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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多地环游世界,直到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困住了我

2016-08-06 07:19:05

在酒店游泳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奇怪而明亮的声音,“我想去死。”

苏珊娜·乔伊逊(Suzanne Joinson)是一位英国作家。她的第一部小说是 2012 年出版的《The Lady Cyclist’s Guide to Kashgar 》。她的在旅行中写成的文字以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先后刊登在《Vogue》、《Lonely Planet》和《Independent on Sunday》等媒体上。现在她居住在英国苏塞克斯郡(Sussex)的沃辛(Worthing)。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酒店的房间内。一个月之内从上海出发,经过维尔纽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译者注)和罗马(Rome),最后抵达都柏林(Dublin)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接着,我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新一轮奔波。只不过,这一次的目的地变成了雅典(Athens)、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和吉隆坡(Kuala Lumpur)。我都是独自一人前往这些城市进行旅行。到达目的地之后,我需要不断参加各种活动,发表各种演说。经历了跨越时区的飞行和仓促紧张的日程安排之后,我真的想在一天结束时能回到酒店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我住过各种酒店:房间里的小冰柜内有时候装满各种食物和饮品,有时候则空空如也;空调可能嗡嗡作响,可能坏了,也可能温度太高或者太低而且无法手动调节。尽管床宽大无比,枕头也硬得硌人,但我依旧会试着好好放松。这时候,我也许能够听到隔壁房间的电视声响或者走廊上陌生人的悄声低语。

在莫斯科时,我在一家名为 Cricket 的酒店内住了一个月。在欧洲各国时,我住的是都是房间狭小局促的三星级客房。而在中东时,我住的一般是大型连锁酒店,比如喜来登酒店(Sheraton)、丽笙酒店(Radisson)和希尔顿酒店(Hilton Nile)。不管走到哪,我都会根据当地的酒店价格和旅行的性质来选择栖身之所。我喜欢住在标志性的酒店内,而且要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说中那种殖民地风格的酒店。比如耶路撒冷(Jerusalem)的 American Colony 酒店、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 Pera Palace 酒店和孟买的 Taj Mahal Palace 酒店就深得我心。

从二十多岁开始,我一直过着这种漂泊不定的环球旅行生活。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在此期间我有一些时候是单身一人,有些时候则处于恋情之中。最开始,这种在全世界各地周而复始的短暂生活令我感到新鲜和惬意。前几年里,我觉得这种生活乐趣无穷。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开始感到厌倦。

抵达异国他乡后,我喜欢用游泳来消除长途旅行的疲惫。通常来说,酒店的游泳池都藏在大楼的内部。为了去游泳,我会蹬着松垮多绒的酒店拖鞋,艰难地穿过走廊和一排排长得完全一样的房门。我在浴袍里面几乎都不穿衣服。这种装束让人有一种私密感,但同时也感到暴露无遗。酒店的游泳池几乎每次都空无一人。只要摘下眼镜,我就再也看不清假的棕榈树和通往按摩浴缸的台阶。

长期以来,游泳的好习惯使我受益良多。入水之后,“伦敦风格的我”就被甩在脑后。几圈下来,我就是一个闪着光芒的全新国际范儿旅行者了。但是有一次,游泳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经历了一次令人迷惑困顿的 18 小时旅程之后,我又一次来到游泳池,平躺着漂浮在添加了各种化学物质的水面上。

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奇怪而明亮的声音。这个声音给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它说:“我想去死。”这是一个平静而理智的声音,它与瓷砖上荧光灯的反射光线、泳池中水流的轻拍声、桑拿房水珠的滴落声和大楼内某处水龙头被拧开的声音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我赶紧翻过身来,开始慢慢蛙泳。接着,这个声音让我潜下水去。我服从指令,闭着眼在水下潜游。很快我触摸到了池壁,那感觉就好像鲨鱼的鼻子触碰到了船只一侧的船舷。

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时,脑海中的声音大了一些。第三次时,声音又比第二次大了不少。它坚持不懈地向我提问,而我则默默回答。这构成了一段段合理的内心独白。我在哪里?某个国家的某个游泳池内。我在这认识谁?实际上谁也不认识。谁会想念我?实际上没人会想念我。接着一个清晰而理性的声音让我潜下去,把自己闷在因为加了氯气而发蓝的池水中,然后顺其自然。这个声音令我感到惊恐。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不应该经常于一周内在亚非两个大洲之间穿梭;这个世界也不应该按照这种速度来回变化。常态化的国际旅行会扰乱人们的生活节奏,令人感到混乱和困惑。有的时候,这种生活模式甚至会带来更糟糕的损害性结果:主观自我(subjective self)当中的部分核心元素开始渐渐衰退。但即便如此,我依旧喜欢四处漂泊游荡。那时的我是一个随性的姑娘,经常在最后时刻买一张机票去畅游世界。每次旅行结束,我都会回到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区(Brixton)。在和他人合租的房子里,我总有一种被轻微束缚的感觉。因此旅行回来之后,我就会开始着手规划下一次旅行。

每次从在回家的出租车中爬出来或者拖着行李箱来到门前时,我都会想起简·里斯(Jean Rhys)。她在 1939 年出版的《早安,午夜》( Good Morning, Midnight)一书中写道:“在夜里走回来,回到酒店。总是同一家酒店...你走上楼梯。总是同一段楼梯,目的地也总是同一个房间。”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循环。虽然不断寻找新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一直在原地绕圈,没有丝毫进步。

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做海马体(hippocampus,主要负责记忆和学习。日常生活中的短期记忆都储存在海马体中,如果一个记忆片段在短时间内被重复提及的话海马体就会将其转存入大脑皮层,使其成为永久记忆——译者注),它的形状酷似一只海马。在很多方面而言,人类还没有完全破解它的奥秘。

但是,科学家认为海马体就好像人体内的导航装置。它能将人类的记忆与大脑处理位置信息的过程联系起来。虽然海马体经常处理地理信息和位置信息,会利用地标对象和图像帮助我们理解风景、室内布置和景观,但它的功能远不止这么简单。有的时候,海马体还会根据人类情绪的“地理信息”绘制地图。比如为未来的目标、愿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记忆序列“绘制地图”,或者系统化我们的对自己的描述。因为海马体的存在,我们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也能够学会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科学家发现,沮丧和抑郁的情绪能对海马体起到抑制和扭曲的作用。正因如此,沮丧抑郁的人才会在很多层面上感到彻头彻尾的迷失。

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旅行太多从而导致海马体的导航功能受到抑制,还是单纯因为十几年来逃避亲密关系和任何貌似安定的家庭而感到疲惫。但不管怎样,酒店的建筑以及所有与酒店有关的东西(比如房卡、长走廊、召唤服务人员按铃的声音)都会触发我心中想要自杀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日渐增强。

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焦躁不安。这期间,我在“家”(其实就是一系列租住的房子,每个房子住不了多久我就会搬家)和不断独自抵达全世界各地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意大利著名作家——译者注)风格城市的这个过程中来回切换游荡。我很孤独,而且这种孤独感与日俱增。我幻想穿过镜子,去看看镜子另一边的世界。于是我沉浸在这样的想法里无法自拔,丝毫不知道如何才能不去胡思乱想。

在密集旅行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失眠。我的失眠情况非常严重,唯一应对漫漫长夜的办法就是彻夜读书。如果身处一个有午休习惯的国家,我会在午休时间补充一下睡眠。其他情况下,我会在傍晚时分的空闲时段打个盹,然后再起床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准备。

在那些难熬的夜晚,窗外的异乡城市总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看上去空虚无比,但又人山人海。此时,我开始阅读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以及他们与城市、旅行、逃避和酒店房间的关系。在凯瑟琳·康利(Katherine Conley)1996 年出版的《自动的女人》(Automatic Woman)一书中,我了解到德国艺术家尤妮卡·祖恩(Unica Zürn,下文中艺术家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合作伙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如何因为在柏林的一家酒店内打碎了窗玻璃就被关押到一所精神病院的故事。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译者注)小说《娜嘉》(Nadja)中的主人公也是因为在巴黎酒店内的“不稳定和奇怪行为”而被监禁起来。我还沉迷于英国出生的艺术家、作家利奥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的作品。她入住马德里的丽兹酒店(Hotel Ritz)后将自己脱得精光,然后与酒店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此后,她也被关进了诊所内。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上述三位女性在酒店内的堕落行为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和意外。无论如何,她们都过着“候鸟”一般四处漂泊的生活。对于那些信奉超现实主义的女性而言,酒店的镜子、房门、门锁、阳台和浴室都可以变成活跃的道具和布景,为她们“跨越镜子前去另一个世界”的过程烘托气氛。

很多时候,这些女性生活中的男性艺术家也会大肆鼓励这种行为,并对其大加利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沉迷于刻画主人公遇到潜意识、调情和疯狂的行为。大部分情况下,作品中的女性会被一路逼迫着(或者自愿)来到另一个世界的奇异入口。与此同时,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则在一边冷眼旁观。通过女性推开的大门,男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才发现原来自己能够达到一种精神自动主义(psychic automatism)的纯净状态。换句话说,这些艺术家能够超脱理性的束缚或者道德和审美的控制。通常而言,酒店房间正是这些艺术家进行实验的最佳场所。

祖恩代表了一种彻头彻尾的矛盾体,她独自占据了整个阈限空间。她会跟在贝尔默后面,保持几步的距离。祖恩不仅是给予贝尔默灵感的女神,也是贝尔默创造出来的青春期前玩偶,而且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等身大小玩偶。祖恩崩溃了三次,每一次触发的原因各不相同:要么是因为她离开了自己与贝尔默在巴黎合租的公寓,要么是因为离开与前夫所育的子女并住进了酒店。

在自传中,祖恩将酒店客房描述成“一个巨大而空旷的舞台,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它看起来不像幻觉的产物,反而更像是在一个人自我中心形成的清晰画面。”她在书中说,自己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正是因为通过酒店的窗户向外望去并体验到了与童年创伤有关的幻觉:她看到了 15 岁时被拍卖的家庭住宅以及家中所有陈列。这标志着她所认识的家庭、童年和根本的自我都被彻底毁灭,消失无踪。

祖恩被疯狂所吸引,也接受了疯狂的行为。她故意置身于匿名的房间中,从而使自己产生幻觉。她跨越了现实与虚幻之间的边界,而她看到的与房间和房子有关的图像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在书中写道:

这座沐浴在翠绿色光芒中的房子变得透明起来。她能看穿墙壁。在房间里,她看到来自岩石神庙(Temple of the Rocks)的印度佛像,在黑色天鹅绒材料上用金线和银线刺绣而成的中国巨龙以及散发着金光、红光和绿光的阿拉伯地灯。但房子里的景象仅仅是昙花一现,因为墙壁很快就封闭了起来。接着大门也被关闭,整个房子都彻底融化。甚至连房子最初出现时照耀它的绿色小灯也一同消失不见。

几年之后的 1970 年,她再次出现了一系列幻觉。然后幻想的世界轰然倒塌,她又一次回到现实世界中。这次她从巴黎的一个阳台一跃而出,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解脱。

我收集了一大堆印有酒店抬头的信纸。我喜欢用这些信纸给别人写信,而不是寄送明信片。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是一个旅行成性的人。她在一生中四处漂泊,对各种酒店早就轻车熟路。她喜欢在酒店的信纸上素描草图。其中一幅素描画的是她住过的房间,也就是纽约默里山酒店(Murray Hill Hotel)的客房。她捕捉到空间令人感觉局促幽禁,甚至会诱发幽闭恐惧症。

在 1938 年发表的故事《坐牢期间》(In Prison)里,她写道:“在我看来,我如今的酒店生活与监狱生活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酒店与监狱都有走廊和一个一个的房间,也都住着一大群目的不同且互不相干的人。虽然每个人不同的目的让他们显得生机勃勃,但是彼此之间依旧差异巨大。”

酒店的入住体验基本上都与客房有关:你会感觉进入到一个受限的空间,它既属于你,但又不属于。酒店的客房像是牢房,又像是陷阱。

乔纳森·埃利斯(Jonathan Ellis)在 2006 年出版的《伊丽莎白·毕晓普作品中的艺术和记忆》( Art and Memory in the Work of Elizabeth Bishop)一书中写道:“毕晓普很难安居在贴着墙纸的酒店客房,因为这种环境会让她想起童年时候的恐惧。”正如尤妮卡·祖恩从酒店窗户向外望去能看到童年时候家庭住宅被拆毁的场景一样,我很快也意识到一个问题:不管你逃得多远——即便是住进坐落在宇宙边缘的酒店——酒店房间的布置和装饰总会让你想起童年时候的恐惧。当你站在浴室昏暗的灯光之下时,你看起来就好像鬼魂一般。

在旅行时,我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会与日俱增。所以我试着从家里带一些东西放在身边,以便让自己感觉踏实一些。但我很快发现,除了书籍之外我一无所有。而且这些书籍都我来说没有任何个人意义。这个事实令我难过不已,并且开始质疑自己生活的方式。从那以后,每当置身于国际酒店的家具和装潢(有意设计的看起来很普通的大厅、宽大的前台等)之间时,我都会感到恐慌。酒店的餐厅和楼梯间也会让我感到不适,因为穿越这些空间也会诱发我心中的焦虑和悸动。

我有一种陷入圈套的感觉,心中充满了对幽闭的恐惧和偏执妄想。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却是深深的迷茫:我在哪?我到底是谁?身体的血液、肌肉和骨骼在试图定位自己而失败的时候一直嗡嗡作响,或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海马体在翻跟头。因此,我感觉自己被一种永久且耻辱的感觉所淹没。我决定必须停止旅行,在家里好好待一段时间。于是我放弃了全世界到处跑的工作,选择在家静静坐着写点东西。

留在家中的工作有很多种。我能找到最接近自己要求的工作就是在肯特郡(Kent)马尔盖特(Margate)的一个酒店内当驻场作家。我计划在那里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好好完成一部作品。我认为留在英国会让我感到更加安全、踏实。再也没有酒店的游泳池,再也不会因为频繁跨越时区、丢失时间观念而迷失自我,再也不会经历因时差没倒好而充满幻觉的夜晚。

在潮湿的小房间里,我能远眺大海,也能看到荒凉的人行漫步道。我开始绘制地图,描绘出我认为继承了早期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努力的作家和画家。她们是无名酒店客房中的夜间女王。从利奥诺拉·卡灵顿到简·里斯,从简·里斯到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从艾米·怀恩豪斯到翠西·艾敏(Tracey Emin)。艾敏是马尔盖特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艺术家,她童年时代就住在马尔盖特国际酒店(Hotel International in Margate)内。那是一个海滨酒店,艾敏的父亲则是负责运营的老板。对于年幼的艾敏来说,酒店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她在艺术生涯中有很多作品详细阐述了自己童年时期缺乏安全感的事情。

艾敏在 1993 年创作了一件名为《国际酒店》(Hotel International)的作品。这是一个由她生活中使用过的布料和材料制成的被子,上面还有手工缝制上去的毛毡字母。2005 年,卡尔·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在一次采访中问到了她对舒适友好空间的利用和使用拼接材料、毛毯、帐篷等重新制作娃娃屋的事情。弗里德曼问道:“当你创造这些娃娃屋时,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在玩家具的小女孩吗?”她回答说:“可能吧。”弗里德曼又问:“所以你一直困在过去是吗?你陷入自己太深,已经无法自拔了吗?”她回应道:“也许我是在试图纠正我的家吧。”

我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一个破旧海滨小镇长大,距离艾敏的家乡马尔盖特并不是太远。 家乡的扁砾石、糟糕的天气和残破的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似酒店令我厌烦。我曾经就在那座酒店中给庸俗肮脏的老板打工,做暑期服务生。工作主要是为年迈的老太太端冰淇淋。为了逃避这一切,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家乡荒凉的海岸线和海鸥发出的粗声大叫与死亡没有区别:它们都代表了世界的尽头,时间的终点。

我尽可能多地环游世界,但总是像简·里斯发现自己会不断回到同一个起居室一样原地踏步——“她命中注定要回到起点,回到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那间小卧室。而那间卧室和她十年前离开布鲁姆斯伯里住的小卧室几乎一模一样...”——我发现自己如今又住在一个与故乡很相似的破败海滨小镇,距离伦敦和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 airport)很近。走在海边,周围到处是墨鱼骨和干鱼蛋。我现在住在靠近海边的地方,周围有一排破旧的酒店。它们的名字都很寻常,比如 Belle View 或者 Sea Bright。当我透过窗户凝视酒店内部时,我想起了伊丽莎白·毕晓普贬低酒店装潢的种种描述:“毫无吸引力的墙纸”以及“土耳其地毯”。最后为了保住性命,我还是放弃了美好但却需要不断旅行的工作。我不再假装将伦敦(或者其他任何城市)当做自己的家,并且搬回了故乡。对,就是那个天气糟糕,酒店残破还有着海鸥的小镇。在那里,我试着用不再奔波的安定建立一种令自己惴惴不安的平静。

如今我会想起人生中四处漂泊的岁月。那是一段令我惊讶的原地打转时光,我差点没能撑过来。它与酒店的各种意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我想到了毕晓普的一句名言:“无论家在哪里,我们是否都应该待在家中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并不后悔曾经的逃避,但我也对旅行的风险有了更好的认识。

现在,我给自己定下了几条规矩:出门旅行的时间不能太久,最终一定要回来,确保自己能被动物、孩子、家庭、丈夫等事物所“束缚”。实际上我要紧紧依靠这些事物,让它们成为我的支撑,成为我漂泊之旅中的大锚。当我回忆起大酒店中的游泳池和所有与酒店有关系的东西时,我会在潜意识里的封闭局促空间中产生幻想——我想象自己平躺在水面上,静静地漂浮着。我不再害怕这种失重感,而它也不再像溺水、跌落那样令我恐惧。相反,我能感觉到的只有随波逐流罢了。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爱德华·霍普在 1957 年创作的油画《Western Motel》。该画目前收藏于耶鲁大学美术馆内。图片版权: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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