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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计的唱片四次入围格莱美,但他和台湾的唱片潮流始终有点儿远

设计

他设计的唱片四次入围格莱美,但他和台湾的唱片潮流始终有点儿远

陈莉雅2016-03-30 22:30:00

“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在做唱片了,都在做些奇怪的事。”

萧青阳的门前总站着几个年轻人。“萧大侠,我想跟你做唱片。”他们说。

这位行业前辈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完成了 1000 多张唱片设计。在 2005 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1 年,萧青阳设计的四张唱片《飘浮手风琴》、《我身骑白马》、《甜蜜的负荷:吴晟诗.歌》和《故事岛》入围了格莱美奖“包装与内页奖”和“最佳套装盒或特别限量包装奖”。

王雁盟《飘浮手风琴》
苏通达+郭春美《我身骑白马》
吴晟《甜蜜的负荷:吴晟诗.歌》
李欣芸《故事岛》,图片由萧青阳工作室提供

这些专辑的设计和潮流不太一样。苏通达在 2007 年独立发行唱片《我身骑白马》,连吃了四家唱片公司的闭门羹。这位从小在台湾高雄长大的音乐制作人、歌手打算与歌仔戏“春美歌剧团”合作,制作一张“让阿嬷听得懂的专辑”。专辑的歌曲来自古代民间故事里的一对情侣薛平贵和王宝钏,苏通达加入爵士、拉丁、电音,将它变成了电音歌仔戏。萧青阳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唱片装帧。他起初有些担心,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对西方的评委来说难以理解,何况格莱美还是很商业主流的奖项。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个爱情故事,讲到爱情就很好理解。”可萧青阳并没有在封面设计里体现这一点,转而把赌注压在文化元素上。他延续音乐的混搭概念,利用拓印的效果,把将军图、仕女图,和白马图重新改造。三个月的时间,萧青阳从台湾各处的庙宇收集与马相关的图像,翻看中国历代不同画风的人、马造型的图画资料。用黑白色彩的基调设计唱片包装。唱片最终入围了 2008 年第 50 届格莱美包装与内页奖。

独立音乐“野火乐集”的创始人熊儒贤形容萧青阳在国际奖项上的成功说,“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在地化’(本土化)才是致胜关键”。和萧青阳一样,熊儒贤同样经历过台湾唱片业最鼎盛的年代。过去萧青阳还有些犹豫,将文化放进设计,可能口味太重、离明星太远,但现在,他似乎非常肯定了,只要让它看起来够“娱乐”,“绝对没有不妥”。

不过,和你印象中的一样,这种唱片设计的风格在台湾并不是主流。这里流行的“台湾本土化”设计,从萧青阳 80 年代开始唱片设计工作开始就意味着,重要的唱片封面几乎全是明星的大头。歌手张惠妹 90 年代发行的专辑《姊妹》、《Bad Boy》,两张专辑在当时的亚洲销量加总超过一千万张,专辑封面皆以歌手肖像为主打,李玟早期专辑《爱就要趁现在》、《CoCo 李玟同名专辑》亦是如此。

设计师极力修饰这些辨识度极高且人气极高的面孔,让他们看起来对粉丝更有号召力,热情一直持续到了 90 年代后期。

这不是萧青阳进入唱片设计行业时的初衷。在 80 年代影响萧青阳的是那些“看不懂”的欧美唱片封面,他拿出几张收藏的原版卡带,包括美国摇滚乐队“感恩而死” (Grateful Dead) 的 “American Beauty” 、加拿大女歌手琼尼·米契尔 (Joni Mitchell) 的 “The Hissing of Summer Lawns” ,和英国乐团 “Art of Noise” 的 “In No Sense? Nonsense!” 。这些唱片的封面抽象、奇特,充满想象力。

萧青阳收藏的卡带,图片摄影:陈莉雅

但在台湾,萧青阳无法创作这些“艺术品”。“2000 年以前,连我自己都备感压力,当时偶像包袱特别严重,设计永远就是在偶像的大脸中打转”,萧青阳说,“但我就是生在台湾,我得接受事实。”

情况在 2000 年后发生了转变。歌手更多地在电视亮相,人们“听”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喜欢盯着萤幕上耗费心思打扮的歌手,同时也希望手里拿着唱片是一件值得收藏的东西。萧青阳发现,听音乐的人逐渐分成了三类:追求的偶像、纯粹聆听音乐、以及一大部分处于中间的——他们既爱偶像又想要有意境。

设计师们面临了新的问题:“面对大明星的专辑,到底该不该把他的大脸​​舍弃?”

“苏打绿”乐队自 2001 年一共发行了 10 张专辑,封面并不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普遍来说,高知名度的歌手,专辑封面还是会以歌手肖像设计为主,但偶尔也会小试创新。周杰伦在 2011 年发行的第十一张专辑《惊叹号》(USB 版) 罕见地没有把自己的形象放大作为卖点,操刀封面的设计师陈政守选择了美式漫画的风格,把周杰伦“缩小”至封面十分之一的位置,并在专辑里附有 J 字船锚金币 USB 和立体轮船。这张专辑获得了 2012 年度台湾第 23 届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包装奖。

对萧青阳来说,这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在 2000 年以后的 7 年里,萧青阳被提名格莱美奖的这些唱片设计,大部分皆不是歌手作为封面(除了第一张有歌手的侧脸出现)。“包装不是服务给当地人而已。”萧青阳说。这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化的对策,对于美国的评审来说,亚洲歌手的陌生模样并不能叫他们兴奋,而抽象的“东方情境”,反倒吸引人——这种异国情调就像萧青阳早年在卡带店看到的欧美唱片一样。

可即便是那些面对华语市场的明星们,也没有停止来找萧青阳。不过,萧青阳已经老道到可以挑选他们了。如果把音乐人分成偶像与创作型歌手,他更喜欢和创作性的歌手合作,更早地从企划、美术、摄影,各种关乎想法的环节都参与其中,有时,这些环节甚至发生在歌手录音,甚至会影响到最终曲目的选择。

1998年,当年陈绮贞还是“素人”歌手,没什么名气,她准备发行首张专辑《让我想一想》,萧青阳为她设计封面。萧青阳的女儿在那一年出生,出道作品和新生命诞生之间有一种恰如其分的比喻,萧青阳将妻子的孕妇装扫描成花布纹,放进专辑内页设计里。萧青阳曾帮陈珊妮设计专辑《乘喷射机离去》的封面,他在一旁发现陈珊妮喜欢拿着蜡笔随手画,最后,饮料、吸管搭配画作出现在专辑的设计中。

图片来自豆瓣音乐

许巍在 2008 年找上萧青阳,请他设计《爱如少年》的专辑封面,这也是萧青阳首次帮大陆歌手制作专辑封面。萧青阳习惯的工作方式是,与歌手见面接触,观察歌手当时的状态,搭配音乐量身打造专辑封面。但这一次,“合作前,我根本没见过他们,即便连飞到北京也未必见得到”。可尽管如此,当许巍拿到专辑的封面设计,还是认为萧青阳对自己的音乐非常了解,是个“艺术家”。许巍像平常那样站在青海的风景中,封面大面积留白。

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都打算向这位“艺术家”拜师学艺。可这几年,他们总是遭到拒绝,沮丧地离开台湾新北市的这间工作室。

90 年代,萧青阳最忙碌的时候一个月有 16 个案子,可现在,一年大概三张。“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在做唱片了,都在做些奇怪的事。”萧青阳说。在工作室里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时,萧青阳刚替“新北市野餐日-亲爱的____野餐去”的活动设计了“野餐套组,包括野餐垫、野餐纪念旗、野餐袋。

《我身骑白马》与台湾桃园机场合作成为候机室的主题墙

萧青阳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场演出活动的兴起,线上听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唱片业已然不景气。

根据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近日公布的《 2015 年音乐产业报告》,如今实体唱片和数字下载营收持续衰退,反倒是流媒体音乐(如YouTube、Vevo、Spotify 等)的营收首次成为音乐营收的最大获利来源。从 2010 年的 7% 成长至 2015 年的 34.3%,营收超过 24 亿美元。同时,现场演出市场也从 2010 年的 42.5 亿美元上涨到 68 亿美元。

在台湾,情况也是如此。周杰伦去年底的新专辑《哎哟不错哦》的销量是 15 万,尽管歌手的人气也发生了变化,但十年前的那张《七里香》的销量是 350 万超过 22 倍的差距仍然是个有力的证据。

“不可讳言的,现在还在做唱片的人,是像傻瓜没错。”熊儒贤说,“​现在是‘观众’大于‘听众’的年代,每个歌手都在舞台上一拼高下,只用耳朵和眼睛品味音乐的纯听众,几乎所剩不多。”

萧青阳很清楚现在听众已经不买唱片,但他们却会花大把钞票,进演唱会。2000年,他接手了“贡寮海洋音乐季”的主视觉设计,算是正式开启了他设计之路的转向。萧青阳将唱片那种 A 面 6 首、B 面 6 首格式化的呈现方式,放大到活动的设计,转成立体化的表现形式。“连当地小吃都可以搭配我的设计”,萧青阳说。

之后,萧青阳参与了宜兰童玩节、简单生活节的活动设计。去年,他还负责了莫文蔚“看看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海报视觉设计。萧青阳让莫文蔚站在教堂里,彩绘玻璃的光映在脸上,由下往上拍,“像是圣母一般”。这个想法来自于莫文蔚在意大利旅行时钟意的圣母像。

“这不是(音乐行业)没落,而是集体转型。”萧青阳说,但音乐行业可能也会因此发生改变,唱片的衰落已经影响到了音乐创作的数量,因为在新作品上付出的心力无法像过去那样直接反映到新唱片的销量上。

熊儒贤的担心更甚。“ ‘音乐素人’当然可以玩出非常特别动人的音乐,但要担当得起一名‘歌手’或‘创作者’还是需要具备相当的火侯与功力。”熊儒贤说,“​现在太多的泡泡音乐,只为了短效的商演服务,这让我觉得有从‘唱片精品店’滑落到‘商演杂货铺’的转变。”


以下 Q = Qdaily, X = 萧青阳

Q: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为什么会选择唱片设计?而非其他也能展现绘画天份的行业?

X:小时候家里住夜市,我去唱片行里逛,常会注意看不懂的卡带封面,对我来说,就是个享受。但我从没想到过这会变成我的行业。

在 80 年代时,并没有所谓的唱片设计师,连唱片设计师这个名号都是慢慢演进出来,早期跟设计有关的工作叫“美工”。美工与电工、水电工,其实就是其中一种项目分类,简言之就是工人。过去的美工,就是画电影看版,做招牌。当时我不敢跟家人说要从事“美工”,因为男生出社会,能否赚钱是很重要的决定,家人会关心是想靠什么维生,早期也没什么人专门做唱片设计,多半是委托广告工司制作。

我自组工作室,大概是当兵左右。我还记得是看到纽约 soho 区有一群 soho 族,有工作室,主要是接跟美感有关的设计,当时就决定把自己定义为“工作室”,就是专门做唱片美术设计。至今 30 多年,我还是称呼自己是工作室。

Q:你相对多样性的设计风格,在早期台湾音乐市场中,会面临怎样的考验?

X:2000 年以前,台湾音乐环境相对保守,设计风格以描述歌手为主,即便我做了夸张的设计,可能也没人理。所幸我做唱片年资长,2000 年之后,随着音乐市场开始改变,我的设计可以更有创意、更天马行空。

当时(90 年代),一个月最多可以有 16 个案子,我会替这些案子分类,不同的音乐类型,就试着用不同的包装。有时候转换心情,会让我觉得像鬼上身(笑),一下玩民俗、一下时髦、一下艺术。有人觉得我的创作很激烈,多变。

萧青阳手拿陈建年的专辑《大地》于兰屿公路拍摄,图片由萧青阳工作室提供

Q:现在平均一个月几个案子?

X:现在一年大概三张左右,其实我也转移重点,现在不是锁定在唱片身上。出唱片主要是为了后面的演唱会,或是其他行销活动。而且,台湾现在也没新的偶像,目前当红的偶像,主要都还是中生代的。

Q:你怎么观察偶像断层的现象?

X:现在音乐聆听,不是透过唱片而是透过网路。新生代已经没有听唱片的习惯。这也没有好与不好,就是载体的转型。就像我历经黑胶到 CD,只是种进化。不过因为这股潮流,让音乐创作大大锐减,主因是,这样的行为不能即时反应出销售行为,所以投入的人也就少了。

Q:你觉得台湾的音乐产业这几年是否发生了大变化?

X:听音乐的习性改变了。 2000 年之后物质生活优渥许多,这年代强调质地、现场的感受。现在的音乐表现是面对面,歌迷就是想听歌手带着一把吉他当面唱。因此许多 LIVE house 或演唱会的票房都非常好。开始有很多音乐节、音乐市集。我们也很清楚,歌迷都不买唱片啊,但他们都会进场来听,可是进场的钱比买唱片还贵。 (笑)

Q:唱片业变得不那么景气,这对你会造成影响吗?

X:这不算没落,而是集体转型。以前没有演唱会,现在人反而愿意花钱进演唱会,一万、两万的票价都愿意买。现在是重视“活动现场”,整个行销转向成立体的行为。我的设计当然也随之转型,设计不光是在唱片上,而是活动的设计,从主视觉一直到周边商品都是。

Q:你也有其他设计领域的创作,包括书籍包装以及设计联名商品,这当中有什么不一样?

X:这只是载体变化,其实举凡书籍设计、商品设计、活动设计,我只有一个原则,我希望设计都能具备音乐这个元素,而非只有视觉,当我设计马拉松路跑的活动,我就先着手设计主题曲,接着思考传统的元素,进而连结在一起。从事设计行业这么久,大概慢慢掌握到把感觉具象化,虽然我继续做设计,但更像是制作一个活动。

Q:在唱片设计师这个行业中,是否有观察到一些人员的变动?

X:过去唱片制作的环节分很细,比方录音工作的人,专长就是录音,做印刷的人,就是讲究印刷。但现在转型成活动现场后,工作变得不一样,要转向去在意现场音响,或是活动的周边商品印刷。同样是幕后人员,也是转换路线。

前阵子我到厦门,有三个厦门人请我喝茶,喝茶前请我先扫描 QRcode。接着就有音乐配着我喝茶。当时觉得这转型令人兴奋,某部分来说,它超越现场,是跨地域表现。

Q:唱片设计的人才是否就少了很多?

X:当然。这已经不是主流生产的环节,年轻人比较不会靠近。但这几年还是有些年轻人找我:“萧大侠,我想跟你做唱片”。我会回绝,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在做唱片了(笑)。都在做奇怪的事,例如一壶茶这类的事。

Q:说到人才,你怎么看待台湾的设计教育?

X:近几年广设设计相关科系,但市场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需要设计的工作,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设计人才下乡。所以地方的传统产业,开始重视设计。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有效提升台湾整体的美学素养,许多巷弄的小物开始变得具备美感。

Q:你如何看待“小确幸”的设计风潮?

X:我个人的观察是,台湾的设计近几年一面倒,明显偏好日式文化。从一个角度可以发现,台湾人旅行最频繁的国家是日本,台湾人希望可以追求品质、精致的物品。坦白讲,你到日本巷弄,就是我们“小确幸”的来​​源,就是“一茶、一物、ㄧ糕点”当中的感受。

我对这样的流行,还是有点意见,这还是跟风的现象。近年来我提倡台湾传统美学的再造。所以我觉得小确幸,就是个短期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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