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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谁为 LGBT 人群带来支持和归属?谁来倾听他们的故事?

文化

在中国,谁为 LGBT 人群带来支持和归属?谁来倾听他们的故事?

马宁忆 林绮晴2016-06-30 22:58:41

对于这些游走在主流之外的群体,来自于“组织”的认可有着特别的意义

编者按:
这是好奇心日报连续第三年推出 6 月 LGBTQI 骄傲月专题。
去年 6 月,美国最高法院以 5 比 4 作出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粉红经济、看好这个人群的市场,同时通过表达对这个人群的支持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但在今年 6 月,一家奥兰多市的同性酒吧发生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案。
对于 LGBTQI 群体来说,一切没有想象中这么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今年,我们的 LGBTQI 骄傲月报道试图把视角放得更大一些。我们不止会继续关注这个人群,也关注广义上的性别问题,而这往往也是最后形成性取向,产生 LGBTQI 群体的前提。
在骄傲月期间,我们会陆续推出 5 篇文章。这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组织。

Toni  今年 42 岁了。如果让她回忆 20 多岁的时候,她会说:“那个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同性恋)。”

后来,她发觉自己好像不是那个唯一,她开始寻找同类。2004 年,北京女同志中心作为当地第一个以同性恋群体为服务对象的非盈利组织成立。Toni 是第一批志愿者。

在美国奥兰多同性酒吧枪击案发生之后的几天,北京女同志中心和其他 200 多个非盈利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联合表态:性少数人群和其他人群一样拥有平等的人权,不因 TA 们的性别表达和性取向而有任何剥夺。

这些组织的背后是中国大约 7000 万 LGBT 人群。(2011 年,性别学者李银河指出,同性恋人群在人口总数中占比 3%-4%,在中国也就是 3900 万-4000 万。而在英国金融时报 FT 2016 年的文章中,这个人数上升到了 4000 万至 7000 万。7000 万是目前“粉红经济”中常出现的数字。)

LGBT 群体,这群生活在街角社会,跟身边人有着不同性取向、情感诉求的人,大多数时候只能隐藏真实的自己。他们似乎比其他很多人都更需要集体。

在这里,他们可以暂时摆脱外部世界的困扰、保留对个体身份的怀疑,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或者找到一群“战友”去直接对抗那些不平等。

对很多人来说,LGBT 组织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至少不用是一个人了。

找到他们

木口选择在高考结束向好朋友“出柜”。早在发育期,他就发觉自己对于同性不寻常的好感和生理欲望。“在我接受的教育里,这是病态的、有问题的。”木口说道。这让他一度生活得非常压抑,找过心理医生,也接受过所谓的矫正治疗。当时,“医生”建议他用包括刀子、针、石头在内的尖锐物扎或者用橡皮筋弹自己,以此用负面感受压制住自己的情欲。

与医生可怕的建议相反,“我朋友当时的反应很积极。他告诉我(我的性向)没有任何问题,还给我做了一些科普。”木口说道。

等到进入了中山大学,木口有一回在公选课上看到了一个书包上贴彩虹旗的女生。在几次交流之后,他加入了这个听说过的、但从来没在学校里见过招新活动的“学生社团”——中大彩虹小组。

代表 LGBT 群体的彩虹旗

中山大学彩虹小组脱胎于中文系教授、性别学者艾晓明在 2006 年组建的“酷儿文化研究”小组。之后,公选课“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也在中大校园里出现。彩虹小组内部一直有个课程部,相当于这门课的助教。

“之前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很好自我认知的时候是很少会去了解这些知识的,处在一个很闭塞的状态。”木口说道。但在加入了彩虹小组后,事情变得相对容易了些。小组内常常举办的讨论活动加速了认知过程,来自其他成员的支持也让他感到了安全。“在这里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获得社群的支持,也就更有信心去跟直人交流了。”木口说道。

木口和他的朋友们算是幸运的人。回到 10 年前,LGBT 组织大多不是这样一副样貌。它们更像是一个逃离现实的出口,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

Toni 和创始人安可只花了 2 个月时间就把北京女同志中心做起来了。这其中包括开通咨询电话、发微博宣传、租活动场地。“没想那么多,就是想用沙龙的形式把拉拉们(女同性恋)聚起来,让她们可以自在地呆在一起。”

在那时,“自在地呆在一起”算是个奢望。沙龙的参与者主要集中在 20-50 岁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大多处在婚姻里,情感压力很大。一个可以参照的情况是男同性恋者在那时进入婚姻的比例。直到 2009 年,性别学者李银河才开始频繁提起“同妻”(处在婚姻中的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问题,警告中国有 1600 万具有这种身份的妇女。

在这之前,进入婚姻几乎是大多数同性恋者唯一的选择,他们从来不会在各种场合公开身份,直到北京女同志中心这样的组织出现。

李安 1993 年的电影《喜宴》提到了“同妻”身份

相比于如今高调的 LGBT 机构,北京女同志中心从没有标语类的东西。她们的日常形态差不多是一帮女人在某个周末的下午聚在一起,又会因为租金的关系辗转于北京的各个酒吧、出租房。

“如果你仔细看,其实是可以知道我们在干嘛的。但一般人不会说,中国人的习性就是事不关己。”Toni 说道。

或者,就当她们不存在。

空白

2008 年,阿强和登上过《南方人物周刊》封面,公开声援同性恋儿子的“最美妈妈”吴幼坚在广州创办了同性恋亲友会。相比于全国其他地方,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珠三角城市显得更开放一些。

阿强早年因为做生意的关系从安徽来到这里,在犹豫了差不多 2 年后,他从一名商人成了同性恋亲友会的全职员工和负责人。平日里一边免费开展活动,另一边以筹款的方式募集资金,阿强说,他是把同性恋亲友会当作一份事业在对待。

现在,同性恋亲友会进入了全国 50 多个城市,平均每一周末有 3-4 场活动,举办有 200-300 人参加的“同志亲友恳谈会”,和 150 人规模的“同志亲友会”。

“但在中国,除了艾滋病相关机构,大多数关于性别的公益组织都拿不到正规执照。”阿强说道。主管部门指向模糊,或者有意搪塞阻拦,都让性别组织在中国处境尴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校中。彩虹小组至今都不是中山大学内部的注册学生社团。社团联合招新的时候不能出现,只能在线上宣传和发传单,像打游击战。

和学校的关系也很矛盾。一方面独立于学校,按逻辑来说不受学校管制的,但真要做活动的时候又有阻力,理由是成员大多数是学生,学校会来施压。“要让小组继续运行下去,又要花很多精力避免敏感词。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木口说道。

但还是有人愿意去做这个看起来回报不大的事。木口说他们的活动经费是毕业的小组成员一起赞助的。而在珠海校区彩虹小组,一拨人特地去血液中心做了核酸试剂的血液检测,把拿到的 30 元政府补助凑成了之后的活动经费。

校园里的生活仍是相对简单和安全的,木口说他们想要的不多,只是想要创造一个 LGBT-Friendly 的校园环境。但一旦踏入了社会,一切都不一样了。

很多彩虹小组的成员在毕业之后不会在工作中公开他们同志身份,也不会说他们曾经在读书时候做过这样那样的公益事。“在学校和个人的各种档案里,我们是空白的。”木口说道。

这种空白的状态是毕信乐无法认同的。在中国生活了 10 年,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圈内活动后,他在 2014 年成立了“同志商务”,试图以 LGBT人群职场平等权益为主题,打造一个与企业对话、合作的非盈利平台。

2015 年,上海同志商务举办了第一届 LGBT 人才招聘会

“同志商务”的初衷是建立一个让 LGBT 员工和商业公司相互接触的平台。这听上去多少有些标签化,但在毕信乐看来,这是一个铺平起点,防止 LGBT 人群过于弱势,被污名化的阶段性必要举措。

“商业是一股中立力量,考虑无非只是利益。当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时候,商业公司就可以为 LGBT 员工发声。”毕信乐说道。 但在中国,这两方都需要有人在推动。

在商业公司这一边。虽然 500 强企业近 10 年成了西方推动 LGBT 运动的主力,但这些跨国公司在欧美和在亚洲是完全两套。“Google 中国目前的同志员工小组还是‘同志商务’的志愿者在今年才建立的。”毕信乐说道。

好在企业之间本质上也会因为相互竞争而被推动,这也印证了他在邀请企业时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参加招聘会的还有谁?”今年有包括星巴克、尼尔森、花旗集团、蓝色光标和滴滴出行 34 家商业公司参加了招聘会,在外企之外首次有了国内民营企业的身影。

反倒是要让 LGBT 员工变得开放和自信,毕信乐认为更难一些。“在考虑了利害关系和生计来源后,我们鼓励同志员工诚心诚意做自己,勇敢出柜。”在“同志商务”的各种活动上,毕信乐不会把参与者的肖像马赛克或者模糊化,然后发布在“同志商务”的微信号上。“我们又不是犯罪分子,为什么不自信地出现?”他说道。

可以想象的是,还是没有太多人愿意在占据了他们全天生活 1/3 时间的公司出柜,这背后有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16 岁就出柜的毕信乐想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劝解 LGBT 人群:“即使一家企业要关注 LGBT 员工,如果员工里并没有这样一员,它也不会动身。如果我们自己都是无所谓的,没有一家公司比你还要关心你。”

外面的人

6 月初开始,马来西亚人 Charlene 几乎每天会在朋友圈上转发上 5、6 篇文章,它们大多是在 6 月 17 号- 26 号举办的上海骄傲节活动介绍。

2009 年,Charlene 和其他 5 个老外、2 个中国人为他们即将离开上海的朋友送行,开了一个大 Party。这是骄傲节的雏形,之后,电影放映、艺术项目、骄傲跑和 BBQ 这些更娱乐、更活泼的活动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骄傲节的一部分。

拍摄了《东宫西宫》的导演张元出现在了今年上海骄傲节的放映活动上

今年,“甘道夫”的表演者伊恩·麦凯伦来到了上海电影节,出柜多年的他穿上了骄傲节的设计 T 恤,十分捧场。但即使骄傲节拥有数十个品牌赞助商和各个领事馆的支持,上海骄傲节还是更像一个 LGBT 社群内的狂欢,面向的社群也只是一个更愿意接受新事物、且看起来更优渥的中产阶级。

荷广传媒下属的性与生殖健康平台“谈性说爱”是今年骄傲节的合作伙伴之一。2013 年,它从性别研究相当前沿的荷兰来到中国,目标是向 18-30 岁的沿海大城市年轻人普及性健康与性别知识。

负责人陈洁瑜说自己没有经历过明显的性别不平等遭遇,本身也不是性少数,是后来在荷兰读书和工作的经历让她站在了 LGBT 人群和圈外人的分界线上。“我的朋友圈对同性恋是比较友好的,同性恋不是疾病也是一个共识。但如果把圈子扩大一点,就不是这样了。”陈洁瑜说道。

在“谈性说爱”过去发布的 LGBT 相关文章下面,陈洁瑜常会看到负面反馈。有人会说他们天天都是讲同性恋,感到厌烦之类的。而抵御这种压力继续普及知识之外,陈洁瑜和她的同事也要防止对 LGBT 社群的另一种不公正对待——以好看、有钱作为接受 LGBT 人群的筹码。“这也违背了平等权利的初衷。”陈洁瑜说道。

有一回,她和父母闲聊起了 LGBT 人群。“老一辈的反应是‘不太好’,然后很快把这个话题回避掉了。”陈洁瑜明白,这颠覆了父母的生活法则。

“谈性说爱”目前有超过 30 名专栏作家,覆盖国内主流性别研究界

对于直接承受伦理压力的 LGBT 人群来说,父母是他们最熟悉却最不敢真正接近的人——他们常常害怕自己成了让父母失望的人,或者对不起父母。

阿强至今还比较遗憾的是没赶上向妈妈出柜。当他一再推托说自己一定会在 30 岁那时候带女朋友回家的时候,妈妈却因为癌症去世了。

就这样。在同性恋亲友会的活动上,他遇到过骂他们、称他们把自己孩子变成同性恋的家长,当场坐在那儿哭的家长,也有直接质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我孩子掰直,而是要鼓励他们出柜,让我们接受他们”的家长。看起来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但在阿强看来,他们至少还有机会获得相互之间的理解。

“一般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妈妈可能占 70% 以上。”阿强说道。这个数字的背后有中国人传统里家丑不能外扬的观念,也有父亲在中国式家庭中承担更多面子压力问题的种种隐含因素。

但要打开这群中年人的心结,阿强觉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因为他们还大多处在恐同的盲目阶段。“有时候,我们在恳谈会第一环节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已经把家长说动了。他们会说‘啊……同性恋还读博士的’、‘同性恋还有在大学里当老师的’。他们一下子就把之前妖魔化的思想包袱给甩掉了。”阿强说道。

而对于这些跟 LGBT 社群有血缘关系的圈外人来说,他们大多也不会把孩子赶出家门,只是害怕“同性恋这条路很难走,孩子未来怎么办?”“我的孩子肯定找不到伴侣吧?”这些问题。

这也让阿强更愿意把同性恋亲友会称为“让父母开阔眼界的地方”,他们其实在用别人的例子告诉这群父母:你的孩子是特别的,却不孤独。

当然,也还是会有那些很难被改变的父母。比如在甘肃往西地区,那里除了有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还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即使在当地 LGBT 社群内部,谁只要说了自己想出柜,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但那些地方即使特别保守特别难,也还是应该有人去往湖里扔石头。”阿强说道。

未来

“再过 3 年、机构成立 10 年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到 100 个城市去。减少偏见和歧视,拥有平等的立法。”阿强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划。他们也会在不同的地区采取相应的对策,比如招募更多西北地区的志愿者,希望能从点到面地改变当地的气氛和环境。

而在疏通子女、父母关系的同时,阿强也发觉有些人在参加完恳谈会后就把“请柬也发了、彩礼也送了”的婚宴给退了。“我参与到了很多人人生的重要拐点,甚至是他们的未来。”他这样说道。

2015 年,一次武汉同志亲友恳谈会的海报

几个月前,Toni 和几个拉拉朋友在东四十条开张了 Mate Space,一个沙龙空间。临近中年,有了更多经济基础的他们终于不用再左右搬迁,有了常驻的心理咨询师,但也开始思考养老的事。

对于这群大多数离开婚姻、没有子女的同志来说,这是一个着急解决又个人的问题,跟那种推动 LGBT 拥有社会地位的平权抗争有着显著的不同。

实际上从一开始,Toni 想做的就是社区服务,而不是那些看起来会带来重大变革的事。“我们还在做调研,最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几个人一起开间养老院。”Toni 说道。

在彩虹小组刚成立的时候,木口说学校有关部门的电话一度被打爆。“他们抱怨说学校把他的孩子变成了同性恋”。但 10 年过去了,这个社会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性别类的话题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彩虹小组成员发朋友圈的时候也不会特意屏蔽家人。“如果真的问起的话,可以说我只是关心这方面的内容,并不一定要出柜。”

不过,这门课在今年被叫停,木口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却认为自己再也做不了更多。“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上了这个课之后有所触动进行自我认知的。课程对他们人生的帮助很大。”

对于不断被挤压的空间,毕信乐的态度一直是直接主动的,有时也会给人一丝偏执感。“在美国,这 30 年时间有越来越多人认识 LGBT 群体。而如果 50% 的人认识 LGBT 人群,就有 40% 的人支持。有 80 % 的人认识 LGBT 人群,就有 70% 的支持。我们离美国的距离是 30 年还是 100 年,主要看自己的状态了。”毕信乐说道。

在他看来,以公司员工的身份出柜,诚心诚意做自己,是 LGBT 群体能看到的最有希望的未来。 

“但不该是一时冲动。”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说 LGBT 人群的生活真的跟大多数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是他们从比较早的时候就必须进行抉择了。

题图来自 Edward H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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