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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安德鲁·格鲁夫,顺便来看一下这个创造了英特尔的人

Jonathan Kandell2016-03-23 08:08:13

他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在英特尔担任了很长时间首席执行官的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S. Grove)周一在他位于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的家中去世,享年 79 岁。他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格鲁夫家的发言人查克·穆洛伊(Chuck Mulloy)说,他的死因尚未确定。

在英特尔工作期间,安德鲁·格鲁夫(又称安迪·格鲁夫)推动了半导体革命的到来,把越来越复杂的芯片用来为计算机提供运算能力,事实证明,这场革命就像早年的碳氢燃料、电力和电话一样,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手机、数码相机、消费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玩具、生产制造设备,以及很多需要依靠计算功能的设备来说,英特尔的微处理器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主导英特尔存储芯片和微处理器的实验室研发以外,格鲁夫还是一个出了名的、永远高效率的管理者,在残酷无情的高科技业界,公司崛起和衰落的速度令人咋舌,而格鲁夫凭借其管理能力,在激励了同僚的同时,也令对手胆寒。他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成为了他 1996 年出版的畅销书的标题,格鲁夫在这本书中阐明了他的管理哲学。

让格鲁夫更具魅力的是他白手起家的移民故事。作为一名纳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1956 年苏联入侵他的祖国匈牙利时,他也活了下来。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他是个身无分文的小子,只会说极少量英语,还有部分听力丧失。几十年间,格鲁夫身价达到数百万美元。1997 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年度人物”,原因是“他赋予了芯片令人惊叹的运算能力和创新潜力”。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英特尔董事会长期成员大卫·约菲(David B. Yoffie)说,格鲁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硅谷之父”。他说,格鲁夫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关于组织实践和组织设计的理念——不同于传统的围墙型办公室结构,英特尔是非层级化、开放式、低分隔办公空间的诞生地。

约菲说,格鲁夫的职业道德、他的干劲,以及他对“创造性对抗”(creative confrontation)价值的认同,成为一代又一代硅谷创业人和高管们的管理模型样本,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Steven P. Jobs)等人也常常来听询格鲁夫的意见。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格鲁夫这个一丝不苟、身形苗条、体重适中的男人也不是永远正确。在他多年的英特尔生涯中,这位硅谷巨擘有好几次都招来了灾难。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从出乎意料的激烈竞争、失败的英特尔产品到管理决策失误都有。

但英特尔总是能用更强劲的姿态从每一幕插曲里走出来,这主要归功于格鲁夫总是能对灾难的严重性有清醒的认知,并且总能设定新的发展路线。“有时候遇见的是海浪,有时候遇见的是海啸,”他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写道。“在对公司中部分元素的运营方式进行改变时,如果这个改变的量级大到公司无法适应的程度,那么所有先前的预测就都会失效。”

格鲁夫的管理理念造就了英特尔,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Santa Clara)的公司是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之一,从 1980 年代末直到世纪之交,其股东的平均年度回报率高达 40%。

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S. Grove)原名 András Gróf,于 1936 年 9 月 2 日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小型乳品企业,他母亲帮着管账。孩提时代的格鲁夫得过猩红热,并患过一次让他几乎失聪的耳部感染。二战期间,他父亲被占领匈牙利的德国军队带走,并送去了劳改营,他在那里得过伤寒和肺炎,但都活了下来。

1991 年,格鲁夫和一块硅片,这是制造英特尔 386 微处理器工艺的一部分。图片版权:Paul Sakuma/美联社

与此同时,年幼的格鲁夫和母亲一直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直到战争结束。在 1997 年《时代周刊》的采访中,格鲁夫回忆道,8 岁那年,他母亲要他记住自己的基督教别名。他说:“她跟我解释说这不能出错,而且我必须忘了我的本名。”

匈牙利刚从纳粹的控制下解放,共产党的统治就接踵而来,1956 年的匈牙利起义随后也被苏联军队镇压下去。在几个同学被逮捕之后,正在学习化学的格鲁夫决定逃离这个国家。在花了一整夜时间躲避苏维埃军队之后,他和一个朋友越过边境进入了奥地利。

几周后,他登上了驶向纽约的难民船,然后他被带到了新泽西的一间战俘营里,一直住到他的移民文件办理妥当。“那时候我们认为所有的宣传都是真的,美国只是另一个乏味的极权国家,”格鲁夫在 1995 年接受 《财富》杂志(Fortune)采访时回忆起了自己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格鲁夫在几周内就给自己改了个美国名字,并搬到了布鲁克林一间小型公寓里,和他的一位姨妈和姨夫住在一起。他以一名化学工程系学生的身份上了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虽然他的英语说得很费劲,而且听力还受损了,但他仍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了。格鲁夫通过学习唇语跟上课程,然后他再回家或者在图书馆里翻译自己的课堂笔记。他在 1960 年《纽约时报》一篇聚焦纽约市立学院优秀毕业生的专题文章里说:“我每晚都得带着一本字典,重新过一遍白天的课程。”

1958 年,他娶了伊娃(Eva)为妻,她也是一名匈牙利难民,两人在前一年夏天的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区相识,当时两人都在那里做服务生。他们搬到了加州,格鲁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拿到了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他们育有两个女儿——两人的名字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上披露过,因为格鲁夫坚持保护孩子们的隐私。

精力充沛的管理者

1960 年代初,格鲁夫加入了当时正在起步阶段的计算机科技公司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他带领了一支研发团队,努力寻找把晶体管嵌入硅晶片的办法——硅是一种常见于沙子里、热量较低的导电物质。每块硅芯片上一开始嵌入的是几百个晶体管,后来发展到了数千个、数百万个晶体管——这大幅降低了计算机的成本、扩展了它的能力,而在过去要做到这一点,最初要依靠很容易就过热的大个真空电子管,后来则要靠单个晶体管组成的阵列。格鲁夫的团队还成功地去除了硅芯片中的杂质钠,从而降低了晶体管的不稳定性。

旧金山附近突然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软硬件公司对硅的广泛使用,让这块地方有了“硅谷”的称谓。1968 年,格鲁夫加入了英特尔,当时它是一家新成立的半导体生产商,也是硅谷的领军企业。英特尔是由仙童(Fairchild)半导体的前员工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高登·摩尔(Gordon Moore)创立的,主要业务是为大型主机计算机供应存储芯片。格鲁夫被派去分管工厂生产,并很快成了一名众所周知的、精力充沛的管理者。

英特尔高负荷的工作状态部分源于摩尔定律(Moore’s law)——它是以摩尔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因为摩尔假设认为,每隔 18 个月,微芯片的运算能力就会翻倍,而价格则会打对折,从而让旧的芯片以及使用旧芯片的计算机变得过时。为了满足市场对新一代芯片如饥似渴的需求,格鲁夫坚持让英特尔的员工把多加几个小时的班作为了常态。

会议都很简短,讨论都很热烈。2002 年《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写道:“安迪·格鲁夫在英特尔打造出了一种名为‘创造性对抗’的理念。从本质上讲,这个词是说员工最好能参与到大声的争吵中去,从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但这些争吵大部分都是由格鲁夫完成的,1984 年,他被《财富》杂志称为美国最强硬的老板之一。

当工程师和高管的回答让他感到愤怒的时候,格鲁夫会一把扯掉他戴着的那个臃肿的、像耳机一样的助听器,并把它摔到桌子上。(在做了 6 次手术之后,他在中年时最终恢复了听力。)在 2004 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当时还是他在英特尔的同事、后来接任他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说,格鲁夫的管理风格“就是拿个什么小东西砸到你的头上”。

2001 年,格鲁夫和微软的比尔·盖茨以及各种新款和旧款个人电脑在一起。图片版权:Jeff Christensen/路透社

但那些在这种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节奏中挺过来的人都获得了足够多的回报。当英特尔的市值在 2000 年超过 5000 亿美元时,数千名英特尔的员工通过行使期权成为了百万富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承认,格鲁夫专横的管理带领着英特尔度过了通常会让其他硅谷公司倒闭的危机。

度过危机

公司遇到的第一次大的危机是从 1970 年代末开始的,它与当时高品质但更便宜的日本内存芯片的成长有关。格鲁夫没有通过裁员来削减成本,而是要求英特尔的员工每天额外多工作两小时——不带薪。几乎同时,英特尔推出了一款更先进的芯片—— i432 微处理器,公司宣称,它将重塑计算机的未来。

然而事实证明,它带来的是一场灾难,运行速度比竞争对手慢了 5 到 10 倍。格鲁夫在 2001 年接受《连线》(Wired)杂志采访时承认,问题部分源于他一开始没能重视微处理器。他说:“我当时正在经营一条原本设计用来生产内存芯片的装配线,所以我把微处理器看作是讨厌的东西。”

但在格鲁夫掌舵时,英特尔很快完成了从内存芯片巨头向微处理器巨头的转变。到 1980 年代初,个人电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而英特尔的微处理器驱动了 80% 以上的新电脑。当时 IBM 利用微软为公司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从而让微软很快成为了软件公司新贵,而英特尔和微软则将彻底重塑整个计算机行业。这两家公司成了市场上的双寡头,被冠以“Wintel”的绰号,它们不仅蚕食了 IBM 在办公领域的统治地位,而且也让个人电脑进入了人们的家里。

1994 年,英特尔的势头突然被遏制住了,当时公司销售了数百万只有缺陷的奔腾(Pentium)微处理器芯片。格鲁夫和他的工程师们做出了反应,他们向顾客保证说,这个小故障只会影响最先进的那类计算机处理过程。这一傲慢回应给英特尔带来了一场公共关系——而且几乎也同时是财务上的灾难,数千个客户要求英特尔给他们没有缺陷的芯片,而媒体的报道也在大肆宣传着他们的不满。

为了扭转形势,格鲁夫和英特尔同意花 4.75 亿美元替换有缺陷的微处理器。最后,通过把奔腾以及后来的迅驰(Centrino)芯片的名字打造成品牌名称,使它们像英特尔所驱动的戴尔、苹果或者索尼电脑一样,成为公众所熟知的品牌——而这也大大提升了英特尔的收入。

竞争对手们抱怨说,英特尔制约了微处理器的发展,而微处理器则是半导体市场上迄今为止利润最丰厚的分支。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全球研究总监李亨奎(Lim Hyung Kyu)在 2004 年接受《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采访时说:“这是个专利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英特尔拥有全部的专利。”

其他竞争对手则说,格鲁夫曾警告戴尔、康柏(Compaq)和捷威(Gateway)等英特尔公司的大客户,让它们不要购买别家的微处理器。在 1997 年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英特尔的对手 AMD 的首席执行官杰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说:“在我看来,英特尔是在打擦边球——有时候还会玩过头——从而阻止别人向那些公司提供芯片。”

格鲁夫一直在英特尔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任上一直做到 1998 年,后来他又去当了董事局主席,直到 2005 年。即使在英特尔进入互联网时代时,他也并没有放慢公司的节奏。1997 年是互联网时代的巅峰时期,他曾表示:“我们现在的生活遵照的是互联网时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网络时代的俄克拉荷马圈地运动(Oklahoma land rush)开始了。”

在他 50 几岁的时候,格鲁夫公开向前列腺癌发起了抗争,并取得了成功。 2000 年,他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

格鲁夫经常坚持说,他从来都不会在意那些对他管理风险和业务策略的轻蔑批评,而且他也不为他的遗产担心。2001 年,他在接受《连线》杂志的一个长期采访时说:“我拥有了一段美妙的人生,至于我死了十年之后别人会怎么写我——谁会在乎呢?”

翻译:熊猫译社 葛仲君 刘昉

题图来自 Jim Wilson/《纽约时报》、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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