌托邦观念。归根到底,赫希曼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毕生致力于推进改革,为此,他积极参与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满怀热诚地推动第三世界的发展,努力为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辩护——并且力图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改革性对于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到如今,我们往往认为改革是一种固定程序,其作用就是把被打破的什么东西修补好。但是,在赫希曼看来,改革绝不仅仅限于修补修补的技术性工作。当我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竭尽所能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不可能是改革。或许,通过对赫希曼的一生的回顾,我们就可以完成一部“改革传记”。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故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以某个人的传奇故事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集体记忆。它让我们再一次与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科学重逢。这种社会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在失望中发现希望、在张力中找到解决方案、在不确定性中实现自由,因为它把社会世界看成可能性的源泉。而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促成谦卑和勇敢的各种不同组合。

题图及文内图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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