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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为什么天才们都需要一个死对头?

Jacob Burak2016-02-26 02:55:36

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牛顿和莱布尼茨,乔布斯和盖茨……当人们费尽心机想要打败敌手时,这背后是否还发生着某些更深层次的事情?

本文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作者 Jacob Burak 是文化、艺术和大众科学电子杂志《Alaxon》的创刊人兼定期撰稿人。2013 年所著的《如何在漆黑的房间中找到一只黑猫》(How to Find a Black Cat in a Dark Room)是他的最新力作。他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1832 年 5 月 25 日,英国画家约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正忙着为他的杰作《滑铁卢桥的揭幕典礼》(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做最后收尾工作。作为 19 世纪英格兰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他在这幅画上耗费了十多年的心血。终于,第二天,他就要在英国伦敦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第 64 届年度展览的开幕仪式上向全世界展示这幅画作了。挂在他的画作边上的,是另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J M W Turner)的《海景》(Helvoetsluys)。看了康斯特勃最后一刻添上的几笔后,特纳决定在自己的画作上再添上一笔:他在水面上画了一只红色的浮标。

那一抹红色与灰色的天空和海洋构成的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前来参观展览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特纳的画作,乃至忽视了康斯特勃的作品。这还只是这两位艺术家之间激烈竞争的冰山一角。一年前,康斯特勃曾凭借自己在一家展览委员会中的地位,用自己的一幅画作撤换了特纳的画作,并将换下的特纳作品挂在了主展厅边上的一个侧室里。

特纳和康斯特勃并不是唯一存在敌对竞争关系的著名人物。创造力非凡的伟人巨匠们彼此之间总是充满着竞争的火花,谱写着一段又一段史诗般的恩恩怨怨。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是 17 世纪最杰出的两位数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两人都宣称是自己创立了微积分这一研究变化趋势的数学理论。1880 年代,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都发明了电力系统。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是计算机时代齐头并进的两位先锋人物。基本上,键入任意一位名人的名字和“竞争”二字作为关键词在 Google 上搜索,你都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结果。

你可以把竞争行为看成一种顶尖级的比赛。这种竞争是由共同兴趣驱动的,竞争对手们彼此鞭策,不断螺旋式前进取得成就。而且,除了周围环境可能存在的影响之外,他们会将更多的精神、情感资源投在彼此身上。 2014 年,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文·基尔达夫(Gavin Kilduff)通过两组针对大学生和跑步者的研究发现,竞争对手彼此之间往往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社会地位也极其相似。真正的竞争对手不仅对彼此了若指掌,而且他们往往有着很长一段时间互相纠缠的历史。按照定义,竞争对手总是势均力敌的——但竞争双方造诣水平越高,他们鞭策彼此进步的力量也就越大。

竞争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它确实能提高竞争对手双方的成就,不过有时,它也会激发撒谎、欺骗或剽窃之类的不道德行为。基尔达夫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那些充满竞争意识的人更容易接受马基雅弗利式不择手段的行为,也更容易夸大在认知性任务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敌对竞争可能是行业最顶尖层面出现流言蜚语和胡作非为的导火索。甚至近来几次经济崩溃背后一些铤而走险的行为,也有可能是由竞争行为所引发的。

带有敌意和攻击的社会竞争戏码,掩盖了更深层的潜意识活动。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的主要敌手是和我们自身截然相反的人物。但是基尔达夫的研究显示,我们的竞争敌手比我们自己敢于承认的更像我们自己。这一似乎有悖于我们直觉感受的结论表明,竞争行为实际上有益于我们自身:我们的对手身上有着我们自身最本质的特点——无论好坏,认识到这点都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竞争水平,得到一些能帮助我们取得更高成就的深入洞见。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在他 1949 年导演的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对此进行了总结概括:“在波吉亚家族三十年的统治下,意大利发生了战争冲突、恐怖行动、谋杀和流血事件,但与此同时,意大利也造就了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文艺复兴。而在瑞士,人们之间手足情深——他们有着长达五百年的民主与和平,但他们造就了些什么?布谷鸟钟。”

这听上去似乎有些愤世嫉俗,不过艺术史学家们都基本同意一个观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诞生,要归功于两位艺术家在谁来设计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Florence Baptistery)青铜门一事上的竞争。 1401 年,布料进口商协会宣布以竞赛形式决定由谁来设计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的大门。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是佛罗伦萨最为古老的建筑物之一,诗人但丁和当地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成员都是在这里受洗的。时年 23 岁的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打败了比他更有名的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赢得了这一任命。为吉贝尔蒂赢得胜利的这一设计开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它更加真实自然,更加注重在设计对象上运用透视原则和理想化设计。虽然之后他又花了 21 年才完成了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大门的设计任务,但此事却开创了一股竞争热潮——这一竞争的风气,就成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大标志。

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出现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当时那里只有两三万居民的一个小地方。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大教堂圆顶之一——佛罗伦萨大教堂圆顶、对人类躯体的写实再现,以及绘画中出现的线条透视手法都是布鲁内列斯基(1377-1446)、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1475-1564)和拉斐尔(1483-1520)等文艺复兴期间出现的伟人巨匠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

拉斐尔的作品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所有人的意思是,除了米开朗基罗。

据和他们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所言,竞争关系在当时的精英艺术家之间很常见。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聚集了一切技艺精湛、渴望为梵蒂冈工作的艺术家——梵蒂冈是当时最大、而且也是几乎唯一需要艺术家的雇主。在这样一个受到限制的环境下,竞争的密度和强度自然也大大提升,从而催生了一系列艺术作品,这些杰作如今仍然挂在世界各地顶尖博物馆里。并排展示出自不同艺术家之手的画作的展览方法,本意是为了方便比较不同画家的技艺和风格。不过与此同时,它也自然而然加重了每位艺术家所受到的压力。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曾要求拉斐尔设计十条挂毯,挂在西斯廷教堂米开朗基罗设计的神圣天花板下。在这一作品中,拉斐尔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所有人都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所有人的意思是,除了米开朗基罗。

这可没什么好惊讶的。米开朗基罗的脾气也和他的雕塑与画作一样出名。当年轻英俊的拉斐尔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舞台上,并迅速受到教皇利奥十世的任用时,米开朗基罗就把他视作了一个劲敌。之后,米开朗基罗还一再指责拉斐尔抄袭剽窃。为了不让拉斐尔看到自己的作品,米开朗基罗甚至一度躲在隔板后面制作他绘制在天花板上的杰作。而拉斐尔本人也不是吃素的,他想方设法看到了那幅作品,并在自己稍后的壁画《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中加入了一个直接取自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坐着的人像。正是由于这些阴谋诡计的存在,这两位艺术巨匠之间的竞争成为了艺术编年史上最有名的一段故事。

16 世纪晚期,科学社会形成后,重大的科学竞争开始崭露头角。早期爆发的竞争中最知名的或许还要数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激烈之争。这两位伟人都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创立微积分的人——如今公认的看法是,他们两人是各自独立创立了微积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长期斗争引发了英国和欧洲数学界之间的裂痕,以至于在一个多世纪中,英国和欧洲数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知识方面的交流。

18 世纪早期,为了宣称自己是创立微积分的第一人,牛顿不惜一切代价:1712 年,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发布了一份文件,认定是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对莱布尼茨的名声进行了败坏。然而在看待这份文件时,我们应该有所保留,因为牛顿是该学会当时的主席,他亲自委任了发布这份文件的委员会里所有的成员,甚至这份文件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这两位数学界大牛从来没有私下碰过面,也没有任何证据能清楚地显示,莱布尼茨曾接触过牛顿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想象,如果他们没有在公众面前发生争端的话,他们的想法本来可以通过富有成效的交流加强微积分的创立以及此后的科学研究。

19 世纪一位法国随笔作家约瑟夫·儒贝尔(Joseph Joubert)说过:“争论——或者说讨论——的目的应该不在于胜负,而在于进步。”新的群体和他们发表的作品让信息变得更易获得后,科学家、研究机构甚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开始推动新的发现。新闻工作者对戏剧性事件的偏好,让更广大的公众接触到了科学。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是 19 世纪英国两位一流的生物学家,他们之间的争端纠纷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从而让公众关注到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本来普罗大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近些年来最激烈的一场科学纷争发生在唐纳德·乔纳森(Donald Johanson)和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之间。这两位古人类学家就一些最古老的前人类种族化石发现一事爆发了争议。约翰松发现了“露西”(Lucy)的骨架,而利基则发现了“图尔卡纳男孩”(the Turkana boy)。科学家们认为,“露西”出现在约 320 万年前,“图尔卡纳男孩”则比“露西”晚出现约 150 万年。乔纳森和利基都声称自己发现的化石是人类和类人猿之间无可争议的“过渡动物”。他们两人公开的纠纷争吵甚至在科学界也相当引人注目。自 1981 年起,这两位研究者就拒绝同台出现;但是最终,2011 年 5 月,他们在一个舞台上碰面了——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一场宣传力度相当大的活动上,他们两人解释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并接受了采访。事实上,这家博物馆正是他们 30 年前第一次传出不和声音的地方。

三十年后,这两位研究者更加成熟,也更加睿智了。自从他们第一次爆发不和以后,这一领域已经又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重大发现。他们表达了想要把自己的发现和这些重大发现整合在一起的真诚愿望。而且很明显,他们两人相当互补:利基发现了大量化石,而乔纳森则更擅长阐释他的研究发现。

我们对手身上那些激起我们敌意的特质,其实恰恰正是我们想要在自己身上压制的东西:脆弱、焦虑、贪婪、侵略性和强烈的欲望

整个社会和社会群体之间同样也可能存在敌对竞争。吉姆·麦克莱恩(Jim McLean)曾唱过一首关于苏格兰血腥历史上最残忍的一场事件的民谣。这首民谣的开头这样唱道:“皑皑白雪席卷格伦科,掩盖麦克唐纳的坟墓,所谓残忍即是如斯。”1692 年 2 月的一个清晨,苏格兰格伦科发生了大屠杀。当时,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成为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全新的共同执政者,而格伦科的麦克唐纳家族并未向他们效忠。为了惩罚他们,英国当局策划了这场大屠杀。38 名男性惨遭当时生活在他们之中的英国士兵杀害,40 名女性和孩童或是死于房屋被烧毁之际,或是死于之后的饥荒。有传言称,整场大屠杀是坎贝尔家族对麦克唐纳家族的的疯狂报复——由于两大家族之间长期的冲突纠纷,有不少人愿意相信这一传言。这场充满仇恨的家族对抗始于 14 世纪,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

公元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逊尼派和什叶派为哪一派应该成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领导穆斯林社会而争执不休,自此拉开了两派竞争对抗的帷幕。这些伊斯兰主要教派之间的古老分歧,正是致使中东至今仍然深陷动荡局面的罪魁祸首。此外,在一些其他类似事例中,造成糟糕后果的部族群体分崩离析事件则发生在不久前:比如,导致 1990 年代卢旺达大屠杀的胡图族(Hutu)和图西族(Tutsi)分歧历史不足百年,这两族之间的恩恩怨怨部分源于 1920 年代的殖民统治。

竞技性运动充满了竞争意识。格拉斯哥足球迷们可能支持流浪者队(Rangers),也可能支持凯尔特人队(Celtic)——这两家足球俱乐部球迷之间的争端正是上述敌对苏格兰家族冲突纠纷的最新升级版。从最喜爱的拳击手到最喜爱的赛车手,类似因为最喜爱的竞技运动项目选手或团队而产生冲突纠纷的事件不胜枚举。这其中,最狂热的还要数 1969 年被称为“足球战争”(Football War)的萨尔瓦多向洪都拉斯宣战一事。虽然这场战争真正的起因在于经济,但是最先挑起战争情绪的是双方球迷在世界杯外围赛上的激烈冲突。1969 年 6 月 26 日,第三场决定性的比赛在墨西哥城开赛。加时赛结束后,萨尔瓦多以 3–2 的比分赢得了胜利。当日,萨尔瓦多宣布断绝与洪都拉斯的一切外交关系,不到三周后,两国就爆发了战争。

当人们费尽心机想要打败敌手时,这背后是否还发生着某些更深层次的事情?美国科技历史学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在他 1996 年出版的《天生反叛:出生次序、家庭活动和创造性生活》(Born to Rebel: Birth Order, Family Dynamics, and Creative Lives)一书中写道,最强有力的竞争者通常都是长子。萨洛韦引用了进化论作为他观点的理论依据,声称家长有限的注意力是引发兄弟姐妹之间敌对竞争的根源所在。长子会利用他们在体型和力量上的优势维护自身地位,而且他们更有可能在体力或智力方面获胜。较为年幼的手足则往往会破坏现状,发展出叛逆的人格。在一项尤为小心谨慎的研究中,萨洛韦分析了 18 和 19 世纪将近 4000 位研究者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了 83 对兄弟姐妹)的个人经历,发现较为年幼的手足支持创新理论的可能性比长子高出了 7.3 倍,但是长子参与竞争的可能性比那些年幼的手足高出了 3.2 倍。你猜对了: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他们家庭里的长子。特纳是哥哥;而康斯特勃的哥哥患有智障,因此他就好像长子一样承担起了获得成功的责任。

当然,这一理论的原型正是该隐(Cain)——《圣经》中第一位因为嫉妒而杀人的罪人。2012 年,都柏林理工学院(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对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人都会扶持他们的手足,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对手足表现出了敌对竞争的迹象,乃至公然露出对手足同胞的敌意。有三分之一的兄弟姐妹彼此竞争、感情疏离,有 15% 的兄弟姐妹甚至不和对方讲话——考虑到我们的文化是以成功为导向的,这个数据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小,或者其中某一位手足天资上佳时,这种竞争就会更加激烈。

分析心理学创立者、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曾对敌对竞争进行过格外深入的探究。他说,我们和我们的对手之间存在更多的共同点,只是我们不愿承认罢了。我们对手身上那些激起我们敌意的特质,其实恰恰正是我们想要在自己身上压制的东西:脆弱、焦虑、贪婪、侵略性、强烈的欲望和粗蛮无礼——这些还只是一部分比较常见的例子而已。荣格把这一系列特质称为“阴影”(the shadow)。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特质的存在,因此我们会否认它们的存在,并把它们“投射”到他人身上,以此来保护我们自己。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认为别人身上有那些特质、意图和愿望,但实际上,那些特质、意图和愿望都属于我们自己。据荣格所言,这种冲动就深藏在我们意识的“阴影”之中。我们对我们自身的“阴影”认识越少,它就会变得越黑暗、越密集。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身“阴影”之中的特质投射到潜在的对手身上,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对手行为处事变得像我们一样时,我们就会陷入强烈的矛盾之中。而更糟糕的是,没有对手时,我们又可能会觉得我们少了一个独立的存在,进而陷入“阴影”的黑暗之中,因为没有人可以让我们投射这一“阴影”了。

看看你自己的“阴影”,认清你的终生对手——那是你创造力的来源,或许也是你愤怒的来源

荣格的“阴影”概念为我们理解自身和对手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一个维度。荣格把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自我称之为“自我”(ego),而“阴影”则是我们个性品格中阴暗的一面,隐藏在我们社会化的面具——“伪装人格”(persona)——之下。等我们长大了,能够理解我们周围的文化习俗了以后,我们会选择自己身上那些能够被社会接纳的部分,将它们划分为“自我”。与此同时,我们会压抑那些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特质,将它们送到“阴影”之中,让它们在我们自身无法感知到的情况下继续存在。荣格表示,“自我”和“阴影”有着同样的根源,保持着完美的平衡:人格中的自我意识部分越清晰,我们的“阴影”部分自我也就越是轮廓分明。反之亦然:不受控制的“阴影”则会造成精神混乱。

看看你自己的“阴影”,认清你的终生对手——那是你创造力的来源,或许也是你愤怒的来源。如果你对某人存在特别强烈的负面印象,认为他或她是一个真正的混蛋,那么你不妨再好好思索一番——那很有可能是你自身“阴影”的写照。

荣格的一个朋友爱德华·班尼特(Edward Bennett)在 1967 年出版的《荣格到底说了些什么》(What Jung Really Said)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形容称,这一现象是一种本能反应——我们会本能地把我们自身情感的来源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且通常是通过尖刻的批评或直白的控诉来投射的。当我们讨厌某人时,他们身上那些让我们感到讨厌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去下意识地在别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特质,那么我们就不会太过为其烦恼。

把我们自身的“阴影”投射到其他人的身上,总比承认、控制“阴影”更加容易。当其他人把他们的“阴影”投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们也会受到鼓励,将自身的“阴影”反投到他们身上——除非我们能够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想抵抗这股力量,我们需要超乎寻常的自我意识——甚至对于天才般的头脑也是如此。不过我们为什么想要抵抗这股力量呢?在荣格看来,“阴影”是创造力的基座。在 1991 年出版的《承认你自己的阴影》(Owning Your Own Shadow)一书中,广受欢迎的美国荣格派作者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解释了为什么敌对竞争往往会在特别优秀的人之间爆发:“狭窄的创造力总是裹狭着狭小的‘阴影’而来,广博的才智天赋则能唤醒更大的黑暗。”你创造力越强,你就越可能会参与竞争。你参与的竞争越激烈,你就越有可能取得显著的进步。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来自 zozobracolectiva.comjasonseiler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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