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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外星人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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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外星人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吗?

Lizzie Wade2016-03-20 16:00:00

当我们遇见外星人时,它既不会是一场友好的相遇,也不会是一种征服,而将会是一场淘金热。我们能确保自己届时的行为是道德的吗?

Lizzie Wade 是一位科学作者。她是《科学》(Science)杂志驻拉丁美洲记者,文章也见于《连线》(Wired)和《Slate》。她居住在墨西哥城。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火星人的星球已死亡,可这不是他们的错。如果火星人曾经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可能是以微生物的形式,生活在像我们这个星球一样由大气层保持温暖、水道纵横交错的世界里。但随后火星那个大气层开始消失。这可能是由于某次小行星的撞击,导致其地心引力不再强到足以留住它,也可能是大气层就那么被太阳风逐渐吹散了。原因虽仍未可知,结局却已清晰:火星的液态水或干涸、或结成了冰盖,导致星球上的生命失去了最宝贵的资源。任何火星人都可能是某场席卷整个星球的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而他们既无法预见、也无力阻止它的发生。

对克里斯·麦凯伊(Chris McKay)而言,其中的一个道德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该帮助自己的邻居。麦凯是 NASA(美国宇航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的行星科学家。在火星人成批死去时,地球人可能并没有能力干预(我们自己那时也仅是微生物而已),但数十亿年后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补偿他们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为一颗行星升温的有效途径,那就是把温室气体注入大气层。在麦凯伊的设想中,不远的将来,我们停放在火星上的机器就能够把火星土壤中的碳和氟转化为含氯氟烃,并且将该物质喷入火星的大气层,而它的作用就好比高蛋白饮品让身体变得强壮一样。麦凯伊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在地球上我们把它称为污染,在火星上它却是药物。”根据他的计算,火星将变得足够温暖,从而能在 100 年内维持水中生物和微生物的存在。

把一个死寂的世界变为可居住的实践,这个过程叫做地球化(terraforming)。在科幻小说中,地球人通常是在毁坏了地球之后,出于占领其他星球的目的而对它们进行地球化。想想看,在 2002 年的电视剧《萤火虫》(Firefly)里,人类就是以先行者的姿态对银河系使用了地球化技术。但麦凯伊所想的和这不是一回事儿。在谈及火星时他表示,“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这是一种修复”。两者间的区别不仅让该项目变得可能,也让其符合了伦理:“如果曾经有过火星人,而且他们依然能够繁衍和存活,那么在我看来,他们拥有那个星球。”

在地球上,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复活了被冻结在冰层或掩埋在盐晶体中长达数百万年的细菌。因此,已经灭绝了的火星人有可能根本没有灭绝。麦凯伊认为,能让火星变暖的话,这颗红色星球可能就将起死回生。但这必须在地球的干预下才会发生。正如麦凯伊对我解释的一样:“我们应该说:‘我们能帮助你们。我们能让水再次出现、能让气候变暖,随后你们便能够繁衍生息。’”

麦凯伊的地球化设想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遇到外星生物时,我们对对方负有怎样的道德义务。NASA 的科学家们已经公开表示,我们将于 10 至 20 年内(或者只会更早)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发现生命。第一批迹象或许会来自正在火星探测有机化合物的好奇号,也有可能来自某次在木卫二进行的任务——这颗木星的卫星虽被冰雪海洋覆盖,其中却可能蕴含丰富的生态系统。此外,从系外行星的大气层中也可能传来生命迹象——只要其光谱携带只有行星表面的生命才能制造的化学信号(比如说大量氧气)就行。不管最早发现的外星生命是什么,我们都会很快和它见面。

我们已经在流行文化中多次排练这一时刻。从《星际迷航》(Star Trek)到《阿凡达》(Avatar),我们对它的编排永远是一个技术上更先进的文明和一个相对落后文明的相遇,前者会令后者臣服于其意志,而人类可以扮演其中任何一方。类似的故事往往在一个被异常简化的历史上描绘而来,不过是对新旧世界的人类相遇故事的一种改写。当然,此类相遇及其所引发的冲突从来都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实力悬殊。如果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就在你的面前,而且正在凝视着那一片组成湖城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今墨西哥城)的人工岛屿,你不妨试试告诉他说,阿兹特克人在科技上是极其落后的。两个星球的不同文明的相遇只会和此情形一样微妙及混乱,对于征服者(或许并不会是我们)而言,在事后改写事实也同样轻而易举。历史上的种种相遇和交锋,能让我们学到很多该怎样、或不该怎样去对待“另一方”的经验,不管是不是在地球上。只是在发现外星生命这一点上,事情的走向并不会如以前一样。

现实中发现外星生命可能有两种形式,但它们都不会是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冲突。第一种是在系外行星的大气层发现只有地表生命才能制造出的“生物特征”,比如说氧气。天文学家已经在扫描这样的生物特征,而这种远距离的发现也是最有可能的接触形式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前往任何地方,甚至不需要派出一个机器人。但其影响将是纯理论性的。我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孤独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不会有能力与对方建立联系,更谈不上相见了——不说永远没有能力,至少也是很长时间内不会有此能力。我们将会针对如何融入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宇宙而重启科学、哲学和宗教的辩论,并让自己的智力和道德立场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变得更为复杂化。然而,任何伦理问题都只涉及我们自身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第一次接触不会是平等双方间的礼尚往来,而会像是对一个自然资源的发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太阳系中发现了微生物或其他无意识生命体,那么相应的物流工作就是我们来承担了。我们将能够在一个合理时间范围内对其进行拜访(也就是星际旅行),而且我希望我们有此意愿。假如我们发现的生命是像植物一样,它的复杂性将会令我们刮目相看。而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发现的会是简单的单细胞微生物或可能——只说可能——是像海绵动物(sponge,一种水生动物,译注)和管虫一样的东西。那么,如果见面的话,我们将单方面决定事情将如何发展。

这些都不会消除外星生命发现我们的可能性。但如果 NASA 目前的时间表站得住脚的话,仅仅再需几十年,另一个文明就能抵达我们这里,让我们在自称“发现者”之前就已经“被发现”了。随着每一天的流逝,以下假设越来越可能成真:“第一次接触”不会是平等的双方在智力或道德上的礼尚往来。它会更像是对一个自然资源的发现,而且是我们或许有能力去开采的一个。它不会是一场相遇,更不会是征服,而会是一场淘金热。

这就意味着,在付诸实践之前,我们有必要来定义此类接触的伦理问题。我们发现的外星生命或许会将我们对生命的定义延伸至极限。我们不会在它们中间看见自己。我们会挣扎着去理解它们的真实性(我们中有谁对深海热液泉附近一块岩石上勾着的一条管虫抱有真切的同情心?)在地球上,人类早已成为主宰这些陌生生物命运的力量,尽管我们几乎不会去想到它们,甚至直到近期才发现它们中很大一部分的存在。在附近的任何星球上,情况都将如出一辙。我们即将把人类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输出至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因此,我们最好能在抵达前把自己的责任弄清楚。

2015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San Jose)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即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会议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任务是考量和天体生物学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圆桌上的议题就和这一新兴领域一样多样。亚利桑那大学的天文学家克里斯·安佩(Chris Impey)谈论了即将到来的商业化星际旅行热潮,把有关企业的任务和 19 世纪美国领土扩张者“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论点联系了起来(“昭昭天命”认为美国被赋予了向西扩张至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天命,最初为政治标语,后成历史名词,译注。)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阿瑟夫·乌木尔·艾迪诺格鲁(Arsev Umur Aydinoglu)则谈到了诸如天体生物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是怎样想方设法和 NASA 合作的,而其中的困难在于 NASA 那臭名昭著的不透明性和官僚主义。在理解和我们具有不同历史的生命这一点上,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作为类似议题也被多次提及。

但只有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的哲学家莎拉·沃勒(Sara Waller)在发现、所有权和利用的问题上研究得最深,而这些正是我们在地球之外会遇到的问题。她建议听众去思考如何决定谁对一片土地拥有所有权:土地是属于发现者呢,还是发现者所代表的政治或商业机构?还是说像 17 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认为的那样,属于“具有生产力的”、将自己的劳动献于了这片土地的移民?又或者说,属于最“需要”它的那些物种?那我们又该如何决定此处“需要”一词的含义呢?而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其宣布主权后,我们又是否能够令人信赖地担当起维护它的责任?

沃勒称,我们在太阳系内遇见无意识生命体的伦理问题可被归结为一个核心难题。“这是关乎对它的保管和保护呢,还是关乎我们的需要、诉求和欲望?”在地球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经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最坏的一面给彻底带了出来。拿黄金来举例。在寻找追逐黄金的过程中,征服者不是奴役他人去进行挖掘,就是整个儿灭绝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为了进入山中,用水炮将其炸开,也就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个州的地质。今天,为了试图获得最后一点黄金并将其在市场回升时售出,南美洲的小规模掘金者正在破坏雨林,并用水银污染河流。

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相信,在其他星球上有着不计其数我们想要开采的资源,即使那里的生命形式是微生物——或许,特别是当它们是微生物的情况下。

想想我们利用地球上的微生物做的一切吧:制造和保存食物、治疗疾病、处理废料,等等——这里只是仅举几例。这些都还可以通过开发全新的生命树而得到加强。试想一下,我们获取了某种新型抗生素,地球上的细菌永远无法演化出针对其的抗体;抑或有一些微生物,它们能够分泌烧起来比石油温度更高的可再生燃料;或者是我们能做出来的各种奇怪的奶酪!我们发现的外星生命树越多,合成生物学家的工具包就越将呈指数增长。

我们能否做到对毁掉另一个星球这事儿上心?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其他知觉型生命体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

或许资源掠夺留给我们最可怕的教训是:当亲身参与其中时,我们鲜少会往自己脸上贴罪恶的标签,甚至于,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什么问题。觉悟总是来得晚一些——非得等我们深陷不断退化的环境中无法自拔时,才会幡然醒悟。而在此之前,不管从生态角度上看,还是从经济角度上看,资源俨然是免费发放、见者有份的。安佩曾向美国科学促进会提出,眼下,私人企业也开始卷入各种“太空竞赛”之中,其中实力强的那些能得到 NASA 的眷顾,直接为它(政府)出力。但是,一旦政府变身成为私人企业的幕后推手,那么太空旅行——像组织什么月球豪华假日游啦,举办什么木卫二远征巡回赛啦,开采小行星上珍稀矿产啦,在外星球开垦微生物花园啦——就将打破保护和开发之间的平衡。如果严格的管控无法落实到位,那么最终结局将会是一切由利润说了算。这样一来,眼下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航天产业将摇身一变,成为下一个石油产业,靠着社会的默许、通过破坏环境大肆捞金。

在地球上,规避生态灾难于我们而言可谓利益攸关——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从未停止过对化石燃料的挥霍。所以,很难相信我们会对“毁掉另一个星球的生态环境”这事儿上心,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其他知觉型生命体提出反对意见、而我们还能在某种程度上造福地球母星的情况下。

当对象是外星世界时,我们心中的道德天平未必会总是向“保护”的一方倾斜。让我们再想想那些不会产生抗药性的抗生素吧。试问,我们真的能按捺得住自己、任由我们的同胞忍受病痛折磨,只为保全遥远太空里另一个星球的生态环境吗?如果外星生命真是无知觉的,那我们首先考虑的很可能会是地球同胞的利益。诚然,在我们做道德博弈的时候,往“造福地球同胞”这一项多添一点筹码似乎也无可厚非。但眼下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何种境遇下我们将决定出手染指外星资源?因为如果不加节制,我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太阳系的生态系统搞得一塌糊涂,最后无功而返。

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的萨拉·沃勒(Sara Waller)认为,在矫枉过正的保护和不加节制的开发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折衷立场。我们可以继续对外星资源进行研究,看它们能如何应用于地球,但这背后的驱动力不应该是经济利益,而应该是互相比对、观照自身的意愿。这个观点与麦凯伊所期待的“火星崛起”(flourishing Mars)有异曲同工之处。“火星地球化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人类提供一个住处,”他解释道,“而是为‘生命’提供一个住处,然后我们人类去研究它、学习它,这才是火星地球化的真正含义。”

火星生物的某些表征可能会近似于地球生物,它们的存在形式——比如阿米巴变形虫、细菌,甚至水熊虫——也很可能为我们所熟知,但它们的起源、进化过程却很可能跟我们大相径庭。虽然我们双方或许都经历过雷同的历史演化过程,而且甚至能够归属于同一个大类(电脑;生命体),但我们内在的“编程”始终是迥异的。火星生物的 DNA 中或许存在着跟我们不一样的化学基础,有可能它们只需要复制 RNA,甚至也许它们体内的氨基酸从结构上刚好跟我们的反过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拿来与我们自身进行比对的对象,谁敢说我们最后不会发现对方身上存在优于我们的地方呢?

从科学角度说,放过对一个全新的生物环境进行研究的机会不但显得不负责任,而且也不合情理。但有个问题贯穿始终:我们真能相信自己能控制住自己吗?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确实在地球上有过造福“抢占”来的地盘的先例:南极。《南极条约》体系(Antarctic Treaty System)签署于 1959 年,至今仍在发挥效力。它规定,各国有权在南极建立科研基地,数量不限;但任何国家不得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和资源占有要求。(某些国家——如英国和阿根廷——在《南极条约》生效前就已宣告南极作为领土的一部分。该条约未承认亦未否认此类领土要求,但新的领土要求均被禁止。)此外,南极上不允许存在任何军事行动,这一条款使得美苏两国的南极科研站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均得以保全。在前往南极的人员队伍里,除了科研工作者,还有少数获资助的艺术家。他们的任务是记录下人类出征南极过程中的光荣和艰辛,以及展示南极大陆上各种令人震撼的真实。

南极常常被人比喻为外星世界。它所孕育的各种奇特而极端的生命形式,无疑为我们探索外星生命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大量天体生物学研究都是在南极进行的,无论从现实角度看,还是从某种富于诗意的角度分析,这片神秘大陆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外星世界的信息和想象。我们正在前往它、接近它的路上。国际法规禁止任何人向南极“走私”入侵物种,这一原则已被科学家们沿用于外星探索领域:禁止一切地球微生物进入空间探测车或太空探测器。在我们放手探索其他星球上的陌生环境时,南极将成为我们的优秀“指南”。

《南极条约》声名远播,它可谓是体现合作与妥协如何共存的一则范例。而该条约之所以能够实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极大陆自身的特质:登陆南极可谓难上加难,而想在这片极寒大地上定居更是天方夜谭——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可让人青眼相加的。那些被吸引到这儿来的研究人员或旅行者(别说,南极还真是个旅行圣地)看中的无非是它的极端环境。从它身上,我们可以有幸一睹遥远的木卫二、甚至一个经过改造的火星将会呈现的气质:高冷而不可接近,只对某些被它的遗世独立所吸引、自告奋勇前来一探究竟的科研工作者们和各路怪咖们揭下神秘面纱的一角——2007 年,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曾执导一部关于南极大陆的纪录片,题目叫《在世界尽头相遇》(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影片由某个艺术家基金会出资拍摄(真希望别的星球上也有这样的基金会啊),展现的正是这些景象。然而,如果外星世界里到处充斥着让我们趋之若鹜的好东西,那南极的魅力可能很快会烟消云散。

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从火星的现状中并未获得任何既得利益,别的星际友人也同样——所以,姑且让我们玩玩

不过,《南极条约》应该成为一个触媒,引发国际社会去探讨这个问题:在与外星生命接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哪些道德约束?即便把火星、木卫二或者别的哪个生物资源丰富的星球指定为科学保护区、只对经过严格审查的科研行为开放,我们还是无从得知这些科学研究将把我们带往何方,也无法预测它们会对这个星球造成何种影响。有时候,科学研究甚至会沦为一些险恶意图的挡箭牌。《南极条约》里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将在 2048 年进行重审,中国和阿根廷已经蓄势待发,准备从开放的南极洲获利。如果不更新《南极条约》,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片纯洁的大陆被各种采矿业和捕鱼业玷污。而即便我们都能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结果也未必能时时为我们所控制。比方说,《南极条约》定得虽周全,也未能阻止人为携带的外来物种登陆南极,曾经有人把草种带到了南极,导致现在南极许多区域都被这些草类“殖民”。

当然,科学向来是不可预测的。让我们再次回到前面“火星地球化”的例子上。一旦我们热火朝天地挥起斧头开干了,最终的结果将没有人能够预知。也许远古火星祖先们会被我们从美梦中吵醒?也许新型生命会诞生?也许我们不小心带上火星探测车里的微生物会泛滥成灾?也许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火星萧索依旧,沉寂依旧?克里斯·麦凯伊认为,不管最终我们迎来的结局如何,它都值得被好好研究一番。地球人从火星的现状中并未获得任何既得利益,别的“星际友人”似乎也一样——所以,姑且让我们玩玩。毕竟科学实验这回事说的就是:口袋里揣上几个假想,冲着未知一头撞上去。

某种意义上说,发现外星生命这件事就像一个“奇点”,在它之后,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无法再认清未来。然而有一件事是能够确信无疑的:我们还将继续保有人类之躯和人类之心——好坏另计。我们将继续自私下去、目光短浅下去,但我们体内却深埋着能够掀起巨变的能量;我们将在一些时候深思熟虑、谨而慎之,但这不保证我们不会在另一些时候悔得肠子青;我们将竭尽全力奋力前行,然后在走到一半时回心转意;我们将继续保持一贯的开拓者和实验者身份,誓要把太阳系打造成我们的形象。届时我们是否会对所看到的一切甘之如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揭晓了。

归根到底,唯一值得深究的那些命题早在我们生而为人的最初就已被不断地追问:我们自身的需求何时应让位于旁人的需求?我们如何能让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一点儿?一旦发现自己踏上了一条错路,我们应该怎么为自己纠偏?如果我们想要搞清楚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到底希望自己何去何从——那么正视上述问题,并且把外星生命一并考量在内,将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行动——将最终诠释我们是谁。

翻译:熊猫译社 Ariel Yang 周圆

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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