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1903 年，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天才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中，20 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学者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指出了黑人社会责任的紧迫性——其中的 10% 指的是需要有 10% 的黑人来带领其他的黑人实现一个完整的、平等的美国。在《天才的十分之一》中，杜波依斯呼吁由“受过大学教育训练的男性”主导“有头脑的领导层”，这些人要全心全意地“完全理解黑人大众和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奴隶制度被废除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深深地存在于黑人社群之中，而这些有头脑的领袖们的目标则是要解决它们。

45 年后，让杜波依斯感到悲愤的是，他的呼吁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他大声地表达着自己对于美国黑人社群内部越来越大的阶级差异的担心，他还指出了这种差异将如何影响“向上走的时候提升自我”（lifting as we climb）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句话是全美有色女子俱乐部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s Clubs）的格言，它描述了中产阶级帮助黑人实现向上流动的权益和负担。

确实，到 1948 年的时候杜波依斯就感觉到，新的黑人中产阶级已经忘记了这一崇高的使命。就连他在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传统黑人大学，译注）读书时，都看到过让人忧心的标语说：“那些以非常低的成本接受了菲斯克大学教育的机敏的年轻人有一种清晰而专注的念头，那就是要看看他们自己如何能从所受的教育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而不会去想用所受到的这些教育去让别人受益。”

当然杜波依斯也知道，当时任何一个黑人都必须努力去除自己面前的屏障去提升自我、让家庭进步。但这还不够。他说，成功的黑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地位不过是机遇使然。“如果这样的机遇能得到延续和扩大，那么就会有 1000 倍人数的黑人可以加入受教育、有能力的黑人的行列，而不是让自己身陷贫穷、疾病和犯罪之中。”

杜波依斯也知道，美国黑人此前从来没有构成过一个社会或者经济阶级。即使是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也有大约 11% 的美国黑人有自由身，一些黑人还出生在好几代人都是自由人的家庭里。1899 年，当杜波依斯发表他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学研究《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时，他已经注意到这两个阶级已经转化成了 4 个：中产阶级及以上、工人阶级（“中等到舒适”）、穷人阶级，以及与他同为维多利亚式时代的人所赞同的“堕落犯罪的阶级”。

当看到这些阶级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当看到 1968 年牧师马丁·路德·金之死时，杜波依斯很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新一轮的反歧视运动项目正在开始急剧地提升黑人学生在白人校园中的地位，因此也影响了美国黑人的阶级构成。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威廉·尤利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说，黑人收入的显著增长是马丁·路德·金去世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当按照通货膨胀统一调整为 2014 年的美元价值时，从 1970 年到 2014 年，收入在 75000 美元及以上的非裔美国人在全部黑人中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21% 。而收入在 10 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裔美国人所占的比例几乎增长了 3 倍，达到了 13%（对比来看，美国白人的增长幅度还没这么显著，只是从 11% 提高到了 26%）。杜波依斯所说的“天才的十分之一”已经成为了“成功的百分之十三”。

但威尔逊也很快指出，收入不足 1.5 万美元的美国黑人的比例只下降了 4% ， 降到了 22%。

换句话说，在美国黑人中确实存在两类人。威尔逊总结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不在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之间，而是在于黑人有产者和黑人无产者之间。在一个被恐惧和失败的话语所统治、而且据说种族主义还在一如既往地影响着 4200 万人的时代里，我们一般不会公开地讨论这一点。

许多人都在担心：现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崛起会对新的千禧一代产生何种影响？1948 年，如杜波依斯先知般的预言中所说的那样，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夏莱恩·亨特（Charlayne Hunter）和戴安·纳什（Diane Nash）在“黑人甘地”（即马丁·路德·金，译注）的领导下掀起了黑人权利运动——今天的千禧一代还会留心倾听杜波依斯的呼吁吗？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是由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和学生发起的一场运动，在我看来，它在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非裔美国人内部的鸿沟。我是从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那里听说这场运动的，也听说了他们在发起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没错，会有压力，但他们也看到了转过身去帮助他人提升的必要性。

我问一个叫松田美子-劳伦斯（Kimiko Matsuda-Lawrence）的大三学生，校园种族动荡的背后有什么原因。松田美子是“我也是哈佛人”（I, Too, Am Harvard）的联合创始人，它是一个在多平台发起的宣传运动，目的是让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让大家了解“微侵略”（micro-aggression）的概念。她说他们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是“对于那些无法像我们一样上大学的黑人社群的责任感”。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在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的存在，大声说出我们的习俗是如何融入这个社会的，大声说出那些一直存在的种族主义体系是如何影响我们所代表的黑人社群的。”

也就是说，大学校园其实就是大社会面对黑人态度的一个小缩影，它就像是一个实验室，美国的种族实验可能就会在这个实验室里被改变。

松田美子说，和在许多专栏文章中被塑造出来的形象不同，现在的活动家们“根本就不是一堆过度敏感、高人一等、被宠惯了的黑人大学生，他们也不会因为哪个楼的名字或者男舍监的头衔就哼哼唧唧地抱怨说自己没有安全感”。

反过来，考虑到他们正是杜波依斯所说的“天才的十分之一”的孙辈，所以有意地或无意地，他们也会以 1960 年代的民权活动家们赋予黑人领导者的任务为榜样。在今天的黑人活动家中，许多都是中产或中上阶级父母的孩子——他们的父辈正是参与了反歧视运动的那一代人。所以正如夏莱恩·亨特（Charlayne Hunter-Gault）对我说过的那样，他们可能正在意识到“特权并不会总以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表现出来”。

在金融、商业、公共服务、教育和娱乐界，有越来越多的黑人取得了成功，除了奥巴马总统和体育明星之外，还有美国运通公司 CEO 肯尼斯·切诺尔特（Kenneth Chenault）、联邦总检查长洛雷塔·林奇（Loretta E. Lynch）以及周四晚间电视女王珊达·瑞姆斯（Shonda Rhimes）。但在这些上层人士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下层人民。在美国，我们经常能迎面见到那些黑人中的穷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被边缘化了的人，以及那些在社会经济最底层遭受直接虐待的非裔美国人。

曾经的经济现实促使马丁·路德·金把他倡导的运动的关注点从民权转向了经济正义，比如他在自己最后一次、也就是因为他的悲剧而没能完成的演讲中，就是想发起一次“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但现在，从最极端的情况来看，机会上的悬殊才是现在困扰着美国黑人的顽疾。

非裔美国人童年的贫穷率依旧顽固地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时候差不多，美国黑人的失业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穷人社群和警察之间的不信任还在继续恶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人在服刑人员中占到了三分之一，而黑人在整个美国人口中只占到 13%）。

而且我们依然面对着和第一艘奴隶船抵达美国时同样的疑问：黑人的命是命吗？

现在的黑人大学生们正是在经济不平等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当卡特里娜飓风 2005 年吞没新奥尔良的时候，他们还是少年——那次事件在一段时间里也成为了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的终极象征。当乔治·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 2012 年枪杀了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时，他们还只有十几岁。从 2014 年 8 月开始，他们又精疲力尽地看着警察一次次地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和男孩：先是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杀，后来在史坦顿岛、克利弗兰、芝加哥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黑人女性和女孩也没能逃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只要想一下，就能回忆起那个被一个保安监禁在美国购物中心（Mall of America）里的年轻女孩，或者南卡罗来纳那个被校警推到桌子下面的少女，或者在前俄克拉荷马市警官丹尼尔·霍尔茨克劳（Daniel Holtzclaw）被控强奸一案中出庭作证的 13 名黑人女性。

从深层次和明显的角度上，美国的非裔美国学生都正在努力寻求种族不平等的最终解决方案。大学校园以前就是杜波依斯训练和测试社会责任感和领导能力的试验场，而从“我也是哈佛人”这个从伯克利传播到纽约大学来的理念，到密苏里大学橄榄球运动员们针对种族不敏感而进行的有原则的抗议，再到布朗大学、布兰迪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里的示威游行，都说明现在的大学校园再次成为了与不平等斗争的最前线。

一些管理者已经表达了对这些抗议的强烈支持，而且无论是给建筑更名，还是重新评估学生和教师的组成结构，他们也表达出了组织层面做出改变的意愿。

当然，即使只是象征性层面的改变也很难，而且目前的抗议浪潮所能达到的效果也还有待验证。针对警方暴力、南方邦联象征和社会中过多的微侵略现象的斗争，能成为一场更为广泛的运动，改善经费不足的公立学校教育、让黑人得到薪资体面的工作，并且让居住隔离现象终结、从而不再让穷人住在谋杀率像南部芝加哥那么高的社区里吗？

可以肯定的是，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暴行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后果还将在未来几年里伴随着我们，除非这些奴隶制度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 1876 年至 1965 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译注）的遗毒真正成为种族主义历史遗迹的那天到来。

作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是《我依然反抗：马丁·路德·金以来的美国黑人》（And Still I Rise: Black America Since MLK）一书的作者之一，他还在 PBS 上主持了《寻根》（Finding Your Roots）节目，而且是哈佛大学赫钦斯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Hutchins Center for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Research）主任。

翻译：熊猫译社 葛仲君

题图版权：Daniel Brenner/《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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