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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90 周年拍纪录片,从前到后也就花了 150 万

娱乐

故宫博物院 90 周年拍纪录片,从前到后也就花了 150 万

晏文静 2016-02-05 23:43:16

拍摄条件的拮据、故宫本身的厚重历史、修复师的日常和观众眼中的“匠心”,都汇聚到了这样一部故宫博物院周年纪录片里。

毫不意外,《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穷嗖嗖的纪录片。

摄制组连导演一共 5 人,连拍带剪 7 个月,以每集 50 分钟的长度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算是开年新节目。一般来说,纪录片的每分钟成本基本在 2 至 3 万元,以这部片子的播放总长 150 分钟算,怎么也得拿个 400 万上下的钱,但它的总投资不过 150 万元。

这几乎是所有纪录片面临的窘境。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走到了它历史上的最高位,但纪录片的行情乃至整个行业的状况并没有太多本质上的进展。《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叶君引了一句话:“纪录片只能说是个行业,还不是产业。”而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就希望这个片子有人看。”

然而这部穷嗖嗖的纪录片却获得了意外的好口碑。它在爱奇艺播出时,有条弹幕总是从观众眼前飞过:“这简直是故宫的招聘广告,好吗!”

虽然豆瓣主页评价人数不到 4500 人,但是总分高达 9.5 分——就算算上观众给的情怀分,这也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好的评价。很多人说它“很燃”,考虑到它的镜头解说都是那种慢悠悠的节奏,“燃”这个字基本上指的是那些最近被说得很俗的东西:工匠精神,或者说,“匠心”。

也幸亏了这些东西,这部纪录片才得以问世。它能够顺利拍完播出,是因为参与者或多或少怀揣着各种各样非正式的目的,有些甚至和艺术无关,可以算是“怜悯”。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为了配合故宫博物院 90 周年院庆拍摄的,故宫出场地,也提供被拍摄者和题材。它说的是一群文物修复师的故事,不过导演没有把语境设定在“文物专家”这种严肃的调调上,而是增加了类似于修复师们逗猫、打杏子、抽烟、骑着电动车跑来跑去的场景,甚至还有修木器的修复师回中央美院参加同学聚会的段落。

故宫博物院审片的时候希望把这些生活段落拿掉,因为害怕外界觉得他们没有好好工作,好在制片人雷建军和监制徐欢最终说服了他们。

这些日常和故宫博物院本身的博大悠久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这或许是后续好评如潮的原因之一:它不端着。那些文物在这种日常的语境里获得了特殊的真实感,它不再是存在于玻璃柜后面的一个陈列品,而是被拍摄者生活的一部分。

就好像纪录片里史连仓师傅说的“御枣迁出故宫”一样,他其实就是准备把故宫里一棵枣树的幼枝送给朋友扦插。陶瓷组的纪东歌在故宫里骑自行车,因为她上班需要去另一个地方,片子的旁白说:“以前在皇宫里能像她这么骑自行车的,估计只有溥仪。”

很多人“花痴”钟表组的王津,有一次他去故宫的钟表展,看到那些安静地陈列在那里的钟表,说自己有点心疼。“这些钟表本来需要动起来的,报时啊,装饰机关啊。”纪录片里它们真的动起来的时候,弹幕满屏,大家都说“美哭了”。

这部纪录片得以在央视播出,可能是因为监制徐欢,他本身是央视纪录片频道的一位导演。作为合作方,央视仅仅提供了播出渠道,没有出资。

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提供资金的,是一个叫萧寒的人。他最早是个主持人,现在在浙江工业大学任教,也拍一些纪录片。关于拍摄成本,按照萧寒对《好奇心日报》的说法,那些钱最初都是他投的,片子收尾后,陆续又有人加入,跟他分摊了投资。

而拍纪录片的,是清华大学的清影工作室。这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组织,其实算不上是个公司,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围棋协会、插花协会那样的机构。制片人雷建军、导演叶君都来自这里,还有很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也参与了粗剪。至于拍摄,都是他们从外面找来的。

主创人员是对故宫有了解的。雷建军和徐欢在 2011 年合作过纪录片《故宫 100》,可能是因为这个渊源,《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这两个人在立项、调查和筹款。生于 1983 年的导演叶君,同样也参与过《故宫 100》的拍摄。

叶君对《好奇心日报》说,拍摄这部纪录片,他有一个特别大的诉求,就是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解释自己的职业:第一,他希望人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能看得下去,看的时候觉得愉悦,看完后觉得有趣,有个回味。第二,他想告诉别人,他的这份职业,能带给他什么快乐、什么烦恼。

叶君说,他在拍《故宫 100》的时候见过那些好东西,而现在故宫文物的修复总是面临着沿习和改革,科技越来越厉害,传统和现代冲突变大的时候,这样的题材本来就有戏。

“我们是背唐诗宋词长大的,但是坐着地铁,用着微信。我们是有传统,但还是现代的人。”他拍摄时还给一些文物拍了照片,不过自配了 OS,比如把一个番人进宝柜子上的小场景配上了“还钱”。

还钱!
放学你别走

如果真要细究这些文物的意义,可能就是修复佛像的屈峰说的话:“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很多人在看完纪录片后都记住了这句话。

相比情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剪辑和配音得到的好评要少得多。尽管叶君说他参考了法国经典影片《红白蓝》的叙事方式,以“麻花”的结构让元素交织在一起,还是有评论说“粗糙”和“不舒服”。

至于配音,清影工作室最后找来了《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曹志雄来配。他是制片人雷建军大学时的上铺,声音又比较有现代感。在此之前,他们还找过的有《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因为他有点害羞,最终没用那个版本。还有台湾演员金士杰,因为住院了,没能来。还有李健、吴秀波、徐峥,他们都因为时间不合适没能来。

有很多人在吐槽这个配音,说是发音不标准,n 和 l 不分。叶君觉得没问题,“侯孝贤拍过一部台北故宫的纪录片,叫做《盛世里的工匠技艺》,那配音是侯孝贤自己配的。字正腔圆的未必就好。”

鉴于审查和篇幅限制,每一集的片子从最早的 90 分钟一集到 60 分钟一集,再缩减到 50 分钟一集。叶君说,60 分钟其实是最好的,那样片子可以有一些留白,有个“松口气的地方”。

纪录片剪辑时叶君写的备忘录

一些复杂的主题也一起被剪掉了,比如修复师们曾经在修文物的时候讨论过这些文物是留在中国更利于保存,还是当年被入侵的外国人带去国外更利于保存。

有一个没有拍的场景是,修复师们从不加班,因为担心注意力不集中损伤文物。但他们被规定早上 8 点按时上班。一些修复师住得很远,早上来上班需要换 5 种交通工具。叶君开玩笑地说,他倒挺希望这片子能让修复师和拍纪录片的都涨点工资。

修复师的工作备忘录

到 2016 年 1 月底,只有爱奇艺和凤凰视频买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版权。出品方说每一家为版权付出的金额是 5 位数,且远远不到 10 万元。而 B 站上早就有了高清资源,再多出几家估计可能性也不大。他们也没计划拍续集,但萧寒说,也许拍摄“故宫大电影”是有可能的,只是这个要看“机缘”。

2015 年,除去真人秀电影,中国过审上映的纪录片一共为 8 部,总票房 3150 万,算是比往年有了长足进步。在电视领域,收入最高的莫过于《舌尖上的中国》,据说总收入高达 3 亿元。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小动作,但能够关注它的人群素质本身相当不错。这一点在探索频道创始人亨德里克斯的自传《探索好奇》里有长篇的论述,这位创始人说,探索频道之所以可以成功,因为他在一个科学统计文献里读到"地球上的成年人里面,大约还有 25% 能保持好奇心"。而纪录片,就是一个被好奇心驱动的生意。

看起来,《我在故宫修文物》还是以 150 万元的投资和不到 10 万元的收入结尾了。但萧寒说成本至少能收回一半,他还有继续出售版权的机会,一些电视台也在购买版权的接洽,素材还可以继续卖钱。

说到纪录片这个市场,叶君拿菜系打了个比方,“这个市场应该有湘菜也应该有粤菜,但是现在湘菜馆子到处都是,没有粤菜馆子。那想吃粤菜的人,也就没有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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