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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氛围?为什么一些人更愿意在大城市里生活? | 好奇心大调查

文化

机会?氛围?为什么一些人更愿意在大城市里生活? | 好奇心大调查

温欣语2016-10-04 07:59:09

我们打算用一种不那么艰涩的方式,重新开启这个有趣、并且有价值的话题:大城市为什么会吸引人。

Uber 司机王军对城市的认识部分来自于他过去两年在上海、杭州见过的近 2000 位乘客。

这份认识和大多数人相似:人们总在车上抱怨生活在城市里的各种问题——房价过高、且还在飞涨,密集的人口数加大了就业、就学和看病的难度。王军还发现,人为开发的商圈、住宅区决定了大部分人流和订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地方可能接单都困难)。尽管随时可以找到拼车的人,但他们彼此间很少谈话,在合作(打车)这件事上也缺乏真正的协作精神,有时可能会因此错过火车。

这些问题显而易见,鼓励着人们加入各种形式的“逃离北上广”。媒体在过去几年三番五次的专题策划和各式的“中国宜居城市榜单”都顺应了这股潮流。后者评选依据多是自然风光,空气清新,生活闲适,这就不难理解,北京和广州竟会位列倒数第一和第二。连建筑师也开始怀念从前,他们参与建造了城市,不过现在他们自认为是“城市化”的帮凶。去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主策展人之一建筑师刘珩说,她更喜欢过去那个“慢生活”的广州,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在现在看来都难能可贵。

城市规划也许确实对这两件事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人们对此并不总是抱有田园牧歌式的看法。在城市催生的人际关系上,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广泛,悲观者则认为是肤浅。至于生活节奏呢,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位 30 岁出头的年轻人王阿人说,在北京,为了能见到更多人,我不仅买了车,还买了电动车,方便在堵车的时候进行快速移动。

“好扎堆,扎堆才有创新,才有可能性。”

王阿人说。

人们对城市的看法竟会如此截然不同!

原因之一是,当人们抱怨城市化时,通常夹杂着对政策不合理的抱怨。值得小心的是,现在政策也可能会干扰我们重新深入地认识城市本身。彭博社在最近一篇关于城市人口流向逆转的报道中援引了中国社科院 4 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有半数人口不想搬去城市。同时,政府正在用简化公司注册手续、降低税收、为投资提供便利这些政策引导人们离开大城市。

我们希望尽量剔除这些干扰项。简单来说,我们打算用一种不那么艰涩的方式,重新开启这个有趣、并且有价值的话题:城市为什么吸引人。

首先,“好奇心研究所”在 9 月底发起了一项关于“你觉得现在的城市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宜居’”的调查,吸引了超过 16000 个人参与,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一次调查了。显然人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并认为它仍然具有可探讨性。

王军提供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因此可能更有价值——如果不是 uber 这种新型的工作形式伴随着城市持续增长的人口密度、快速移动要求、以及分享式的互动出现,王军说,在 37 岁打算重新找工作时,他身无长物,不知道该怎么办。

Uber 在 2014 年进入中国时首选了上海,其亚太区负责人 Sam Gellman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根本原因是上海的用户需求和数量决定了 Uber 应该首先选择上海。”

Uber 亚太区负责人 Sam Gellman 说

王军是个上海人,他快速地发现这个新机会,先后在杭州和上海生意最好、补贴最高的时候,在两座城市分别做了半年和一年。最好的时候,一个月收入超过 2 万。

一个关于“机会”的、相反的故事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回乡人员身上,他们会发现,自己“不具备在家乡成功创业所需的社会关系网络”,彭博社补充说。

同时,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采访了 13 位生活在(或过去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成都的年轻人,他们在城市的经历虽然不能代表全貌,但挺值得一听。另一些故事则来自我们过去在各个城市采访过的人,他们同样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认为,这些想法生动且有说服力。一位青年空间的创业者在“宇宙中心”五道口呆了 8 年,他意识到:

“北京,我发现它在这种肮脏的,污浊的生活环境下,有很多涌动的活力和文化,有趣的东西,这些是我年轻的这个阶段更渴望的。”

程宝忠

一位常常在小城市里做报道的前媒体编辑时常想起早上 6 点在厦门的海边跑步,但她还是认为:

“媒体的渠道业界的资源都在北京上海,你没得选呀,这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

施钰涵

一位实验话剧创作者在城市里找到了更宽容的演出场地和观众,他的故事正在印证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里写的:

“新的艺术现象首次引起轰动几乎都是通过剧场表演来实现,很久之后才会通过电子方式加以传播”。

爱德华·格莱泽

如果城市成本没有过高的话,城市总会乐意提供这样的剧场。

几位正在寻找伴侣的年轻人则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们相信,未来的伴侣更有可能出现在城市。

这些看法通常都和城市的密度、以及近距离带来的可接近性有关。它时常表现为机会与包容。似乎有点儿难以理解,让我们介绍下面这几位年轻人,他们的故事将会向你展现这一点。 

没人能改变雾霾,只是现阶段它不是那么重要

研究生二年级的程宝忠最近打算拍一个关于五道口的视频,想讨论五道口到底是什么。

因为五道口地铁站旁有一个巨大广告招牌“U-CENTER 五道口”( U 在这里是 “Universe”,意为“宇宙”),这里时常被称为“宇宙中心”。这个说法有调侃的成分,但也不全是——从五道口地铁站出来,向北走不到 10 分钟可以看到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向东走 500 米是中国地质大学,往南走右手边是中国科学院,左手边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西走 10 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清华科技园,谷歌、微软、搜狐都在其中,向西走不到 2 公里就是北京大学东门,同时这里也有接地气的破旧小店,街头卖艺,麻辣烫和烧烤摊——足够集中,又足够复杂。

去年,有 73779 个留学生来到五道口,开始在这座异国大城市的新生活。但和北京每年的外来人口相比,还只是个很小的数目。 2015 年末,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为 822.6 万,占常住人口的 37.9% 。

“U-CENTER 五道口” 图片:lotour

对程宝忠来说,五道口接近于北京。从 2009 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就读算起,他在北京呆了8年,一年里有 340 天在北京,有 300 天都待在五道口。他对这里的感情就跟他对这座城市差不多,让人觉得自在,但“很难看清”。

毕业时他一心想回老家,只觉得北京“人挺多,空气差,也没朋友”。现在再提起回老家的事,程宝忠说他根本不敢想。空气质量不见好转,五道口地铁站时常排起长队,不过,“我发现它在这种肮脏的,污浊的生活环境下,它有很多涌动的活力和文化,有趣的东西,” 程宝忠说,“这些是我年轻的这个阶段更渴望的。”

2012 年程宝忠和几个同学在五道口创立了 706 青年空间(以下简称 706 )后,北京开始变得有意思了。706 最初只是几个志愿者帮忙组织定期的讲座交流和分享会,开始运营青年文化交流,联合办公,社区公寓和青年旅游业务。现在每周末这个在五道口的青年空间从早上到晚上能举办 6 场活动,两三百人参加。 程宝忠和合伙人还一起在五道口一个小区里租下了 7 套房子,方便来北京短暂实习或者工作的人快速在 706 社区里认识朋友。

去年,这几个年轻人正式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意味着,类似的需求可能大量存在——他们都是那种不喜欢饭局,喜欢话剧和独立书店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爱好上相对符合,学历和工作水平也相当”,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北京是个更好的选择,就连感情上也是,已经有 5 对人通过 706 认识并结婚,其中还包括一对同性伴侣。

706 空间里年轻人们正在练习速写

王阿人和程宝忠的想法有些类似,他在北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因为相信“人产生的价值来源就在于你每天和多少人协作,我需要增加这个量” ,他认为吐槽雾霾、买车摇号、堵车没有任何意义。他同时拒绝住在郊区,“我的工作是只有在短时间内比你同行见更多的人,更多创业者,我才能捞到更好的项目,对接最好的资源。” 为了能见到更多人,他不仅买了车,还买了电动车,方便他在堵车的时候进行快速移动。

“人产生的价值来源就在于你每天和多少人协作,我需要增加这个量。” 

王阿人

爱德华 2011 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密集的城市比郊区生产力更高,提供更多高收入的工作。”不过,他的另一个观点“高度(修建高楼)是让房价便宜和生活条件更高的最好办法”正受到挑战。在中国的大城市,房价正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从美国华盛顿到中国工作的 Doug 就遇到了麻烦。今年 6 月毕业后他搬来上海工作, 最棘手的事就是找到住的地方。第一天 Doug 去看了 13 个公寓,他打算用 3000 元的预算租一个单人住的工作室,当晚他就放弃这个想法了。最后他将自己的预算提到 4000 元租下了一间静安寺附近的工作室,这是他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了。虽然他并不喜欢住在 1 楼,“门外就是大家停放自行车电动车的地方,很吵很闹,每天早上总是有人会把别人车子的警报弄响,我很气恼。”

如果说上海有什么让 Doug 兴奋的地方,他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氛围”,感觉一切随时都在变,每个见到的人都在尝试新的东西:

“就像你走进一间有很多快乐或者悲伤的人的房间,那种感觉是会传染的。你不需要认识他们或者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但城市能给你这种感觉,有什么事情正在这里发生。”

Doug 说

在比利时作家亨利·皮雷纳的笔下,这被称作“城市的空气”,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他论述了欧洲城市的兴起过程,他认为城市是商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下水到渠成的副产品,市民阶级壮大而贵族退却,最终——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比利时作家亨利·皮雷纳

 一起平等地工作,轻而易举地跳槽

1981 年生的李峥在北京工作了 10 年,换过 6 家公司,最长的干了 5 年,最短的干了 不到 1 年。老家保定的亲戚朋友衡量工作的标准是离家近,挣钱差不多就可以,所 以“每次跳槽跟他们解释的时候都会比较奇怪,‘你为什么想换工作,那不挺好的吗?’” 

当她告诉他们,自己最近加入了一家做联合办公空间的创业公司时,他们说“那就是装修的呗?”“我说不是。他说那是做房地产的吗?”

自从第一家联合办公空间在旧金山诞生,这差不多成了近几年最热门的概念之一。根据福布斯的报道,到 2010 年全世界有共计 600 多家类似空间,今年达到了 7000 家。 

梦想加联合办公空间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和城市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概念。联合办公空间(coworking)一词来源于“一起平等地工作”。比起成熟的商业地产项目,联合办公空间允许城市里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空间办公,单价相对便宜。但同时,它经常分布在最热门的商业区域且离地铁站近,能让租用者在城市各处活动时迅速找到办公地点,因此聚集了很多创业者、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在这些空间里不仅办公,也举行艺术展,沙龙,讲座,把有创意和活跃的人聚拢在一起,共享知识和资源,像一个社区。如果幸运,这些人会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合作也从这里开始。

至于李峥,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加入这样一家公司,也没想到会成为“跳槽专业户”。不过,李峥的这几次跳槽看起来都很顺理成章,代表公关公司去腾讯竞标被腾讯聘用,在腾讯接触到天使投资公司,经朋友推荐顺利通过面试,在投资公司给梦想加做市场顾问指导,最后决定自己上。 

最重要的是,她不担心这个城市里有人会因为跳槽而评判她。

联合办公空间一角

王阿人的跳槽经历和李峥相似。

2013 年王阿人一个人到北京的时候没有大学本科文凭,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找工作的第一个月非常崩溃,“这个城市太大,你没有任何熟人,根本无从下手。”

过去靠关系网寻找工作机会的方法失效了。王阿人在知乎上看资料,通过拉勾和 boss 直聘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般人在这些平台上的通过率是 30%,王阿人的通过率可能连 10% 都不到,但如果不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他的几率可能接近于 0。根据知乎 2014 年的数据,北京、上海和广州是知乎用户排名最靠前的三个城市,而 boss 直聘用户排名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王阿人这几年从来没有裸辞过,最近的两个工作机会是参加类似 Someet 这样的城市青年活动平台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工作的第二年他搬到北京大学附近那种上下铺的群租房,成了一名蹭课生。他第一次惊奇地看到一堂 40 个人的哲学课,有小 10 个人都是来蹭课的。

“这种经历在小城市是不可能拥有的,我现在说起来觉得特别平淡无所谓,但当时对我来说,去北大蹭课或者第一次去听话剧都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情。”

王阿人

我做的事情没有商业价值,但在城市里我能活下来

施钰涵是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前编辑, 她关注的“新一线城市”指的是除去北上广深之外,这几年被跨国公司看好的二、三线城市。之所以称之为“新一线”,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基本接近北上广深,如果排去房子和交通成本,甚至比一线城市生活消费更高,消费潜力更大。苏州、成都、南京、厦门,珠海通常被认为在此列。

如果人们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喜欢休闲的氛围,讨厌竞争和人际关系的维护,理所当然地,他们会选择住在这些城市里。施钰涵此前对跑步的调查显示,跑步团体最多的是北上广,但这里的人均跑步里程却很少。在昆明、厦门,相反,跑团不多,但里程却很多。施钰涵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社交而跑步,是一种生活习惯。

这位年轻的前媒体编辑正在向后一种生活方式倾,她对厦门、珠海充满向往,也不排除去“农村搞个房子住一住,养养花、养养草”。但事实上,施钰涵目前还是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媒体的渠道业界的资源都在北京上海,你没得选呀,这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

张渊以前在上海话剧中心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感到这些话剧太过保守,没办法直接谈论现代人的生活,于是 2010 年他一个人到日本跟着一位舞蹈大师学习生活和创作方式,回来后他觉得自己“浑身都是能量”。

张渊曾经和朋友策划了一个叫“一致通过”的方案,他们 5 个人在人民广场的上一站上车,占好五人座位,当广播通知人民广场到站时,五人突然一齐鼓掌。这样的表演很小众,它既不是话剧也不是音乐剧,“别人也不知道你什么东西,他怎么卖票?” 

幸运的是,上海城区西南角有一处叫下河迷仓的小剧场能免费让张渊和朋友们排练,这是个外表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四层仓库,主要接纳实验戏剧的演出,只对业余剧团开放,张渊在那里排练了几年直到 2012 年关闭。 

城市有足够多的观众,能分担试验的风险。城市成本的上升正在伤害这种试验性,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北京,Livehouse 接连关闭,以画画和戏剧表演为生的人聚集在五环和六环之间的草场地。但这不一定是以地理空间区分的,在上海,年轻的画家常常也租住在市中心一些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顶楼,一个狭小的面积里。

正当张渊愁下一步怎么走时,上海的私人美术馆这几年多了起来。和大剧场不同,这些新兴的演出场地能接受张渊的新式创作,它们能够发挥城市里演出场地的根本作用——“新的艺术现象首次引起轰动几乎都是通过剧场表演来实现,很久之后才会通过电子方式加以传播”。

张渊曾经设计的一场表演上身一丝不挂,画了一个大 ×,传统剧场指责有过多不必要的裸露,但私人美术馆能让他和其他艺术家在这里驻留 5-10 天进行试验创作,马上他还会有自己的出版物。 

张渊制作的《鸟林匹克》在明当代美术馆参展
张渊在下河迷仓进行排练

城市呈现了更多潜在的隐患和多元的幸福感,这有时候会叫人慌张

李峥的家保定离北京只有 100 公里高速的距离,但李峥却感觉那里很遥远。她的大多数同学都在老家保定买了一套房子、两辆车,有很稳定的工作单位,也有了孩子,在小城市里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不太理解这个 35 岁还单身的姑娘:“你每天加班到 10,11 点,都在忙什么呢?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李峥挺忙的。她在北京买了房子,一个人打理好房子装修的所有事情,觉得很多男生还没她干得好。她也有过长时间的交往,但结束后她认为“我完成人生价值的方式不是通过结婚,或者依赖一个男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过于独立,我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可以生孩子,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拴在婚姻里?”她很向往一对好朋友的生活,两人都是当代艺术家,50 多岁都没有结婚,她认为他们的状态和理念是在嘲笑婚姻制度。

一个经典的城市理论认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我们更容易找到志趣相同的朋友,“比例失调的单身人口使城市成了一个更加容易找到自己终生伴侣的婚姻市场”。

事实比这复杂。除了存在更多的潜在伴侣,城市呈现了更多潜在的隐患和多元的幸福感。

这有时候会叫人慌张。28 岁的胡蝶两年前来到上海,现在还是单身。她认为,至少得花半年时间同居才能了解对方。胡蝶给自己在周末安排满了活动,展览,骑车,滑板,讲座,摄影,书店……随后她发现,这座城市里认识人的成本很低,但了解一个人的成本却很高。大家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关注感情,“除了相亲还有什么路子?或者是(交友软件)‘探探’找一找,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悲。” 

但一些人知道如何利用城市的包容性和活跃度。王阿人通过同志社交软件 blueD 认识了自己的男朋友,已经交往 1 年多。他现在毫不避讳自己是 gay,但在老家山西他不敢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小城镇的生活压力和社会规范,他必须很小心才不会被人当成众矢之的。

同志是城市动物。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魏伟

魏伟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去年,他出版一本《酷读中国社会》,书中重点研究了城市、空间以及同性恋三者的关系。

他认为,同志是城市动物,在城市空间里才能享受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城市很异质,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越异质的大城市越能容纳边缘群体,也更容易找到同类。美国的同志聚集区就像中国城、意大利城、黑人区一样是 “少数民族区”,他们最开始聚集在城市中心一块无人问津的角落,被称作“过渡区”。这个词通常也用来指代新移民的聚集地。

他们当然有可能等来主流化的那一天。魏教授认识一对同志伴侣,卖掉上海嘉定区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到市中心新华路附近换了一间 13 平米的房,因为住在郊区参加展览、聚会、活动等都太远了。“同性恋不养孩子,少了柴米油盐的事,他就更迫切地往市中心聚集。”

现在周末时间,王阿人和男朋友会一起看话剧,打羽毛球,买书……虽然买房不在计划之内,但他们不准备搬到其他地方了,因为“我离开这种地方,信息源太少了我会有恐惧感,我必须要生活在那种大城市,才有足够的安全感。”

一拥而上,很快希望破灭。可下一件新鲜事还是会最先出现在这里。

Uber 司机王军看起来不像 40 岁的人,皮肤黑黑的但很有精神,2 年前他做生意蚀了本,他打算找新的机会,但这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

就像开头说的,城市并没有让他失望,总是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可能还是一份没有年龄限制的工作。他最终选择了做 Uber 司机,因为这是个不需要太大投入,收益也不错的选择。也许还能搭上一个老板,雇佣他做私人司机。王军成了最早一批在上海“吃螃蟹”的司机。选择不止一个,根据收入数额和稳定性的不同,他还可以选择另外两款竞品:滴滴和易到。

图片:caranddriver

不过,王军正在考虑找份新工作。今年春节后,来上海的外地司机突然多了起来,租车公司参与其中,分刮了部分利益。他们把车租给司机,司机每个月给他们交 2000 元,接着租赁平台又开始收取 5% 的平台管理费,和类似保险的供保基金费,解决专车的监管问题。

一周前,王军参加了平时认识的 Uber 司机的聚会,这帮人有的在市场好的时候买车,现在被每月 6500 的贷款套住,有的把车退给租赁公司不开了,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他们不知道王军的真名,只叫他“6865”(王军的车牌号)。

王军现在认为,城市变化太快,短时间一拥而上,也能短时间希望破灭。“以前偷懒你可以拿(每月)7000 - 8000 元,现在很卖力很卖力才拿 4000 多”。他有点儿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会是什么。

如果有一技之长,王军也许就可以在城市的变化中表现得更主动一些。施钰涵最近刚离职,准备做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和联合办公空间类似的,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者正在城市里出现,他们相信,城市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和上升空间,并足够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足够有趣的生活方式。

不过,某种程度上和王军一样,没人知道新的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件新鲜事还是会最先出现在城市里。

题图来源:wallnerock, wallpaperscraftwikipedia

本文同时参考了赵益民在 10 月 3 日为《好奇心日报》读者推荐的城市主题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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